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未在大學擔任教職或不在高校工作的人或許很難理解學術界的從眾行為。為何致力於公開辯論且工作受到有力保障的學術環境會變得如此自我設限並令人反感呢？為何那些教育界的重量級人物們害怕說出自己的想法，不敢反駁多數派的意見呢？
這樣的案例一再出現，人們接二連三的因為違反左派的「覺悟」（woke）教條而受到懲罰，身邊的同僚卻沒有人反對。（請參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哈佛大學和俄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Harvard, and University of Oklahoma」的例子。）（譯者按，「覺悟」Woke一詞源於1940年代，非裔美國人為種族而戰使用的政治術語。到了2010末期被左翼激進分子利用於從事社會運動，最終演變成「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
教育界本是我們社會中致力於觀點自由交流及保障言論免受政治壓力的一個特區，卻變成了美國最千人諾諾的地方。政治觀點前所未有的單一、社會態度僵化。除了左派「覺悟」的革命者之外的每個人都很緊張，其中也包括我那些一生都投票給民主黨、支持僱用和錄取方面照顧某些族裔、推崇多樣性、寬容、包容的同事們。
這一切的原因都和職業有關。成為教授的漫長且複雜的過程是其基礎。
成為終身教授之路
這要從高中時代聰明學生競爭擠進名校説起。如果你未能進入知名的公立或私立大學，那你將沒有機會獲得進入知名研究所的資格。沒有在名校取得博士學位，那你幾乎沒有機會到名校工作，尤其是在就業機會相對較少的科系，例如人文領域，每一個職缺都吸引著數百名申請者。如果你有幸獲得了附帶終身教職的職位，數年之後你將面臨另外一個障礙：終身教職評審。那一天將決定你是否獲得終身教職或者失去它。
你成功的關鍵是每一步都需要別人評價你。你進入研究所是因為招生委員會喜歡你的申請。你拿到博士的學位是因為你的論文委員會認同你的研究成果。你找到一份工作是因為面試你的招聘委員會對科系表示「贊成」。你能邁向終身教授職位是因為你的教學受到好評——是的，你的學生對你的評價也很重要——還因為你通過了專家評審才發表的期刊論文。如果你贏得了研究資助或者學會會員獎金，那是因為一個專家小組在仔細梳理所有申請之後看中了你。最終，你贏得了終身教職，那是因為投票給你的資深教授多於你的反對者。
換句話說，你的價值和未來掌握在他人的手中。的確，有一些教授的身價是他們給學校帶來的經費數量來確定的，尤其是聯邦研究資助對大學預算來說非常重要。但是大多數教授不是這樣，他們的價值不取決於他們學生的收入，也不是因為他們替他們的學院招募到多少本科生。他們在學術界晉身，主要是通過給前輩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是得罪他們。
一開始，他們就學會了精明、可靠。他們知道學者一般臉皮薄、記仇。因為教職評審投票和同行審議都是匿名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不用說明理由的情況下投你反對票。你真的願意因為一個同事批評「黑命貴」被其他人閃避而冒險為他辯護並得罪他們嗎？教職評審的票數可能非常接近，兩到三張票就可能使結局逆轉。
當有爭議事件發生時，這些就是一個教授的精打細算。他們強烈意識到前輩的重要性，因為前輩們在他們的成功上扮演了關鍵角色。後果可能很嚴重，同僚的評價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這種耳濡目染從青少年時代就開始了，並且將超越獲得終身教職：他們的進一步研究還會受到審議，他們還希望能晉升為正教授。
謹慎與圓滑
經過多年的潛移默化，教授們已經培養出一種謹慎、圓滑的人格特質。他們學會了在發表意見前先思考別人會如何反應。他們遠離有爭議的話題和有爭議的人。無法躲開時，他們謹慎地隨波逐流，然後繼續自己的工作。他們希望人們會嚴格的用智力成果去評判他們：教學是否井井有條？對學生是否認真負責？他們的研究是否有見地且嚴謹？但是他們擔心個人評價也會參雜其中，他們不想冒風險衝撞他人。
這正是我們看到校園變得如此難以容忍不同意見的原因。人們不敢說出內心真正的想法。他們已完成的工作為他們獲得了上級的好評並已經內化成這樣一種普遍心態：「我需要你的認可。」他們多少帶著一種自我約束的冷淡心態下在其專業領域過活。
要擺脫這種約束需要付出代價。高度認同主流意見的人們鄙視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懲罰異議者。比如，他們可能告訴學生避開他、不要邀請他參加聚會並反對他參與系裡的各種委員會。他們可能無法損害他專業上的聲譽，但可能在本校把他視為異類或頑固分子。在一個以同行評審為基礎的行業，我們不能低估這種社交冷遇的力量。他的不同意見可能跟他的學術專業完全無關，但他的學術地位卻可能因此受到影響。
解藥
解藥也很簡單：需要更多的教授站出來反對這種不容忍。他們不必認同那些因異議受到懲罰的始作俑者，但必須站出來反對他或她受到的懲罰。當他們看到一個異議者僅僅因為他或她嘲笑「覺悟」左派的教條（這是目前最常見的「罪行」）而遭到投訴、聯署或誹謗時，更多的教職人員應站出來反對。
這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困難，因為只需要幾個人站出來反對，就可以改變整個局勢。 一個人對壘一百個人和四個人對壘一百個人，情況有很大的不同。這三個人站起來大聲說：「嘿，別這樣攻擊X教授，而是用你更出色的話語和理念來反駁他的」。這種影響力遠遠超越他們的人數。多數派無法再把那個異議者視為孤立的人物、不合群的人或不值得在學術上回應的人。
從眾行為有兩種運作方式。一是用恐嚇的方式強迫所有人站隊，二是孤立不順從的人。多數派想把異議者打扮成離群並古怪的人，他言論的實質卻被忽略並被扣上一頂大帽子（比如「他在課堂上發表性別歧視的言論」），並因此給他定性、必須驅逐他。異議者頓時成為眾人焦點：他的人品不好，不適合這個團體。他們還故意造勢，目的是讓所有人看到這個過程並學到一個教訓：「如果做跟他同樣的事，說同樣的話，你的下場會如此。」
但只要有幾個人站出來，這種孤立策略就會失敗。因為多數派知道，當這三個人要求以學術而非懲罰性的方式回應異議者時，他們不能對其實施同樣的懲罰。因為這樣做會引起更多原本沉默的人站出來反對，如此一來多數派就無法壟斷什麽是對什麽是錯了。我們也可以看到，多數派強推從眾的作法是多麼的脆弱。
這就是希望所在。脅迫的環境不會讓人開心。沒有人喜歡腦海裡隨時都有一個審查者提醒你「禍從口出」。當然，我們必須遵守學術規範和基本禮儀，但是當前從眾的脅迫力度已經接近起訴思想犯罪了。教條的執行變得過於嚴苛，和人文精神背道而馳：人們已經受夠了。因為上述原因，不滿在學術界需要更長的時間才會反應到表面上來。但最終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大聲地說「夠了」！
目前還看不出來校園中的不容忍現象有減弱的跡象。那些針對所謂「異端」發起聲討的人仍然受到鼓勵並信心滿滿。只有堅定反擊才能使校園向更廣泛的言論光譜重新開放。我們需要更多的教授站出來。更多的人這麼做，其他人站起來會更輕鬆。
原文 Conformity in Academia, Explained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馬克·鮑爾萊因（Mark Bauerlein）是埃默裡學院（Emory College）的英語教授。他的作品曾在《華爾街日報》、《標準週刊》、《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和《高等教育紀事》中發表。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