【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4月03日訊】《有冇搞錯》。4月2日。
4月1日和2日地震了，四川甘孜州的石渠縣，1日晚8時發生規模5.6地震，2日凌晨4時多，再發生規模3.3地震。
中國西部，從新疆到青海、甘肅，南邊從西藏到雲南、四川，都在地震帶中。所以地震非常頻繁。
80年代我在川藏線的爐霍縣住過一晚上，發現爐霍和別的地方完全不同，城裡面柏油馬路鋪得很好，整個縣城都是嶄新的建築。爐霍不是一個重要的城市，為什麼會這麼新呢？
當地一位人士告訴我說，原來1973年爐霍有一次大地震，規模7.9的強震，比唐山還嚴重，房子全部倒掉了，死了3、4千人。要知道那個地方地廣人稀，死3千人是很嚴重的。
但這場地震幾乎沒有人知道。連四川省裡面的人，都很少有人知道。
其實，1970年雲南通海大地震，死了1萬5千多人，同樣沒有任何死亡報導。當局給災區運去《毛主席語錄》，到現在當地人說起來還很生氣。
如何應對自然災難，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如果把2008年四川大地震，和這次武漢肺炎疫情作一些比較，有些事情很有意思。
08年四川地震，瞬間觸動了全中國的民族神經，中國大批志願者趕赴災區，大量民間捐助的物資蜂擁而來，民間捐款創下中國歷史之最。超過1,100億人民幣。
汶川地震後40天內，就有超過130萬人次的中外志願者在災區工作。根據2009年四川的統計：汶川地震抗震救災期間，志願者報名118萬餘人，有組織派遣志願者18萬餘人，開展志願者服務達178萬人次。這是官方組織的，不包括民間自發組織的志願者、不包括無償獻血的志願者。有人推測，全國在汶川大地震中以各種形式提供過志願服務的志願者超過了1千萬人。
直到災後一年，四川災區仍有超過5萬名志願者在服務。2008年被稱為中國「志願者元年」。
專業人士在這次地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自發組織的醫療隊伍全國來了很多，這些隊伍一路上還不斷吸收很多以個人身分前往災區的醫生。
由於志願者太多，如何勸退志願者成了志願者的重要工作。一年多之後雅安地震，當地每天勸返超過千人。「志願者給災區添亂」成了一個話題。
當然，志願者有些不專業，有些人趁機擴大名氣等等，都確實存在。
但無論如何，自己的國家自己參與，在08年達到了高峰。所以也有人把2008年叫做「中國公民社會元年」。
當然，現在「公民社會」在中國，已經成了敏感詞。
這次中共病毒發作，武漢封城也有所謂的救災志願者，但都是官方組織的，幫助封城中的人買食物，官方說有好幾萬志願者，但我們看到的，是很多人投訴，買到的東西又貴又差，還壟斷供應，最後和老百姓打起來了。
外地志願者，幾乎沒有看到，只有自願去幫助救災的醫務人員，女護士寫血書，被剃光頭，奔赴前線。
其他義工很少見。
當然，因為災情不一樣，當年是地震，大家搶著去救人；這一次是傳染病，沒有專業知識，沒有醫療設備，去了也沒有用。
如果把全中國各地封村的那些人都算進去，比如北京的紅袖標大媽都算進去，這次的志願者也不少，當然，也都是政府組織的。西城大媽，東城群眾，算是民間力量嗎？恐怕都不是。
捐款呢？
有一個資料，這次中共肺炎病毒，民政部、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會和各地民政部門收到的各界捐款35億元，捐物折款37億元。
這麼少？還有另一個比較多的數字，
官方的數據，截至2月27日，中國民間對中共病毒疫情的慈善捐贈約人民幣257億元（約36.2億美元），為2008年汶川地震時的四成三。其中金融、科技業捐款最多，房地產業則大幅下降。08年地震，中國大陸民間捐款540億人民幣。
那是08年，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還沒開始，各國的量化寬鬆還沒有開始，各國超發貨幣救經濟還沒開始，中國物價大概只有現在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說，人民幣那個時候的購買力比現在高一倍。
就算不算這個，08年以來的12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仰頭期，就是曲線開始陡然上衝的時間。人均收入、各類數據都大幅增長。
但在面對災難的時候，今年的捐款，只有12年前的40%。
發生什麼了？
《紐約時報》前幾天有篇文章說，中國學生們湧入社交媒體，為抗擊中共病毒的中國醫生組織捐贈。工人們走上街頭，要求賠償封城數週造成的失業損失。年輕的公民記者們在YouTube上呼籲言論自由。中國有許多憤怒不安的年輕人，正在反擊政府試圖掩蓋失誤、拒絕讓民間社會提供幫助的努力。
一些人已公開站出來討論遮掩的代價，將矛頭直指審查制度，以及對吹哨人噤聲的做法。一些人通過組織志願者和抗議活動，來考驗共產黨對獨立團體的敵意。還有一些人通過揭露公眾捐款首先流向政府部門而不是醫院，來試圖追究政府支持的不透明慈善機構的責任。
一些人建起了「網絡墓地」，專門收集被政府審查人員從互聯網上刪除的有關中共病毒的報導和評論。幾所大學的學生們在社交媒體上發起了大規模活動，為武漢的醫院募捐，轉發醫生和護士描述醫院物資短缺情況的求救信息。
《紐約時報》文章評論說：「這場疫情喚醒了一代人，其後果可能不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或2008年金融危機的界定性效應，並可能破壞中共賴以生存的社會穩定。」
《紐約時報》可能太樂觀了。以前，很多人說過很多類似的話。
2008年被稱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中國志願者元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後，眾多非政府組織（NGO）和大量志工奔赴災區從事各項服務，同年12月的《亞洲週刊》，將年度風雲人物頭銜給了「四川地震百萬志願者」。
當時，幾乎各式各樣的NGO都能在災區找到自己的定位。
但是，中共對汶川大地震中，民間力量的崛起卻非常擔心。所以從2009年到2010年開始，中國所謂民間社會的發展，出現了全面的逆轉。
尤其是維權倡議型的NGO，近年更面臨許多打壓。新公民運動創始人許志永2014年被判刑4年；研究社會轉型議題的民間機構創始人郭玉閃，2014年被公安系統的國保帶走，隔年獲釋；推動反歧視的益仁平北京辦公室2015年被查抄；2015年底，廣東15名關注勞工權益的NGO負責人被警方帶走。
709事件，維權律師幾乎被一網打盡。
在2008年四川地震之後，除了大批志願者進入災區幫助救災之外，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報導當時的情況，其中包括大量的所謂類似公民記者的人物。最著名的，有四川異見人士黃琦協助遇難學生的家長抗爭，並在網絡上撰文揭露學校豆腐渣工程。四川作家譚作人也發起民間啟動調查豆腐渣工程。這些維權行動很快就受到打壓，或在日後遭到報復。
譚作人則是在2010年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5年。黃琦2009年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文件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出獄後，再一次因為所謂為境外提供機密罪，被判12年。黃琦提供的「機密」，是一份四川公安廳要查他的一個通知。
當然，還有藝術家艾未未，他堅持要找出真相，先被四川警察打壓，最後被北京警察抓起來，現在只好待在海外。他父親艾青，算是中共老一代的文人，為中共搞宣傳，所以艾未未也是紅二代的一員吧，比譚作人和黃琦的待遇好得多了。
還有很多很多的民間記者和作家，甚至官方媒體也寫了大量好報導。
這次武漢疫情，我們只看到三個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李澤華。
兩個武漢本地人，一個李文亮，一個方方。
方方是作家，被封在家中不能出去，她把各種能夠蒐集到的信息，和自己的感想感受寫成日記，放在網上。即使如此，她的微博帳號還被刪除封鎖。
李文亮的事跡，是作為一個醫生，在抗疫時染病去世，和別的犧牲的醫生所不同的，是他在一個小的私人群組中發了一條信息，結果成了中國人心目中言論自由的英雄。
沒了。
這個和12年前中國人萬馬奔騰的那種場面對比太強烈了。
中共，通過了十年的努力，成功地把民間社會徹底消滅了。這個其實很像50年代。中共初建政權，50年代的十年，把以前的自由化的知識分子和社會流動因素徹底消滅，完全徹底地控制了中國。不是政權，而是整個社會。
共產黨的一大特點是對權力的絕對壟斷，他們絕對不能允許有所謂分享的概念出現。
中國古代，其實一直是二元社會。皇帝和政權，管大事，最多任命縣一級官員；縣以下，基本上是自治的，包括村裡面，祠堂，鄉親自治，城裡面是行會自治。共產黨第一次，全部都管起來，沒有任何自治成分。
權力絕對壟斷，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嗎？
其實1960年已經證明過一次了。中國人沒有吸取教訓，但誰也不想，再用幾千萬條人命來證明一次吧。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