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8月19日讯】最近，一场关于中国防疫模式的争论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国传染病专家张文宏一句“世界要学会与病毒共存”，不仅引来反对者的口诛笔伐，还被上升到了政治层面。而近期，西方国家也对中国的防疫模式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模式代价高昂，将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多家国际金融机构也纷纷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目前，以英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并不以病毒清零为目的，采取的是与病毒共存的宽松防疫模式，和中共严防死守的防疫模式形成强烈对比。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坚持病毒清零呢？对世界各国来说，“病毒共存论”和“病毒清零论”，哪一个才是更适合的防疫模式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些话题。
中国严防死守对经济的巨大伤害
从去年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一直通过严格的封城、关闭边境、大规模筛检、监控等等方式，达到病毒“清零”的目标。不过从7月下旬到现在，具有高传染力的变种病毒德尔塔（Delta），已经从南京禄口机场开始，蔓延到大半个中国。虽然和全球其它地方相比，中国的新增病例相对较少。但是，作为中国式的防疫模式，被波及的省份和城市除了进行强制病毒检测，以及封城和旅行禁令之外，还会采用治安抓捕等强制性手段。
然而，这种管制模式的花费是非常昂贵的。以核酸检测为例，目前，拥有900万人口的南京已经进行过四轮核酸检测；而武汉市政府也在8月3日宣布，将对全市1,100万人口进行核酸检测。根据BBC的报导，在去年5月时，武汉完成一轮全员核酸检测要花费20亿元人民币（约3.09亿美元）。而香港特区政府在去年8月到9月推行自愿性全民检测，花费了5.3亿港币，大约是6,815万美元，检测了178万人，共找出42名患者。
不仅如此，严格的防疫管控还会带来次生危害。比如在8月初，一位即将待产的孕妇在微博上发出求救信息，原因是江苏扬州采取封城措施，她无法回到主城区待产。而且一旦封城，医院会被要求关闭，很多病人将得不到及时诊治。
由于这种“病毒清零”防疫模式的经济代价高昂，近期，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渣打和花旗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做出预警，甚至下调增速预期。比如摩根大通，将中国第三季度的增长预期从4.3%下调到2%，并将全年的GDP增长从9.1%下调到8.9%；而高盛则将中国第三季的增长预期从5.8%下调至2.3%，将全年增长预期从8.6%下调至8.3%。
目前，疫情导致的相关经济损失已经开始显现。例如，5月底在广东爆发的疫情导致深圳盐田港关闭，而7月爆发的疫情又导致宁波舟山港的码头关闭，盐田港是全球第四大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宁波舟山港也是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
经济学人智库的分析师，在几天前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疫情可能导致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和物流变得紧张，进而干扰全球供应链。
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长只有19%，远低于6月的32%的增幅，也低于预期。而供应链受阻也进一步推高了生产成本，尽管政府努力遏制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但中国7月份的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仍然达到了9%。
另外，7月份工业增加值，以及今年前7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两项指标的增速也都不及预期，低于6月份的增幅。
而国内消费方面的情况更令人失望。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放缓至8.5%，低于6月份12.1%的增幅。而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则从6月份的5.0%上升到5.1%。
本来，夏季是各项活动赛事和旅游的高峰时期，居民的消费支出会上升。但北京已经宣布，取消8月剩馀时间北京的所有大型会展活动，上海也取消了本月和下月的两个重要航空展览。同时，中国31个省区市都发布了旅行警告，而全国大部分地区，即使是没有新增病例的地区，也都对娱乐活动加以限制。
对此，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首席经济学家谢尔林（Neil Shearing）认为，如果疫苗被证实无法阻止德尔塔病毒的传播，那么北京将很难实现“清零”的目标，长期的经济损失是惨重的，而且，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当局快速变化的政策，正在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并且预计在未来两年内，中国股票的回报率将低于其它主要市场的股票。
防疫模式大辩论 张文宏遭遇文革式攻击
而与此同时，一场关于中国到底是要“病毒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的大讨论，也正在网上激烈展开。7月29日，中国着名的防疫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微博发文说，“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因此，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
结果是，张文宏的观点，引来了一些亲官方人士的围攻，甚至被骂成了“投降主义”，之后，博士论文也被翻出来说是抄袭。
其实，和张文宏观点类似者大有人在。2月份时，科学杂志《自然》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到询问了全球100多名免疫学家、病毒学家和卫生专家，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能否根除？而有将近九成的受访者说“不能”。他们都认为有证据表明，这种病毒可能会成为地方性病毒，并继续在世界各地传播。
不过，对于张文宏所遭受的文革式党同伐异的大批判，不少网民表达了反感。在微博上，“保护张文宏”、“支持张文宏”成了热搜。德国之声的报导说，张文宏的遭遇也和他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有一定关系。张文宏的一些发言因为“说实话、说人话”、“接地气”而被人们津津乐道，他主导的上海防疫策略也以务实前瞻和精准、人性化为特征。
不过，从中共党报和军报的态度来看，中共最高层对疫情采取怎样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晰，那就是要坚决消灭病毒。
8月5日，前中共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发文说，要“将病毒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还不点名批评了张文宏的观点。8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新媒体帐号也发表评论，提到面对病毒，不是妥协，而是斗争，直接否定“与病毒共存论”。可见，中共这种战天斗地的思想无处不在，现在又要和病毒展开“斗争”了。
不仅如此，据媒体报导，在这一波始于南京的疫情中，已经有超过40名中共官员因防疫不力被问责。
北京为何死守“病毒清零”政策？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严防死守“病毒清零”呢？
我们来看一下政论家邓聿文在德国之声上的一篇发文，这篇文章说：清零抑或共存，虽然在其它国家内部也有过争论，但更多是从技术角度权衡其在本国实行的可能性，以及对社会的总成本大小。然而在中国，这种争论被上升到制度层面，更多是出于政治风险的考量。在这一点上，胡锡进在微信中说的非常坦率，他说，中国不可能放弃目前的抗疫路线，原因有三：一是西方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疫情仍很严重，群体免疫还根本谈不上是“正面经验”；二是中国抗疫路线带来了最好的总体经济表现；三是经济增长率，是清零或共存这两种路线长期争夺的至高点。
可以看到，这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两种抗疫路线之争其实也是中国和西方的制度竞争。谁的抗疫做得好，谁就能够在长期的经济竞赛中胜出，而支撑经济竞争的，是制度竞争。所以，北京要藉这次疫情来证明，中国的制度和模式比西方优越，更适合中国，从而在中美对抗中得到更多中国民众的支持。
另外，两种不同的抗疫路线本质上其实是如何对待自由的问题。美欧“与病毒共存”的思路，是试图在政府意志和民众自由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力争兼顾两者，代价则是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较多，但政府也绝不为了追求彻底控制疫情而去完全剥夺民众的个体自由，而且事实上也做不到，因为它们无法做到像中共这样，让政府的绝对意志凌驾于社会以至民众。
同时，这篇文章也指出，中共也无法学习欧美国家“与病毒共存”的群体免疫的方法，因为以中国目前的医疗水平，如果疫情失控，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印度很难说。这将严重损害中共政府的权威，甚至有可能动摇中共的统治，因为对一个全能型的专制政府而言，既然享有无限权力，就必须承担无限责任。所以，坚持清零，是由中共体制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而英国《金融时报》也在8月9日刊登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否执行清零政策，取决于全民血清抗体的水平，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文章问道：“中国据说已经注射超过17亿剂次疫苗了，未闻搞过全民血清抗体抽样监测，今天中国能构筑集体免疫屏障吗？”
宽松防疫成全球新趋势 但瘟疫来源引人深思
目前，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英国、美国等国家都逐渐开始开放。特别是英国，从7月19日全面解封后，取消了所有包括戴口罩在内的措施。到8月2日，对于已经接种英国和欧洲认可疫苗的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旅行者，都可以免隔离入境。就连这一波疫情的重灾区印度，完成接种者去英国旅行，也不需要再隔离。虽然在德尔塔变种病毒出现后，英国的感染人数还是居高不下。但是截至8月初的最新官方数据显示，尽管新增病例正在增加，但住院人数一直在下降，死亡人数也远远低于疫情初期的水平。根据对血液样本的统计分析，英国统计局估计，90～94%的英国成年人对病毒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原因是他们已经完全接种或是接种了一剂疫苗，或都是之前感染过。
对此，十天前，英国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在接受BBC采访时解释说，英国近期感染后得重症和死亡的人数，和第一波、第二波相比出现根本性变化。大部分人感染后都是轻症和无症状，死亡人数也很少，所以和前两波疫情相比，现在英国已经切断与死亡和重症的连接。对于社会的重新开放，给了民众极大的信心。
目前，除了英国以外，全球的防疫措施都在逐渐转向宽松，虽然防疫效果还有待观察，但至少人们的生活开始逐渐趋向正常化。
然而，这场已经历时一年零八个月、造成全球2亿人感染和400多万人死亡的全球大瘟疫，对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却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对此，《国家》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到，“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是否是代表某种灾难性的转折点？……如果是这样，也许是时候重新考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了。”
文章说，在古代，当突然发生灾难时，它们通常被归因于一个长期存在的王朝的崩溃或一个新统治者的崛起。因此，这些灾难的幸存者，经常将他们的不幸归咎于诸神对人类过度掠夺的愤怒。作者说：“假如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的警告，它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必须改变我们的行为。”
策划：财商经济研究所
撰文：李松筠、蔚然、宇文铭
剪辑：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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