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美科學家應停止與共產政權勾結

幾世紀以來，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的學者們，一直都對追尋自然真理，以及有序的生活規則，著迷不已。

有人說，柏拉圖將知識視為美德；而科學革命之父弗蘭西斯‧培根（Bacon）將知識視為力量。

古希臘的哲學家們，藉由致力於安靜的沉思，從中獲取自由。如果他們被推入實驗室，並且被強迫發表他們的想法和發現時，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被奴役了。

今日，大多數科學家們，都奉行培根法的研究方式（又稱歸納法），對真理的追求，變得更加實務化。科學家遵循明確的研究方法，發表他們的發現，並與同行分享結論——包括來自國外的同道中人。

儘管如此，在今天自由世界的宿命裡，我們仍有充分的理由去質疑，科學家們是否可以為我們所相信？

知識與國家

知識可能是力量，然而，國家也是。生活在共產主義或其它管理體制中的科學家們，追求真理的自由較少。雖然共產主義者同意知識的力量，但他們也認為自己能夠支配兩者。在共產主義社會裡，科學家的職責，只是讓知識的支配更加安全。

有人說，古希臘時期有學識的人，更看重理論而不是現實，因為他們擔心政府可能會濫用現實的知識。現代的科學家們，會對國家抱持多一點的懷疑，這點做得很好，就算很可能是一個高尚或民主的國家也是。

時至今日，無論如何，科學研究的大部分資金來源，還是靠政府的提供。然而，即使不是極權主義的政府，向吹笛者付款的當局者，也可能會要求吹奏自己想聽的曲子。

科學的實踐和對真理的追求，可能會被既定的意識形態或特定政權的激情所腐蝕。而優生學、辯證唯物主義、氣候變暖現象和批判種族理論的出現，都是現代一些遭到腐蝕的例子。

科學家曾服侍過危險的主人

儘管普遍、謹慎地強調良心和道德的重要性，但眾所周知，科學家們仍會聽從與服侍危險的主人。

明智的科學家們，會呼籲要脫離政治的重要性；而其他的，則渴望轉向激進主義，甚至是間諜活動。後者甚至認為自己是一個勇敢的、符合新全球秩序的一部分。在這個新秩序中，科學家們和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變身成為立法者、市長、州長、總統和世界領導人。

例如，在二戰中改變陣營加入西方盟國後，共產主義蘇聯成功地收集到英美祕密原子彈計劃的情報，這便是後來的曼哈頓計劃（the Manhattan Project）。

蘇聯特工招募了美國和英國的共產黨間諜，其中包括美國研製核子彈聞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the Los Alamos laboratory）裡的數名科學家。

在著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家和其同路人當中，有出生於德國的物理學家克勞斯·福克斯 （Klaus Fuchs），他於1933年逃往英國，並於1942年成為英國公民。福克斯與一群英國科學家，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參與曼哈頓工作計劃。而他後來將有關原子武器設計的重要信息，都傳遞給了蘇聯。

經由電報解密，福克斯被揭露從事間諜活動後，他於1950年初認罪，並判處14年監禁。但他後來被減刑，於1959年獲釋。

然而，幾乎沒有任何跡象證明，福克斯後悔自己背叛了西方。而後，他選擇在共產主義的東德與父親一起度過餘生。

今日與共產政權的合作

雖然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留下了血腥的極權主義遺產，但是仍有許多當代科學家，重視與共產政權的勾結，而他們選擇下的後果，簡直就是一場災難。

例如，《紐約郵報》和其它幾家新聞機構，在最近的報導中指出，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承認資助了中國武漢實驗室的蝙蝠冠狀病毒研究，該實驗室和中國其它地方一樣，都受到中國共產黨監督。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首席副主任勞倫斯‧塔巴克（Lawrence Tabak）博士在一封信中表示承認。他回答國會議員詹姆斯‧科默（James Comer）質詢的，有關NIH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提供給「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數百萬美元補助款的問題。「生態健康聯盟」是一個支持全球各種健康計劃的非政府組織，更諷刺的是，它也致力於「大流行病預防」。

「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是彼得‧達扎克（Peter Daszak），是擁有東倫敦大學寄生蟲傳染病學博士學位的英國科學家。達扎克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the Columbia University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感染和免疫中心的成員。

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的主任是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他是一位著名的美國醫學科學家，也是喬‧拜登總統的首席醫學顧問。福奇對唐納德‧川普總統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間的表現，批評不少，因此受到共產政權媒體的高度評價。

以冠狀病毒為重點研究的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的補助款，最終演變成是用美國的稅收，來資助「生態健康聯盟」長期合作的實驗室，而該實驗室其實是由中共所運營。此外，現在許多專家也都認為該實驗室是COVID-19的源頭。

中共病毒已經在全世界造成數百萬人的死亡，並且削弱了西方的經濟。

社會主義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

在美國和英國等領先的民主國家中，科學在塑造公眾輿論和政府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現代科學家傾向於將自己置於普通人之上，而普通人的稅收卻為他們的研究、實驗和名人事業提供所需資金。許多人被社會主義和烏托邦的世界觀所吸引。

1949年發表於芝加哥大學法律評論（pdf）裡著名的論文中，已故的哈耶克（F. A. Hayek）認為，現代知識分子自然而然地會被社會主義的理念所吸引。哈耶克說，社會主義是「理論家的一種建構，源於長期以來只有知識分子才熟悉的某些抽象思維傾向」。

哈耶克還提出，知識分子階層不僅包括教授、教師、記者、廣播員、政治活動家和演藝人員，也包括專家和技術人員，例如科學家和醫生，他們「透過與印刷文字的慣常打交道經驗，成為本領域以外新思想的載體，並憑藉對自己本學科的專業知識，而受到大多數人的尊重」。

今日，我們藉由「科學社群」這個媒介來了解事件和許多想法。

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們，卻能夠決定要將哪些信息和觀點傳播到我們手中，以及用什麼方式呈現。一般人不斷被告誡要「遵循科學」。

許多外行人已經變成了氣候變化戰士，但是，對所謂的「氣候科學」幾乎沒有真正的了解。再者，現任的美國總統對美國「自由」的想法表示出蔑視，並對抵制「根據科學的」國家疫苗接種政策的公民們，設立了強大的企業義警進行糾舉。

是時候讓西方科學家歸隊了

在一個半俘虜半自由的世界裡，要解決問題總是困難重重。

從造成饑荒到勞改營、核事故、軍事占領、經濟無能、器官活摘和基因工程疾病等，馬克思主義淡化殘酷和失敗的能力，是極權主義最陰險的一項武器。

透過左派宣傳者的過濾，將共產主義政權中持不同意見者的哭泣，描繪成是不必要和無聊的。受害者被視為已被了結了。

我們應該為西方科學家、技術專家和同行敲響警鐘。在20世紀，我們通過遏制共產主義並讓蘇聯在其內在矛盾的重壓下崩潰，從而在外國統治下倖存下來。

也該是時候切斷我們自1990年代以來，一直向北京提供科學、技術和商業的氧氣了。並且，請求我們的科學家們，回歸加入他們原本所屬的陣營中。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