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15日讯】 人们经常谈到的中国人的素质，究竟是指什么呢？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中国人“一个人是龙、几个人是虫”、“善于内斗”。在现实生活中，国人的这些问题是确实存在的。
说到“内斗”之类，其实并非中国人所独有，任何处在相同境遇中的人都会发生同样的问题，比如其它各国的流亡群体与民间运动也常常“内斗”，甚至更严重。而国人在“内斗”时也确有自己的特点，就是更倾向于结帮争权，而不善于守约。
一般而言，中国人比较注重搞人际的关系，而不注重做事的专业精神；在人际关系中，比较注重情感、利益、权威，而不注重理性、契约。特别是当代，由于自我中心与斗争哲学的渗入，就形成普遍否定他人的心理，而不能以契约为基础，共同合作建设。这些，的确是我们在民间运动中深切感受到的。
所谓素质，它们本身并不是抽象的实体，不过是指该民族成员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特点，特别是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模式。而它们的来源也并非什么神秘的东西，不是诸如潜藏在我们血液、基因中的什么文化密码之类，也不是只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就粘贴在国人的身上、难以清除的种种“国民性”。时间并没有这样的魔力。
实际上，人的“素质”只是由每个人现实的存在决定的。这里所谓的存在，就是一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人际关系，是它决定了每个人的心理模式。例如国人重视“关系”，就是由于他们处在“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一个人与他人结成牢固的关系，比平等的敬业竞争更能够带来好处、更为合算。再有，中国一向是“权力社会”——专制统治，权力处于社会的中心，决定财富的分配和人的地位，因此追逐权力就是最有效益的选择；而国人之所以形成“斗争”和“否定”习惯，是因为中国人口密集、资源匮乏，更是由于毛时代的“大锅饭”和“斗争哲学”。对于大多数国人，“分饼的能力”比“把饼做大”的能力更重要，也更可靠，而且前者更容易。
按照许多人的说法，中国的现行制度是靠中国人的奴性——权威主义心理的支持而存在的；不改变国人的“素质”，就不可能出现有效的民间运动，制度似乎也很难改变。这话不无道理。
但是如何改变国人的“素质”呢？最有效的途径是改变制度。中国人的奴性就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制度所施加的压力，像印章一样，塑造了每一个人的心理。在专制社会，不适应权力的人就吃亏，就被淘汰，而适应者就得意、发达。这就使得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越来越与制度一致。反过来，制度所造成的这种素质，又使得中国难以实现制度的改变。于是我们就陷入了“素质”与“制度”的循环死结，没有出路。所以就有人寄希望于当权者自己翻然觉悟，主动改变制度；另一部分人则寄希望于生存危机和崩溃，以便获得机会重新来过。这两者都排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
在“制度”与“素质”之间，我们看到了第三种可能性，这就是社会的微观结构。以人的身体做比喻，其各器官之间的关联，形成了人体的宏观结构，宏观结构固然决定了一个人能否保持健康；但是同时，人体的微观结构也同样决定着人体的健康与否，比如老年人出现的微循环障碍也会导致死亡。就社会来说，制度固然决定着它的宏观结构，而每一个人与其周围的其他个人如何发生关联，则构成了社会的微观结构，如同微循环那样。正是这个微观结构，同样、并且更为直接地决定着生存于其间的每一个人的心理特点与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社会关联方式，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心理特点，也反过来决定着他们社会的总体性质。
毛时代，空前强大的民族国家被加于社会之上，以政党统治和单位制度的方式，人们的联接被最大限度地政治化，通过国家权力的关联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致于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就是他们只有作为政治人、作为这个权力体系的一部分，才能被联系起来。
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营的企业，首先从经济上脱离了政治权力，人们的私人生活也得到解脱。由此，也产生了独立意识及独立的社会关联方式。
在今天，我们已经有可能通过社会微观结构的改造，来切实地改变人的心理和社会意识，也同时改变社会本身。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建设。如此也就跳出了“素质”与“制度”的恶性循环，从而不必在对政权的依赖或冲击之中寻找出路。国人争取权利的无力状态，是由他们一盘散沙的状态所决定，而这正是由于专制模式竭力地割断人们正常社会交往的纽带所导致的。因此，重新建立人与人交往的健康纽带，就是我们的使命。
但是，政治权力仍然竭力地干预社会生活。特别是在政治、经济、信息、舆论、组织、宗教等领域，他们仍然力图使国家权力占据社会关联的核心。在当局者，以国家权力控制人们的社会关联，正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而在反对派阵营，许多人也不自觉地把国家权力作为社会关联的核心来考虑，因此他们的思考主要是围绕国家权力进行的。这实际上正是当权者意识的一种不自觉地移入。无论改革、还是革命，充满他们意识的都是国家权力如何如何，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国家权力的走向，他们关于民主的设想也侷限于政治权力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重要的，但是民主建设的本质则在社会——建立自治社会，而不受国家政权干预。政权变革就会一切都解决，只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神话。
只有把我们的视野从政治权力扩大到整个社会的管理，才可能开发出灵感的源泉。在这个视野中，政治体制变革是重要的、必须的；同时更大的领域则是社会，它不再是被遮蔽的盲点，不再是背景，而成了主体。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说到“内斗”之类，其实并非中国人所独有，任何处在相同境遇中的人都会发生同样的问题，比如其它各国的流亡群体与民间运动也常常“内斗”，甚至更严重。而国人在“内斗”时也确有自己的特点，就是更倾向于结帮争权，而不善于守约。
一般而言，中国人比较注重搞人际的关系，而不注重做事的专业精神；在人际关系中，比较注重情感、利益、权威，而不注重理性、契约。特别是当代，由于自我中心与斗争哲学的渗入，就形成普遍否定他人的心理，而不能以契约为基础，共同合作建设。这些，的确是我们在民间运动中深切感受到的。
所谓素质，它们本身并不是抽象的实体，不过是指该民族成员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特点，特别是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模式。而它们的来源也并非什么神秘的东西，不是诸如潜藏在我们血液、基因中的什么文化密码之类，也不是只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就粘贴在国人的身上、难以清除的种种“国民性”。时间并没有这样的魔力。
实际上，人的“素质”只是由每个人现实的存在决定的。这里所谓的存在，就是一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人际关系，是它决定了每个人的心理模式。例如国人重视“关系”，就是由于他们处在“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一个人与他人结成牢固的关系，比平等的敬业竞争更能够带来好处、更为合算。再有，中国一向是“权力社会”——专制统治，权力处于社会的中心，决定财富的分配和人的地位，因此追逐权力就是最有效益的选择；而国人之所以形成“斗争”和“否定”习惯，是因为中国人口密集、资源匮乏，更是由于毛时代的“大锅饭”和“斗争哲学”。对于大多数国人，“分饼的能力”比“把饼做大”的能力更重要，也更可靠，而且前者更容易。
按照许多人的说法，中国的现行制度是靠中国人的奴性——权威主义心理的支持而存在的；不改变国人的“素质”，就不可能出现有效的民间运动，制度似乎也很难改变。这话不无道理。
但是如何改变国人的“素质”呢？最有效的途径是改变制度。中国人的奴性就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制度所施加的压力，像印章一样，塑造了每一个人的心理。在专制社会，不适应权力的人就吃亏，就被淘汰，而适应者就得意、发达。这就使得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越来越与制度一致。反过来，制度所造成的这种素质，又使得中国难以实现制度的改变。于是我们就陷入了“素质”与“制度”的循环死结，没有出路。所以就有人寄希望于当权者自己翻然觉悟，主动改变制度；另一部分人则寄希望于生存危机和崩溃，以便获得机会重新来过。这两者都排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
在“制度”与“素质”之间，我们看到了第三种可能性，这就是社会的微观结构。以人的身体做比喻，其各器官之间的关联，形成了人体的宏观结构，宏观结构固然决定了一个人能否保持健康；但是同时，人体的微观结构也同样决定着人体的健康与否，比如老年人出现的微循环障碍也会导致死亡。就社会来说，制度固然决定着它的宏观结构，而每一个人与其周围的其他个人如何发生关联，则构成了社会的微观结构，如同微循环那样。正是这个微观结构，同样、并且更为直接地决定着生存于其间的每一个人的心理特点与行为模式。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社会关联方式，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心理特点，也反过来决定着他们社会的总体性质。
毛时代，空前强大的民族国家被加于社会之上，以政党统治和单位制度的方式，人们的联接被最大限度地政治化，通过国家权力的关联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致于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就是他们只有作为政治人、作为这个权力体系的一部分，才能被联系起来。
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营的企业，首先从经济上脱离了政治权力，人们的私人生活也得到解脱。由此，也产生了独立意识及独立的社会关联方式。
在今天，我们已经有可能通过社会微观结构的改造，来切实地改变人的心理和社会意识，也同时改变社会本身。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建设。如此也就跳出了“素质”与“制度”的恶性循环，从而不必在对政权的依赖或冲击之中寻找出路。国人争取权利的无力状态，是由他们一盘散沙的状态所决定，而这正是由于专制模式竭力地割断人们正常社会交往的纽带所导致的。因此，重新建立人与人交往的健康纽带，就是我们的使命。
但是，政治权力仍然竭力地干预社会生活。特别是在政治、经济、信息、舆论、组织、宗教等领域，他们仍然力图使国家权力占据社会关联的核心。在当局者，以国家权力控制人们的社会关联，正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而在反对派阵营，许多人也不自觉地把国家权力作为社会关联的核心来考虑，因此他们的思考主要是围绕国家权力进行的。这实际上正是当权者意识的一种不自觉地移入。无论改革、还是革命，充满他们意识的都是国家权力如何如何，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国家权力的走向，他们关于民主的设想也侷限于政治权力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重要的，但是民主建设的本质则在社会——建立自治社会，而不受国家政权干预。政权变革就会一切都解决，只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神话。
只有把我们的视野从政治权力扩大到整个社会的管理，才可能开发出灵感的源泉。在这个视野中，政治体制变革是重要的、必须的；同时更大的领域则是社会，它不再是被遮蔽的盲点，不再是背景，而成了主体。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