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6月05日訊】「六四」屠城後，為了轉移社會的重心，把人們精神上的投注轉移到物質上，共產黨加速了從1978年啟動的經改的步伐。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開始了紅色中國飛快啟動轉輪，經濟超限發展，全民下海的奇特現象。
2.8億失去土地的農民成為農民工，在遙遠陌生的城市、礦地打工，流浪。這些年中，農民工悲慘的遭遇是時代特殊的刻記。
（接上文）
1990：世界上受苦的人們
在紅色中國狂潮一般的經改中，出現了18、19世紀歐洲出現的圈地現象。
在中國，從80年代開始的三次圈地運動中，中國喪失了一億畝糧地，這其中許多是等待收割的糧地。以和GPD成正比的速度，每年新增兩百多萬失地農民，兩三百萬畝被圈的糧地。這些良田中長著肥碩的莊稼，滿地下垂的金黃穀粒全部砍下、拔起，土地上蓋起來豪華的高樓、有毒的造紙廠、電瓶廠，農村出現了色彩濃烈的小溪，農村的空氣中開始飄來異味，這渾濁的空氣叫糧地裡幹活的農民昏眩不適。一個個農人開始患上癌症。
失去土地的農民成為農民工，在遙遠陌生的城市、礦地打工，流浪。這些年中，農民工悲慘的遭遇是時代特殊的刻記。
1994年4月3日，來自中國各省的農民工在北京火車站外等候工作機會。(MANUEL CENETA / AFP )
2004年，北京國家信訪局門前，出現了300名來自浙江舟山的漁民。
「他們跪在那哭的哭、喊的喊，說是上海的開發商把他們的地給占了。沒有地了，沒有魚了，漁民無法生存，沒有地方住、又沒有生活來源。……跪在地趴著地磕頭，最後用了兩輛大公車把他們全拉走了，連拉帶拽都摔在車上，他們在車廂裡頭還喊還哭。」
從什麼時候開始，共和國的人民開始寫信向全世界人民求救。在叩求哀告的信尾，他們附上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身分證號碼，那多麼像是一串求救信號。多麼像是國家監獄裡囚徒悲慘的編號。
內蒙古包頭市王應基村全體村民向世界發出的求救信是這樣結束的：
「我們王應基村的全體村民含淚向國際媒體、聯合國糧農署、中國人權呼籲：請伸出你們的援手，救救受苦受難的中國農民，把我們賴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還給我們！中國的農民被欺騙太多、太久了，應當動員全人類的良心立即行動起來制止掠奪土地資源的狂潮。」
2005年底，這掠奪土地的狂潮升到了頂點。政府徵地蓋發電廠，廣東汕尾紅梅灣東洲村的村民失去了糧地，連村民捕魚的湖也被危及不保。在層層剝削後，村民得到的補償費僅餘下一個可悲的數字。
2005年5月起，廣東汕尾紅梅灣東洲村因糧地被政府強徵蓋發電廠，村民走投無路，自發輪流駐守在汕尾電廠門外持續維權抗爭。圖為10月9日抗爭現場。（大紀元）
村民一層層上訪卻沒有得到回應。他們日夜在發電廠工地前守衛，直到坦克出現在村口，把炮口對準了村子，上千名穿黑衣的武警進駐村子，射殺了數十多個年輕的村民，把屍體堆在海邊焚燒滅跡。
在海邊，頭戴厚重的深色盔甲，身穿深色衣裝的鎮暴警察文風不動地站立，如同古代的黑武士一列排開。村民雙手持香，披白布跪在他們對面，悲切的哭號哀求著，乞求領回親人的遺體。
2005年12月9日，東洲村民被武警包圍無法出村，大批死者的親屬因無法認領屍體持香跪求武警。（大紀元）
這是最超現實、最殘酷的對峙。六四屠城16年後，久違的坦克駛回我們的視野。在歷史的這個座標，冷血的子彈正式向九億農民宣告他們在新中國的命運。
在紅色中國，本次人類文明的主舞台，發生在農民身上的許多故事比最慘烈的劇本還要悲涼，殘忍。翻開這些叫人不忍卒讀的事件，我們才知道70年來共產黨在神州大地上所幹下的事。才能夠確信共產黨人早已依據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宣言》中所寫的行動綱領，把非人的命令執行。
在有著九億農民的紅色中國，農村的變遷才開始。從這裡開始，我們將看見遍布中國古老大地的農村如何一步步蛻變，直到今天在農村普遍出現的一個個人倫悲劇。
2.8億（2018年數字）失地的農民工在各省城大流浪。在各城市廣場、火車站，他們手拿榔頭、鋸子，默默蹲在一張寫著水泥工、木工、電工等字樣，破舊的牛皮紙牌後，等待招工。在廣東陡峭的名山上，兩肩挑起百斤重的磚石、遊客的轎子，背上比人高的，厚長沉重的木板，一個個不年輕的工人以慢動作一般的速度，從山腳一步步踏著千級階梯，緩緩登上山頂。
下礦坑成為貧困山區的農民工謀生的路。礦坑裡閃爍著微弱光芒的煤油燈，越往深處走，空氣越稀薄，煤油燈也會熄滅。農民工告白：「幹活的時候常常因為缺氧，頭暈得不行，歇工以後，鼻子裡呼出來的氣都是黑的。」「如果早知道挖礦會要命，說什麼我也不會去。」
下礦坑成為貧困山區的農民工謀生的路。圖為2009年11月23日黑龍江一名在煤礦爆炸中倖存的受傷曠工。(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那時礦難多，農民工在一回回的礦難中成打成打的死去。在經濟的超速發展下，為了滿足工廠能源劇增的需求，礦產量面臨巨大壓力。當礦坑的瓦斯濃度達爆炸最強範圍的9％時，在被停職、停工的威脅下，礦工們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下礦。礦坑爆炸時「砰」猛地一聲，礦工的身子橫飛出去，標本般貼在礦壁上。現場留下一頂安全帽，帽裡用粉筆寫著：
「骨肉親情難分捨，欠我娘200元，我欠鄧曙華100元，龔澤民欠我50元……」生還的礦工在描述受難的情況時從眼裡流下了墨汁一般黑的淚水。當他哭到傷心處而嘔吐時，吐出來的東西也是濃黑的。
隨著改革開放經濟崛起，農民和整個社會的生活水平差距也越來越大。要趕上社會前進的速度，缺乏資源的農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出賣自己的血。
在青康藏高原上的青海樂都縣，有一千多個家庭的父母靠賣血送子女上學。樂都縣馬廠鄉的一間中學裡，百分之九十學生長期靠父母賣血交學費。在雲南嘎娘，一個哈尼族的孩子在為母親洗衣時，在口袋裡發現了幾張賣血的單據，才知道自己的學費是怎麼來的。在滿山梯田的雲南哀牢山、四川大涼山，在河南、安徽，農民賣血不是一個祕密。在河南愛滋村裡，賣血而染上愛滋病的村民一個接一個、一戶接一戶死去，留下生活著帶病原的孩子們的孤兒院。愛滋村外，一列列低矮的土墳禿裸在日光下，形成一個方陣。
2004年2月21日，河南文樓村因賣血而感染愛滋病的農民，大排長龍領取廉價藥品。(STR / AFP via Getty Images)
農民賣血，背後有一個祕密。上世紀80、90年代，河南農村掀起「快速致富，獻血光榮」的風潮，許多村莊被捲入其中。人們將之稱為「全民賣血運動」。四方設起了賣血站，鼓勵貧窮的農民賣血。
「家裡窮，急，窮哩很！都說獻血光榮，利國利民利己。就都去賣血。」
「過去很早時候，村裡就有人賣血，那時候都是全採，有人賣了一輩子血，活到七八十還好好哩，也沒有聽說過啥愛滋病。愛滋病都是單採才感染的，單採是政府開血站才開始的。」
村民們回憶說：「那時候到處都是血站，開封就有五個血站。沈丘、項城、鄲城、周口……都開血站！村裡人就到處跑著賣血，不賣家少，都賣！縣裡小車下來宣傳獻血光榮，喇叭吆喝著：要致富，走獻血路！自己縣裡有血站管獻血，外縣也有血站也管獻血。」
也就是說，和許許多多發生在紅色中國的事件一樣，它不是自然發生的。和50年代末的大饑荒一樣，千萬農民不是餓死的，而是被打殺死的。
無產階級革命時，應許了農民工人土地和無產階級天堂。蘇聯入侵戰（所謂的國共內戰）時，頭綁白巾的農民推著板車，充當了當時西方戰場上運輸軍用品的騾馬。改革開放後，農村蓋起來一棟棟別墅般的房子，各省建立了許多文明村莊，農民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然而改革開放40年後，農村出現了老人自殺潮。
1998至2005：被遺棄了的一代人
與農民共命的，是紅色中國2億工人。當年中共打擊國民黨，在上海等地在大學生和工人階層中煽風點火，搞示威遊行、罷課、罷工，掀起紅色恐怖。在共產黨奪權中，大量利用了工人階層。工農兵中，工人被稱為「最先進的階級」。
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一錘定音之下，改革開放脫韁野馬般朝前猛奔。許多國有企業瀕臨倒閉，國企集中的東北如哈爾濱、瀋陽，出現了下崗工人自殺潮。這些人一夕之間從「新中國」的天之驕子跌入谷底，失去了工作、房子、財產、尊嚴，許多失去了婚姻，導致當時出現了自殺潮，甚至發生多起全家幾口一起吞藥、跳樓、跳水自殺的悲慘事件。在90年代，中國的自殺率全球高位。
由於生活艱難，下崗工人家庭離婚率不斷上升。自1998年以來因為生活困難而服毒、跳樓、臥軌、自縊、拒醫而亡的事件時有發生。一名44歲的工人與妻子每天的飯錢不到5元，「每頓兩個饅頭，吃點自己醃的鹹菜」。一位下崗的母親將「家裡所有的硬幣和一毛一毛的」都收進塑料袋裡，只有200多元。那就是這個家的全部家當。隨著積蓄的一點一滴消失，下崗工人一貧如洗，家徒四壁，尊嚴喪盡，走投無路，自殺成為他們最後的路。與還有土地的農民相比，下崗工人的境遇更為悲慘。
一位下崗的母親說：「我把青春，把一切都獻給了毛主席，獻給了小平同志，獻給了共產黨，現在身體累垮了，渾身都是病，到頭來卻連吃飯的錢也不給了。我除了擋車又什麼也不會，這個年齡改行，到哪裡能找到工作？活下去只是家庭的一個負擔，我想來想去，還是死了的好。」
這些工人安分守己做了幾十年奴隸，被搾乾了青春、血汗之後，被一腳踢開。在「新中國」發生了多少慘事，卻沒有任何報導，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工人是社會主義核心階級。那些年裡『進廠當工人』就是所有人最美好的願望。80年代初，整個鐵西區上班下班時就是自行車的世界，整條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工人，都穿著灰色或藍色的工作服，肩並著肩，車頭頂著車尾，順暢時慢慢騎，擁擠時下來推，極其壯觀。」（《大下崗之東北往事》）
根據1990年中國人口調查，中國全國自殺死亡人數為50萬3047人，是唐山大地震官方死亡人數的兩倍。也就是說，每年在中國都發生了兩次看不見的唐山大地震。其慘烈程度危及人的心靈，殺傷力更大。
在紅色中國，所謂的改革開放是一個陷阱。國富民窮，貪官污吏坐地分贓，人民窮困潦倒。在偏遠的農村農民賣血；在轉型的工業城市，工人集體臥軌自殺示威。在90年代，成千上萬下崗工人在各級政府大樓前、馬路上靜坐，時常，車輛穿過城市，突然整條馬路癱瘓，那是因前面有成千上萬工人在馬路上坐了一地。而特快車被堵，也是因為幾百、成千上萬名下崗工人集體臥軌。在各市政府門前廣場，上萬下崗工人靜坐請願，要工作、要工資更是那時常見的景象。
2005年7月11日，四川成都引擎有限公司的員工坐在馬路中央抗議被裁員，並發生警民對峙與衝突。(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億萬工人以生命換來的一個迷思。這些工人為紅色中國的「崛起」付出了悲慘的代價。他們為全世界的消費者提供自己或許一生也無力購買的產品，每週工作60至70小時，賺取每月不到44美元的廉價工資。沒有保險，沒有工會。如果出工傷，他們面臨的是失業。
他們在工廠中昏天黑地趕工，為中國起飛的經濟製造奇跡，可他們自己卻每天攢不到2元美金。有時候，她們連續三天的睡眠時間加起來不到六小時，「27日早上6點開始的工作，將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6點半。」在這樣連續超時加班的第三天，廣州女工何春梅因疲勞過度而猝死。2003年，一名深圳包工在兩天內工作了35小時後，凌晨6時死在下班的路上。
農民賣血、冤民跳樓、農民工寫遺書、股民賣器官、信仰者絕食、工人臥軌……所有這些屬於個人的小故事彙集成一個巨大的故事，衝擊著向貪腐、荒誕、欲望打開大門，進行一場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的紅色中國。
共產中國的經濟奇跡是一個巨大的泡沫，而這個泡沫的粉碎將是災難性的。泡沫本身是劇毒的，這個經濟泡沫中摻雜了太多的貪腐，太多底層工人、農民工被損害的生命，太多被腐蝕的人性，是一個光怪陸離的物體。正是這異化的物體，把整個共產中國挾裹著，把它拖下深淵。
2000：新世紀新氣象
然而在巨大的壓力下，為了生存，人會爆發，即使在高壓暴力統治下的紅色中國，人們會爆發。人們承受的壓力有多大，他們的爆發力就有多麼洶猛。
2002年3月，國有重工業區東北工廠接連倒閉，爆發工潮。從黑龍江大慶到遼寧遼陽市，工人天天上街示威。3月12日，遼寧遼陽上萬名下崗工人高抬毛的肖像、紅旗在市府附近肅穆地遊行示威。
「我們的父輩為了國家的繁榮昌盛，為了我們遼陽的振興，付出了他們的血和汗。現在就是大家經常講的：青春獻給黨，老了沒人養！」
「我們要見市政府領導，比見觀音菩薩還難。我們請過市政府的各位領導和公安的各位領導，首長，跟你求爺爺告奶奶地求見你們不見。」
「所有的腐敗都來自共產黨，在中國沒有人權這種東西。」「他們說我們是國家的主人，但我們對他們根本什麼都不是！」
「他們要你下崗，就算你可能會死，他們也不關心」。
在互聯網時代，這些來自底層的聲音被記錄了下來。有了這些記錄，三千萬下崗工人留下了他們的軌跡，我們能夠聽見他們的憤怒，看見他們曾經奮不顧身的生活、奮鬥，而不是無聲無息的隨著漩渦一寸寸旋到河底，消失，不留一絲痕跡。
與90年代虛無頹廢的人文氛圍不同，進入21世紀，在貪官百姓各展其能，跳上舞台拳打腳踢一番的時代氛圍中，古老的國土上出現了不一般的新氣象。
2003年，在山西、寧夏、陝西、青海、廣西、貴州、湖南等七省的鐵道線上，發生了87宗貨運列車和鐵路倉庫被洗劫一空的事件。以一種極為生動的喜/鬧劇形式，參與洗劫的百姓形象地演出了共和國的無序狀態。鐵路沿線的農民、民工和下崗工人、待業青年、退休老礦工及其家屬組成了洗劫大軍，並有維持秩序的糾察隊阻止官方、公安的干預。場面最壯觀的一日裡有近萬人參與洗劫。這些共和國的「百姓強盜」這麼說：
「當官的都當得三代花不完，俺老百姓窮得三餐填不飽肚子。開倉搬貨，共同享有，也是天經地義！還有人說：今天的日子就叫官逼民反！」
在洗劫列車時，這些人高唱著當年國共內戰時打土豪分田地的小調。地方書記眼睜睜地看著上千人從火車車廂上搬下貨物往卡車上裝載，還以為是在拍電影。這些老百姓動員了鄉裡的中小學生一起來搬運，還鼓動隊伍扯開了嗓子齊聲高唱毛《造反有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和高舉著毛的畫像遊行示威的遼陽下崗工人異曲同工，這些人民拾起了毛早已破產的精神，揭開了共產黨用來掠取權力的面具。
隨著貪腐瘋狂的加速進行以及貪污的體制化，這嘉年華式失序的抗爭被一波波悲壯的民間維權代替，工人、農人、冤民開始了浪濤一般激昂的草根維權。21世紀的最初，刻滿了這來自底層人民的激情和憤怒。
1989年，要求政府清廉的熱血青年喪生在坦克履帶下。十年後，貪汙腐敗橫掃全國。被剝奪的千萬工人農人、遍地的冤民接過了天安門廣場上的那把火種。（待續）
（轉載自《新紀元》/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