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可能至今還不太明白，法輪功問題一直是中國核心問題，迫害法輪功的政策構築了江澤民時代以來中國內政和外交基本格局，並一直延續至今。中共外交的一個最核心任務就是阻止法輪功真相在各國傳播，尤其是阻止西方國家在政府層面上對法輪功問題做出實質性反應。由於全球化導致各國經濟與中國更緊密聯繫在一起，世界各國的外交政策、經濟行為都受到江澤民「市場綁架」策略不同程度的影響，形成全世界都「悶聲發大財」的格局。在這種情勢下，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政策得以延續，中共的獨裁邪惡體制得以加強，而西方自由世界的政治生態、經濟體制和傳統價值則受到了全面衝擊。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死訊於11月30日由中共新華社正式對外宣布，在國際上掀起一片輿論浪潮。除中共官媒對其吹捧之外，一些西方媒體也對其給予一定的正面評價，認為他主導了鄧小平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更多融入國際社會。以中文BBC為例，該媒體稱江澤民「帶領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深化市場改革」，「作為中國領導人……在位期間中國從一個落後的國家轉變為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同西方的關係也大為改善。」但是，這些看似中肯的評價並沒觸及江澤民時代所謂「中國模式」本質，也對江澤民的欺騙性、邪惡性以及他的統治對中國和西方社會造成的巨大危害涉之甚少。
江澤民開創一個最壞時代
江澤民登頂中共最高權力來自於33年前的六四鎮壓，民間稱其為踩著學生的鮮血登上權力寶座。中共體制決定了在權力鬥爭中，往往那些最壞的人最終會贏得勝利，江澤民正是這種體制塑造出來的怪胎，一個最邪惡的權力遊戲的勝利者。外界往往迷惑於江澤民時代中國社會深度的開放，國際資本的流入，經濟的高度資本主義化等繁榮表象。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並不是江澤民帶來的，而是鄧小平於1992年在軍隊的保駕護航下，用槍口逼著傾向於計劃經濟體制的江澤民轉變路線的。
在鄧小平開創的改開路線下，江澤民真正幹的是四件大壞事：一是鎮壓法輪功，波及中國上億人口和家庭，製造了史上最大規模的信仰迫害；二是在中國全面開放腐敗和淫亂，讓中國進入道德最敗壞年代；三是以欺騙方式加入世貿，通過盜竊機密、強制技術轉讓和設置貿易壁壘從內部顛覆了世貿組織的公平貿易機制；四是利用全球化對外輸出人權迫害，用商業利益腐蝕西方政商精英，動搖西方立國之本。
從六四大屠殺到迫害法輪功，從貪腐淫亂治國到向西方輸出迫害和腐敗禍及全球，從虛假入世承諾到顛覆世貿機制，毀壞全球化基本架構，可以說，江澤民開創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壞時代。
面臨下台危機 假意承諾改革開放
中國八十年代的兩次大規模學潮導致中共改革派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下台，鄧小平失去了推動改革開放的最得力助手。而借助六四鎮壓上台的江澤民思想僵化，奉行極左路線，與鄧小平的理念背道而馳。1992年春夏，江澤民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50周年之際，在全國範圍組織了一系列高規格的紀念活動，試圖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前。江還一度從理論上批判改革開放，提出改革開放也有路線鬥爭，直接把批判矛頭指向了鄧小平。而鄧小平的聲音卻在北京中央級別的黨媒上被封殺，年邁的鄧小平不得不以南巡的方式來繼續推動他的改革開放路線。
1992年1月至2月，在當時的國家主席楊尚昆陪伴下，鄧小平開啟了南巡之旅。在南巡途中鄧小平多次發表「誰不改革誰下台」講話，針對江澤民發出嚴厲警告。不久後，在當年3月份全國兩會期間，時任中共軍委祕書長、掌握軍隊實權的楊白冰率先代表軍方表態，提出軍隊「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主張。
鄧小平及軍隊強硬態度極大地震懾反對改革的人馬，形勢急轉直下，江澤民面臨下台危機。於是江澤民偷偷去找鄧小平，做「深刻」檢討，眼含熱淚表明誓死緊跟鄧小平，把改革開放進行到底。通過扮演鄧小平路線忠實繼承者的角色，江澤民保住了最高權力。但是江澤民所謂支持改革開放只是權宜之計，其後十幾年的歷史表明，江澤民實質上違背了鄧小平的願望，通過迫害法輪功和腐敗治國毀掉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發展前景。
迫害法輪功 毀掉改革開放所需的政治和法制環境
在江澤民上台前，在胡耀邦、趙紫陽、喬石等人的開明態度下，當時中共對社會的控制有所鬆動，法制正開始向健全方向做初步構思。與此同時，以「真、善、忍」為原則的法輪功在中國開傳，讓上億民眾身心受益，道德昇華，好人好事層出不窮，這是中國社會的福音。法輪功是源自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佛家修煉體系，是一種信神的文化，要求修煉者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作為人生準則，在修煉中同化這個特性，從而達到「返本歸真」的目標。
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修煉法輪功的人數達到7000萬，閱讀法輪功著作的人數達到1億。1998年下半年，中共前人大委員長喬石曾做過一項最權威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無一害」，這也代表了中共官方對法輪功的真實心態。然而，喬石的努力沒有阻止權欲薰心、妒火中燒的江澤民發動鎮壓。
1999年7月，在鄧小平死後僅僅兩年多，江澤民就迫不及待的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試圖模仿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模式，通過發動政治運動樹立強人權威，來加強自己脆弱的統治權力。據《江澤民其人》一書記載，江澤民發動這場迫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的妒忌。此外，法輪功奉行「真、善、忍」，江澤民認為鎮壓法輪功面臨的暴力反抗風險將會降至最小。
江澤民提出一個十分荒唐的鎮壓理由——法輪功與黨爭奪群眾，他提出的鎮壓目標是——用共產黨的無神論戰勝法輪功的有神論。於是一場試圖從人們心中剷除「真善忍」信仰的大迫害就此拉開序幕。
按照江澤民的計劃，這場鎮壓只需三個月就可以結束，然而他低估了法輪功學員信仰的力量。在鎮壓開始幾個月後，北京的信訪辦就被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擠滿了。上訪是中共在文革後為解決大量冤假錯案而制定的一種特殊的官民溝通渠道，是弱勢群體向官方討說法的最後希望。為了防止法輪功學員上訪申冤，江澤民竟然通過內部通知，將法輪功學員的上訪定為「犯法」，可任意抓捕和判刑。但是這一系列的恐怖手段並沒有動搖法輪功學員堅持修煉和澄清真相的信念。江澤民的鎮壓行動導致全國範圍內官民矛盾被人為激化，也使黨內不支持鎮壓的意見開始抬頭，這種騎虎難下的局勢，讓江澤民感到恐慌。
2001年1月23日，在江澤民指示下，中共特務部門搞了場自編自導的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利用中央電視台播放後在全國範圍內成功煽動起對法輪功的仇恨，為加大鎮壓力度提供了藉口。但是通過分析央視《焦點訪談》的自焚錄像，被中共宣稱自焚死亡的女子劉春玲，實際上是被現場一名不明身分的特務當場重物擊打後腦而倒下的。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菲力普·潘（Philip P. Pan）隨後在劉春玲的家鄉河南省開封市進行實地調查，據劉春玲鄰居說，劉春玲從來沒練過法輪功。天安門自焚的真相是：中共欺騙一些不是法輪功學員的人去天安門廣場搞假自焚，然後利用特務在現場打死一名參與者，栽贓嫁禍說是法輪功學員自焚死亡。
天安門自焚的這場偽火還遠遠不是江澤民鎮壓法輪功最邪惡的手段。
在啟動鎮壓的一年之後，從2000年開始，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突然爆炸性增長，而中國那時並沒有成熟的器官捐贈體系。2006年3月17日，一位化名安妮的女士對《大紀元時報》曝出發生在瀋陽蘇家屯遼寧省血栓中西結合醫院裡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驚天黑幕。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邪惡。從2006年至今十多年過去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並沒有停止，受害者群體還在不斷擴大，從法輪功學員到新疆穆斯林，以及到大學生和普通民眾。
2015年旅居丹麥的異議人士楊光通過親筆信向新唐人電視台透露，根據自己在公安部一位朋友掌握的資料，在十年內已經有超過50萬名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致死。楊光說，這50萬人僅僅是一般的人民醫院、市立醫院等這樣普通的醫院，並不包括武警醫院、軍醫醫院和公安醫院，因為武警醫院和軍醫醫院那個統計數字更機密，連公安部的人都沒能掌握。
2015年6月，「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簡稱「追查國際」）發布最新公告稱，據目前掌握的大量證據證明，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由時任中共軍委主席江澤民親自下令，以江澤民、羅干、周永康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高層涉入，全國軍隊、武警和各省市整體參與的大屠殺。
在中共迫害法輪功後，中國逐漸成為全球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國，也成為全球最大的器官移植輸出國，很多海外患者通過旅遊方式來到中國做器官移植手術。與納粹在戰爭期間在集中營屠殺猶太人不同的是，中共活摘器官發生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發生在一個承平年代，而且摻雜了國際參與的因素。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不僅製造了當代最大的人道災難之一，也毀滅了中國在90年代後通過改革開放和全球化機遇而走向法治和民主化的前景。在迫害法輪功中，江澤民建立了一個超越一切法律機構的特務部門「610辦公室」，用於專門鎮壓法輪功。610機構對待法輪功學員完全不講法律，不准律師辯護，實施的政策是江澤民指示的「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打死了算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家屬完全無法追究施暴者違法的責任。
中共改革開放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市場經濟體制，這需要寬鬆的政治環境和公平的法治環境。而江澤民迫害法輪功製造了前所未有的恐怖和政治高壓環境，同時全面摧毀了中國社會正在恢復和建立的法治成果，將整個改革開放導入了一條歧路和死路。
帶頭貪腐 淫亂治國
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江澤民同時打開了中國社會全面腐敗和淫亂的大門，挖空改革開放的內瓤。江澤民有句名言「悶聲發大財」，就是不要管什麼道德、良知、法律、公平，只管去不擇手段的攥取利益。這代表了江澤民時代中共官場的基本價值觀。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本來是中國走向世界與國際法制和文明進行接軌的一次機會，然而在江澤民的統治之下，入世成了中共官員以及中國社會全面腐敗的催化劑。
前中國銀行香港總裁劉金寶2005年因貪污罪被判死緩。香港《開放》雜誌披露，國際結算銀行2002年12月發現一筆20多億美金的巨額中國外流資金無人認領。曾擔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的劉金寶在獄中爆料，這筆錢是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前夕，為自己準備後路而轉移出去的。
江澤民兒子江綿恆被民間稱為「中國第一貪」。2000年9月，江綿恆和台商王永慶的兒子王文洋宣布合辦宏力微電子公司，總投資64億美元。據王文洋透露，號稱合資，他一分錢沒出，全是江綿恆憑藉江澤民的權力、從銀行弄來的錢。
江綿恆及其兒子江志成所掌控的財富無法估量，遠超過財富排行榜上的中國富豪們，可能是中國真正的「首富」。據流亡美國的大陸富豪郭文貴2019年4月爆料，江澤民家族控制的國家資產至少有1萬億美元，在海外已洗白資金高達5000億美元。
中國古人說，上梁不正下梁歪。在江澤民的帶頭腐敗下，中共官場無官不貪，行賄受賄成為潛規則，官員升遷必須要行賄，市級是多少錢，省級是多少錢，進入中央得花多少錢，都形成了行業規則。據前中紀委官員王友群博士統計，習近平上台九年，已查處貪官中，至少108人貪污受賄的贓款達到1億元以上，億元級別貪官的數量之多，可能是世界第一。據中國人基本政治常識，這些被公布的貪污金額只是中共允許公布的數字，實際金額遠遠不止這個水準。
江澤民時代的這種腐敗是全社會性的，包括了企業、學校、醫療以及體育等全部領域，企業拉訂單要行賄，學生要給老師行賄，患者要給醫生塞紅包，運動員為了能被選拔要給教練或者體育官員行賄，整個中國社會沒有一個行業可以例外，而被江氏腐敗體制綁架了的中共政權則墮落到「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的地步。
此外，江澤民時代，中國社會色情氾濫，大量官員包養情婦。根《江澤民其人》的記載，江澤民自己至少有五個情婦，其中他與宋祖英的故事在中國民間廣為流傳，已經是一個人盡皆知的醜聞。據中紀委2013年初公布的一項通知，在2012年查辦的案件中，被查的貪官95%有情婦（據網上流傳的一個段子說，另外5%是女貪官）。
2011年網上流傳一個中共官員包二奶的各種獎項：其中「數量獎」授予包養146個情婦的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素質獎」授予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他常年在五星級酒店包養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學生17人；「學術獎」授予海南省紡織局長李慶善，他記載性愛日記95本，製作標本236份；「管理獎」授予安徽宣城市委副書記楊楓，他運用MBA知識有效管理77名情人；「團結獎」得主是福建周寧縣委書記林龍飛，其團結事蹟是與22名情人舉辦群芳宴，選出一位芳中之最，頒發佳麗獎，獎金30萬元。
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江澤民本人道德品性低下，帶頭腐敗和包二奶，給中共官員樹立了一個壞的榜樣，掀起了全黨乃至全民腐敗和搞婚外情、亂性的歪風邪氣。在中國的各類網站上，到處充滿了宣揚色情和淫亂的內容，甚至是幾大門戶網站也不例外。如今的中國不僅是一個腐敗大國，也是一個地下色情行業發達，離婚率高，愛滋病、性病高發的大國。
江澤民敗壞中國人的道德，與迫害法輪功有直接關係。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無疑是中國社會的一方淨土，而江澤民指使中共各級機構對中國社會道德水準最好的這個群體施加殘酷迫害，實質就是打擊良善，放縱邪惡，這只能挑選那些道德最敗壞的人去執行。這場迫害豎立了江澤民時代中共選撥官員的新標準，像薄熙來這樣的心狠手辣，敢於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官員才能得到快速升遷。習近平上台後，與江澤民派系展開了權力鬥爭，利用反腐拿下了很多江派官員，但是如果挖掘一下這些落馬高官的背景，就可以發現他們幾乎全部都是因積極迫害法輪功而得到升遷。
另一方面，也只有讓中國社會整體的道德加速下滑，讓人沉迷於賺錢和色情享受之中，也就更少去關注社會正義和良知，江澤民操作中共在迫害法輪功中犯下的各種慘絕人寰的罪行，才能繼續逃避追責。在這方面，江澤民對中國教育體系的腐蝕尤為值得關注。
摧毀教育體系 中國道德下滑至崩潰邊緣
80年代，中國教育得益於改革開放的自由風氣，逐步恢復正常，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再度承擔起代表社會良知和正義的歷史責任，80年代的幾次學潮都由知識分子推動。江澤民上台後，為了腐化知識分子，於90年代中期積極推行教育產業化，讓高校擴招和收取高額學費，將本來以培育社會良知和自由精神為根本目標的大專院校逐漸轉變為一個個以賺錢盈利為目標的「教培企業」，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教育內涵。2005年的一份研究表明，從支付能力（大學開支占人均GDP的比例）看，中國大學支出是世界最高水平日本的3倍以上，在中國供養一個本科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純收入。在有關媒體對中國十大暴利行業的統計評選中，教育行業竟赫然名列第二位。在江澤民時代，教育、醫療、住房被民間評定為壓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2003年夏天，陜西省榆林市的農民景統仕，因籌不出女兒第一年約1萬人民幣的大學學雜費而自殺。2006年夏天，山西省接連有兩名農民因同樣原因自盡身亡。自1999年中國大學擴招後，一些貧困家庭因交不起高昂學費而發生自殺的悲劇常年不斷上演。
與高昂學費相比，江澤民對教育內容的腐蝕則更為怵目驚心。1999年之後，江澤民指示教育部長陳至立將攻擊和誣衊法輪功的內容編進中小學教材及各級考題，甚至出現在高考和研究生的試題中；將中央電視台等媒體陷害法輪功的節目作為師範院校的學習內容；在中國的很多大學裡，每年新生入校時收到的安全教育手冊中，都有專門誣衊法輪功的章節。當教育體系將「真、善、忍」作為打擊目標時，教育塑造社會良知的正常功能就已經被全面顛覆。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以及用腐敗和淫亂治國，摧毀教育體系，使中國社會道德加速下滑到了崩潰的邊緣。2011年10月13日傍晚，中國廣東省佛山市兩歲的女孩小悅悅，被一輛麵包車撞倒，前車輪碾過女孩之後，司機猶豫了兩秒鐘，然後繼續加大油門從奄奄一息的女孩身上再次碾過。事後，肇事司機被問及為什麼再次碾壓孩子，他說：「對啊，如果她死了我只要賠一兩萬，如果她活著幾十萬都不夠……」而在事後重播的錄像中，總共出現18個過路人，一個接一個從躺在血泊中的女童身邊走過，卻完全視而不見，沒有一個人表現出絲毫營救的意向。
如果人類失去對生命最基本敬畏和珍愛的情感，也就喪失了人之為人的基本良知和倫理。江澤民的統治目標就是讓中國人不斷墮落為這樣的人，而當這樣的中國人參與全球化時，也深深影響全球化的運勢。
欺騙世貿 從內部毀壞全球化運作基本機制
融入國際社會與西方國家開展正常的貿易與國際合作，是鄧小平時代以來，持改革開放理念的中國人共同的心願，加入世貿則是實現這一心願的最現實途徑。而江澤民主導下的中國入世和參與全球化的行為模式，不但毀滅了幾代中國人希望融入國際社會的夢想，也從世貿內部摧毀了全球化運作的基本機制。前面說過，江澤民的改革開放路線是在鄧小平槍口逼迫下的虛假承諾，他通過迫害法輪功和腐敗治國，毀壞改革開放實施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政治寬鬆和法治公平的環境，將中國變成一個幾乎沒有文明可言的叢林社會，而加入世貿則是江澤民腐敗治國和政治恐怖政策的對外延續，同樣充滿了欺騙、陰謀和顛覆。
1999年11月15日，是美中世貿談判最後一天，時任中共總理朱鎔基親赴談判。據當時中共談判代表龍永圖在回憶錄中稱，「在談判面臨失敗的時刻，總理對大家說今天一定要簽協議，不能讓美國跑了，我來跟他們談。」朱鎔基在談判的最後關頭親自拍板做出了重大讓步，使談判最終成功。據中共前副總理李嵐清在他的《突圍》一書中寫到，是江澤民讓朱鎔基到談判現場。在龍永圖的回憶錄中也證實，朱鎔基說，「是江澤民總書記讓我到經貿部去把這個事情談成。」
江澤民為何指示朱鎔基在最後關頭對美國做出重大讓步？原因在於江澤民領導下的中共從來不打算履行這些承諾，達成書面協議只是特務出身的江澤民慣用的欺騙伎倆。據經濟學者何清漣女士在2018年1月25日的一則推文中披露，朱鎔基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關於一些疑問，比如對中國農業的衝擊、傳媒業幾年後要開放等，在國務院系統內有段著名的講話：「如今答應（美方的條件）是為了入世。入世之後，遵不遵守，主動權在我們手裡。任何規則都有可以利用的空子，大家要多研究研究。」聽者心領神會，過了5年觀察期，中共進入不守約階段。
加入世貿後，中共通過設置各種貿易壁壘和高關稅應對美國產品的進入，比如，美國極具競爭力的電影、藝術等文化產品，以及藥品、汽車等高科技產品，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產品，中共都設置了很高的關稅和審查，而對美國最具有競爭力的互聯網企業（Google、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和媒體則全面封禁。這相當於美國具有競爭力的產品根本進不了中國，或者進了中國但被徵收很高的關稅，而中國的相應產品在美國可以暢通無阻。這種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從江澤民時代開始，一路被中共後任政府繼承下來，一直到習近平時代。
在中國加入世貿的十幾年後，美國人終於明白中共根本不打算履行入世承諾，也不會按照世貿規則公平參與競爭，中共只是利用入世帶來的便利不斷從事偷竊技術、竊取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以及通過貿易壁壘、政府補貼來壟斷市場。一句話，中共一直在玩弄世貿組織。
2018年，美國總統川普向中共發起貿易戰，要求中國進行結構性改革，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所謂的「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求中共改革所有中國經濟體制、經濟結構中那些會導致貿易不平衡、強制技術轉讓、技術偷竊、知識產權竊取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等國家干預經濟和貿易的政府機構設置和政府政策。
2021年12月11日是中國加入世貿20周年，西方政要和媒體當天紛紛發表聲明，指出中共不但沒有履行入世承諾，反而拖垮了世貿組織，成為「地緣政治災難」。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茜‧佩洛西（Nancy Pelosi）當天通過推特發帖說：「20年前，通過授予中國WTO成員資格，世界給了中共一張空白支票，而中共違背市場承諾，欺騙美國工人，同時剝削自己的工人。」
美國之音當天的報導稱，美國和其他主要西方大國普遍認為，入世20年來，中國在很多領域從未全面履行其入世承諾，相反，中共憑藉其越來越龐大的經濟體量，對世貿規則和爭端解決訴訟程序的熟悉和掌握，以及世貿自身制度上的缺陷，使世貿面臨被邊緣化的窘境，而中共政權成為讓世貿功能失靈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江澤民以欺騙方式加入世貿，一個主要原因在於江澤民發動的迫害法輪功運動正在成為一項曠日持久、耗資巨大的「對內戰爭」，急需大量外資的支援。據內部人士透露，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每年花掉的綜合財力相當於四分之一的GDP，最高的時候達到GDP的四分之三。從1999年開始，中共明面上的維穩經費逐年增長，據清華大學學者孫立平估計，中共2010年的維穩支出金額為5,490億元人民幣（789億美元），超越當年的國防開支。2020年，中國的維穩經費達2,100億美元，十年內增長一倍多，且高出同年軍費7%。但這些數字也只是中共可以對外公布的，只是實際開支的冰山一角。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中共用於鎮壓人民的開支如此巨大，如果沒有加入世貿後外資源源不斷的湧入，僅僅依靠中共在1999年時的那點經濟基礎，根本無法維持。
西方曾經一度熱中的所謂「中國模式」，其實質就是「迫害法輪功+經濟開放」，中共加入世貿以來，中國經濟與西方市場的深度融合，都是在迫害法輪功的背景下進行的，西方資本、技術和企業大量進駐中國，都是間接幫助中共維持和升級了對法輪功的迫害手段，為這場迫害不斷補充了技術和物質支援。這種「中國模式」顯然不會長久，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國際社會，都是嚴重的損害，是一種共輸模式。如果世貿組織繼續讓中共這麼玩下去，世貿必然會死亡，全球化將會因此而終結。
假開放之名 腐蝕全球 動搖西方立國之本
入世談判中的欺騙是江澤民外交政策中最狡猾的伎倆，但還不是最險惡的。在加入世貿後，利用全球化機遇，通過經濟利益綁架西方政治和輿論，改變西方政策走向，動搖西方以保護人權為基本價值的立國之本，才是江澤民外交政策的最終指向。對西方社會來說，則是他們面臨的最險惡威脅。江澤民對西方國家實施經濟腐蝕的外交政策肇始於1990年。1989年後，中共因「六四鎮壓」對學生和平民開槍而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和外交封鎖，為了打破這種外交孤立狀態，1990年中共一次性購買了90億美元的波音飛機，為美國奉上一份大禮包。自1990年起連續5年，中共每年都會向美國派出至少一個大規模採購團，與那些有影響力的美國企業接洽，通過購買它們的商品換取他們在白宮和國會為中共遊說。這種「訂單外交」顯然是奏效的，在中國加入世貿之前，美國每年都通過了延長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議案，1994年，克林頓行政當局將中國的貿易地位與人權狀況脫鉤。2000年，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這也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掃清障礙。
在入世談判成功後，江澤民的「訂單外交」進一步升級為「市場綁架」，利用挾持的中國巨大市場脅迫各國政府、財團、媒體，讓人們對發生在中國的一切人權侵害保持沉默，尤其是將法輪功問題列為不能觸碰的外交紅線。
《華盛頓時報》曾經報導說，2001年3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被三名專門前往白宮造訪的中共外交人員給煩透了。報導說，這三名外交人員是前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李道豫和前駐加拿大大使張文樸，原本這次面談的主題應該是美中關係：包括美國對台灣出售武器、中共人權紀錄和美國導彈防禦計劃。但是沒想到的是，其中一位中共外交人員居然掏出一篇事先準備好的演講詞，滔滔不絕地演講法輪功如何對中共政府造成威脅。賴斯女士被他們這種長篇濫罵給惹毛了，在他們念了20分鐘的演講稿後就中斷會議，請他們走人。
西方社會可能至今還不太明白的是，法輪功問題一直是中國的核心問題，迫害法輪功的政策構築了江澤民時代以來中國內政和外交的基本格局，並一直延續至今。中共外交的一個最核心任務就是阻止法輪功真相在各國傳播，尤其是阻止西方國家在政府層面上對法輪功問題做出實質性的反應。
其實深思一下，這一點也並不難以理解，如果迫害法輪功的那些殘酷真相被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西方的善良民眾知道在奧斯維辛之後，當今世界還有更恐怖的集中營和更殘酷的大屠殺天天在中國發生，那麼，整個西方對中共的罪行就必須做出實質性回應，中共就面臨垮台的風險。
為讓國際社會對這場迫害噤聲，江澤民將腐敗治國政策輸出海外，以加入世貿後中國巨大市場為籌碼，通過設置貿易壁壘誘惑西方自由世界放棄人權原則來換取在中國的商業利益。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解釋了中共為何不能遵守入世承諾，因為它背負了迫害法輪功的原罪，這就像美國南方的奴隸制和北方自由工業社會不能兼容，最後必須得通過一場戰爭來解決問題。
由於全球化導致各國經濟與中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世界各國的外交政策、經濟行為都受到江澤民「市場綁架」策略不同程度的影響，形成全世界都「悶聲發大財」的格局。在這種情勢下，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政策得以延續，中共的獨裁邪惡體制得以加強，而西方自由世界的政治生態、經濟體制和傳統價值則受到了全面衝擊。
在鄧小平時代，西方社會對中國占據道德高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正是在西方道德高位的外交政策中逼出來的，是開明的中共黨內人士試圖將中國逐漸融入西方文明的一種嘗試，而江澤民的「市場綁架」策略顯然逆轉了這一進程。
中國入世後，通過不公平貿易手段變得財大氣粗，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不但在經濟上成為第二經濟體，在軍事和科技方面也取得長足的進步，成為世界第二強權。而西方社會由於放棄人權原則，普世價值觀受到衝擊，對中國的那種曾經的道德高位正在消失，在經濟領域上也變得處處受制於中共。西方世界原本期待中國在入世後逐漸轉變為一個政治民主、經濟自由、遵守法治的正常國家的願望從來沒有實現，反而是中共借助入世後逐漸壯大的貿易實力，既顛覆了世貿運行機制，也動搖了西方國家保護人權的立國之本。
過去的二十多年，西方社會只關注與中共發展經濟，不關注中國人權和西方普世價值觀遭受的侵蝕，助長中共向全球輸出其專制模式、進而控制全球的野心，這種災難性後果今天正在全面展現出來，這一點西方有識之士早已有切膚之痛，本文不再贅述。
江澤民的死亡，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次反思的機遇，直面江澤民製造的迄今仍未解決的最核心問題——迫害法輪功，審視西方價值自身受到的腐蝕和傷害。
可喜的是，自香港反送中運動及全球爆發中共病毒疫情後，國際社會正逐步認清過往「中國模式」的本質，對江澤民時代以來的對華關係做出全面調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