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周恩來是中共首腦中被神化得最突出的兩大偶像，一個是「偉大領袖」，一個是「道德完人」。
「文革」後，延續了幾十年之久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完全破滅，由此引發了廣大民眾對中共的普遍懷疑與批判，嚴重動搖了中共獨裁統治的根基。為了修補和維護搖搖欲墜的「光偉正」形象，中共抬出了周恩來這一「道德完人」，以替代毛澤東神話破滅後留下的心理空缺。
縱觀中共宣傳工具套在周恩來頭上的種種光環，可謂光彩耀眼，形形色色，什麼「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兩袖清風」、「溫文儒雅」……但宣傳得最多的還是他如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為國家操勞。一句「人民的好總理」，是中共套在周恩來頭上最耀眼的一個光圈。
那麼，周恩來是不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人民的好總理」呢？
從已經披露出來的大量事實來看，他最關心的既不是民眾的疾苦和利益，也不是國家民族的榮辱和興衰，而是自己名位。與毛澤東的嗜權如命、惟我獨尊不同，周恩來費盡心機的是如何在獨裁者的淫威下保全自己。因此，每當人民和國家的利益與他的名利和地位發生矛盾時，他維護的始終是後者，捨棄或犧牲的總是前者。而最能夠體現這一點的莫過於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
1949年中共建制後，周恩來的治國思路與劉少奇、鄧小平一直很接近，而與毛澤東則始終是有距離的，為此他曾多次受到毛的批評和指責。對毛發動「文革」，打倒劉鄧，周內心是不贊成的，以他個人的秉性、以他處理黨、政日常工作的身分，周恩來對這樣一場「天下大亂」將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的後果，他不可能不清楚，但面對毛的淫威，周深知自己如果不及時站在毛的一邊，就會像劉鄧一樣被毛打倒。最終，為了保住自己的名位，周還是狠下心來選擇了倒向毛，而將人民和國家棄之一旁。為了顯示自己的忠心不二，「文革」中周不僅緊跟毛做了許多助紂為虐的壞事，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親友下屬，心狠手辣，雙手沾滿了許多無辜者的鮮血。
據「文革」專家宋永毅介紹：「周恩來從文革66年開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員。只不過他不是文革中間的新貴。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間的嫡系。中央文革碰頭會誰主持呀？周恩來主持。所有這些決議都是他批准出來的。周恩來當然是文革派。」
縱觀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可以說凡是毛青睞的紅人他總是不遺餘力地進行吹捧。
在整個「文革」過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來曾經大力推崇江青。1966年，毛澤東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指導文革。是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提議陳伯達擔任組長，提議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江青在「文革」中發跡，後來成為中共政治局委員，就是從這時開始的。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的一次十萬人大會上，周恩來還曾主動介紹了「江青同志的戰鬥生平」。他說江青當年寫過「戰鬥的文章」，「紅文章」，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奮的學生」，對同志「能熱情認真地幫助」，對敵人「敢於把他們端出來」。他還在大會上兩次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志！」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時，周恩來對毛澤東要打倒的人則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成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級官員。周恩來不但對毛澤東的這一決定堅決支持，而且親自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組，起草開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來還在國務院系統的國家對外文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親自抓了「文革」試點，把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張彥、韓光和張勁夫統統打入「反黨集團」。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後，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近萬字的發言，第一次提出了「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的說法，證明毛澤東打倒老官員的行動有理。周恩來不惜以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為反面教材，說「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原因是「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意思是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結果，周的講話傳出去之後，瞿秋白的墳墓立刻被砸毀，紅衛兵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破壞墳墓的高潮。
在對待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先前的態度一直是低調、謹慎、猶豫，一度被毛澤東從主管劉少奇專案的位置上撤了下來，但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是他與陳伯達、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並由他本人執筆的關於劉少奇的報告，其中稱「劉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工賊、大漢奸。……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最令人髮指的是，他還曾在把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的項目審查報告上批示「此人該殺！」
1969年10月，周恩來親自負責將中國高級官員送往外地「戰備疏散」。周恩來把劉少奇交給汪東興手下的人去處理。儘管周恩來時時刻刻都了解劉少奇悲慘的境遇，但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曾經對劉少奇施以援手。結果劉少奇沒過一個月就在河南省開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來也從來沒有對劉少奇之死表示過任何歉意。
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大批官員的事常常被人稱頌。但是，周恩來唯毛澤東的馬首是瞻，毛澤東要打倒的，他不會保護，而且還會落井下石，助紂為虐；毛澤東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來才會積極保護。
周恩來是元帥賀龍的入黨介紹人，兩個人關係密切。中共南昌暴動中，周恩來是最高領導人，賀龍則是暴動的總指揮。他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就是暴動部隊的主力。「文革」之初，賀龍落難，周恩來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賀龍夫婦。
但是在毛澤東決定打倒賀龍以後，周恩來則是堅決執行。葉群在「文革」碰頭會上提出專案審查賀龍。周恩來表示附議。周恩來後來還親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賀龍宣布對他進行審查。他還在逮捕賀龍的逮捕令上寫下數百字的批語，大罵了賀龍一通。
在毛澤東轉變態度之後，周恩來會及時轉向。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表示：「看來賀龍的案子假了。」周恩來馬上派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來抱病出席賀龍骨灰安放儀式，親自致悼詞，先後向賀龍遺像鞠躬7次，並且哭著向薛明道歉說「沒有保護好」賀龍。
為了顯示自己對「文革」的絕對支持，周恩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身邊關係最密切的人，因此有人認為周恩來當面是人背後是鬼。曾經擔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銘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查證『四人幫』的罪行中，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來簽字批准逮捕孫維世。幾個月後，孫維世慘死在監獄裡。
周恩來還在1968年親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壽）。周同宇畢竟被關進監獄7年，「不能看報紙，不能聽廣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釋放。
顯而易見，如果周恩來不在「文革」中如此出賣自己的良知，他是決不可能成為毛時代唯一沒有被打倒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的。
如果說毛澤東是發動「文革」的罪魁禍首，那麼周恩來與林彪、「四人幫」一樣都是毛的幫凶，他們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造成的危害卻是完全一樣的。甚至可以說，如果周恩來當年沒有倒向毛，毛或許還不敢貿然發動「文革」，將當時的「二把手」劉少奇打倒在地（據《晚年周恩來》一書透露，毛澤東在圖謀發動打倒劉少奇的「文革」前評估形勢，聯合國防部長林彪，並拉攏周恩來，用各種方式對周進行了試探。摸清周恩來不會反對搞劉的底線後，才敢於發動「文革」。）
從更長的歷史時段來看，毛澤東之所以能成為擁有絕對權威的獨裁者，所以能把國家民族的命運玩弄於股掌之上、殺害超逾八千萬黎民百姓，周恩來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責。
試想，什麼樣的人才稱得上是「人民的好總理」？
我以為，只有那些在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受到重大威脅，且與個人利益彼此衝突不能兩全時，能夠堅持把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敢於為他們挺身而出，犧牲自己的總理，才有資格稱得上是「人民的好總理」；反之，在這個關口，置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於不顧，把良心出賣給邪惡，只求明哲保身的人，不但稱不上是「人民的好總理」，而且還是「人民的罪人」！就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而言，他屬於前者還是後者，相信大家不難得出公正的結論。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