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問題顧問余茂春，4月15日，在「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舉辦的聽證會上說，過去15年，至少27位中國億萬富翁被抓捕，他們遭受的指控既離奇又荒唐。河北著名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就是被中共抓捕的億萬富翁中最近的一個例子。
孫大午等三個典型案例
1.孫大午可能因言獲罪
4月21日，孫大午被正式逮捕。孫被指控涉嫌八項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聚眾衝擊國家機關、非法占用農用地等。
去年11月11日凌晨，孫大午等28名大午集團的高管被警方抓走，包括孫大午夫婦、孫的兩個兒子、兩個兒媳及一批公司高官。該集團28家子公司被官方接管，公司財產幾乎全部被凍結。
孫大午，現年66歲，1985年創辦大午集團，任董事長，以1000隻雞、50頭豬起家。1995年，大午集團成為中國500家大型民營企業之一。大午集團有員工九千多人，固定資產20億元，年產值超過30億元。
2003年，孫大午曾被中共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刑3年、緩刑4年，處罰金10萬元，大午集團被判處罰金30萬元。
此次孫大午被抓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他發表了一些令中共反感的言論。比如，去年5月，孫在網上對維權律師許志永等表達敬佩之意。孫說：他們讓受害者看到了一點亮光，保持了一點對法律的信心，點亮了他們生存下去的希望。
去年2月15日，許志永因發表「勸習近平退位書」被抓捕，涉嫌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
2.曾成傑被執行死刑
曾是湖南三館房地產開發集團公司總裁。2008年11月11日，被當地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抓捕，後被判處死刑。
2013年5月27日，曾的律師王少光最後一次到看守所會見他時，曾說：「王律師，我感覺這件事情可能不行了，後面有很強大的力量在操控，即便你能為我爭取到死緩，他們也要弄死我。」
2013年7月12日，在王律師未接到死刑覆核裁定書、法院未通知家屬、未安排家屬刑前會見的情況下，曾被祕密執行死刑。
次日，王律師發了一個緊急聲明，稱「如有任何虛假，願承擔法律責任」。王寫道：「湘西民間融資得到當地政府的支持，幾乎所有的項目（包括吉首市政府）都是靠民間融資，90%的家庭參加了融資」，「（三館公司的）融資協議由公證處公證，被大眾認為是合法的」。「三館公司34億元集資是累計額，實際集資的本金是7.1億元，直接投入工程7.7億元，投入項目資金大於融資本金0.6億元。實際未歸還的集資本金為2.02億元，當時（曾成傑的）資產價值23.8億元」，是「歸還本金的10倍。如果不是當地政府將當時價值23.8億元的資產以3.8億元賣給了湖南省政府的獨資企業財信公司，根本不會資不抵債，融資群眾完全能夠得到本金和利息」。
「融資群眾對曾成傑是信任的，紛紛寫信要求無罪釋放曾成傑。判處曾成傑死刑就是攔路搶劫、圖財害命，使融資雙方血本無歸，湖南省政府獨資企業無本萬利。」
「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在案發時是湖南省長，在湖南高院判處曾成傑死刑時是省委書記。湖南高院2012年2月19日做出二審判決，直到2013年3月周強從湖南到任最高法院院長前，最高法院都沒有核准，周強當院長後不到三個月核准」。
從王律師的聲明看，曾成傑案是一個大冤案。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是謀殺曾成傑的重要責任人。
3.李俊被迫逃亡國外
2007年至2012年，薄熙來任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在重慶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唱紅（歌）打（擊）黑（社會）」運動。以涉嫌黑社會犯罪的名義，抓捕了一批民營企業家，沒收了數千億元的資產，重慶俊峰集團董事長李俊就是其中之一。
李俊的重慶俊峰集團下屬十多家公司，淨資產40多億元人民幣。
2011年12月9日，重慶俊峰集團及其下屬企業的20人接到判決：李俊的哥哥、俊峰集團股東李修武，因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五項罪名，被判刑18年，罰金2.0135億元。俊峰集團法人代表台士華，被判刑13年。另外18人分別被判刑5年半至1年2個月不等。
判決書稱：「對該黑社會性質組織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分子聚斂的財物及其收益，以及用於犯罪的工具，予以追繳沒收，上繳國庫。」這意味著李俊辛辛苦苦經營二十多年建立的俊峰集團，被以「打黑」名義奪走。
2009年以來，李俊經歷了被抓、無罪釋放、再被抓的奇特遭遇，只是在第二次被抓的前一天，他逃走了。2010年10月 23日，李俊乘飛機前往香港。之後，逃亡海外。
據旅居加拿大的媒體人姜維平講，李俊「通過網絡尋找，不僅與我取得了電話聯繫，而且把他的證據材料的副本全部特快專遞給我，經過我與加拿大律師朋友的研究和鑑別，我確信，這是一起由薄熙來和王立軍精心策劃的冤案」。王立軍是時任重慶市公安局長，重慶打黑總指揮。
億萬富豪持續被關進監獄
中共1978年12月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有億萬富豪被關進監獄。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時，一批億萬富豪被「黑打」。近年來，隨著中共搞的「國進民退」（國有企業得到大力扶持，民營企業受打壓），又有一批億萬富豪淪為中共的「階下囚」，其中，不少人的財產被中共以各種方式奪走。比如：
顧雛軍，原廣東科龍電器公司董事長，2008年1月，被中共法院以虛報註冊資本等三項罪名，判刑十年，顧的名下上百億元的資產，幾家上市公司，全部被剝奪光了。顧的律師陳有西分析，顧的三項罪名都不成立。
蘭世立，中國東星集團公司董事局主席兼總裁，2005年被《福布斯》雜誌列為中國富豪榜第70名。2010年4月8日，蘭世立被中共法院以逃避追繳欠稅罪，判刑四年。中共僅用8,550萬元的超低價，將蘭世立價值20億元的公司搶走。
彭治民，重慶首富，原重慶慶隆屋業董事長，2011年5月4日，被中共法院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名，判處無期徒刑。據重慶公安局官員王智講，彭的資產達46.7億元，由於土地已經增值，實際資產市場價值在100億元以上。
楊宗義，南京前首富，江蘇福信財富資產管理公司實際控制人，2020年11月17日，被當地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抓捕。2015年至2018年，楊崇義均以40億元的財富成功入圍胡潤百富榜。
中國億萬富豪被關進監獄的原因
第一，中共從來沒有真心保護私有財產。
中共的老祖宗馬克思痛恨私有制、宣揚公有制。馬克思的理論被認為是無產階級的理論。無產階級，就是沒有財產的階級。無產階級要奪取政權、執掌政權，沒錢怎麼辦？從中共的歷史來看，其做法可用一個字概括，就是「搶」。
中共最初開展農民運動時，有一個口號叫「打土豪、分田地」。說白了，就是搶奪地主的財產。中共當政後，先跟資本家搞所謂「公私合營」，後來又搞「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用最簡單的話說，就是把搶資本家的錢財。最後，中國只剩下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沒有私有經濟。到1976年十年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被中共折騰到接近崩潰的邊緣。
為挽救政權危機，1978年12月，中共開始改革開放，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允許有一些私人所有制經濟。民營企業在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夾縫中發展起來了。
幾千年的人類歷史證明：私有制經濟是真正具有活力的經濟。雖然中共只給私有經濟開了一些口子，有的地方開得大一點，民營經濟立即表現出巨大的活力，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正如中共黨魁習近平所說，「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中國）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但是，中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意識形態沒有變。表面上，它也講保護私有財產，實質上，它從來沒有真心保護私有財產。當中共缺錢或政治上需要時，它隨時可以把私有財產變成國有財產。
第二，中共的經濟是權力經濟。
中共的經濟是建立在掌握槍桿子（軍隊）和刀把子（政法）的基礎上的。面對一手拿「槍」，一手拿「刀」的中共，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無論多麼有錢，也是「弱勢群體」。當中共以「刀」和「槍」為後盾「搶」錢時，民營企業家無還手之力。
在市場經濟國家，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在調節經濟。但至今中國仍不是市場經濟國家。在中國，是權力這隻「看得見的手」，在操縱一切。中共公開講：「黨政軍學民，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對經濟的領導表現為：對錢（銀行、股市、匯市）、資源（土地、礦產、水源）等的壟斷，對稅、費的壟斷等。民營企業家如果不聽黨的話，就從銀行貸不到錢，拿不到土地，拿不到採礦權，甚至被停水停電，隨時面臨被中共加徵各種稅、費的巨大壓力。
當中共認為民營企業家的言行超出它劃定的框框後，它可以找任何藉口，從民營企業家手裡「搶」錢。
第三，中共官場腐敗加劇「搶」錢進程。
1989年中共獨裁者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後，一方面，縱容其子江綿恆既當官又經商，另一方面，提拔重用了一批嚴重腐敗分子。這兩者相互作用，使中共的腐敗之癌惡性膨脹，將中共官場變成一個權錢交易場。
到如今，中共官場的潛規則是，要想升官、發財，必須給上級官員送錢。錢從哪裡來？「搶」民營企業家是最簡單的辦法。
曾研究並撰寫《重慶打黑報告》的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童之偉表示，這些被打黑的對像均為民營企業家。北京律師李莊表示，他認真查看重慶多個打黑判決書時發現，幾乎所有判決書中最後一頁，都有相同的六個字——「沒收全部財產」。
第四，中共對民營企業家心存恐懼。
中共政權是靠不擇手段顛覆中華民國得來的，中共當政72年，從來沒有舉行過真正的選舉，沒有得到人民的授權，因而，不具合法性。中共一直靠高壓和欺騙維持統治，總擔心恐懼有人「顛覆」其政權。當民營企業家有雄厚實力後，中共害怕民營企業家會成為危及其政權的一股力量。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