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8月22日讯】3天前，中共2.0版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出台了，习近平提出了要“共同富裕”，“合理调节过高收入”，不过呢，这被一些分析解读为中共这是要通过“绑架式”慈善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共今年在各行业的一连串大动作，已经让民企富豪们成了整肃对象，而教师、公务员们也未能幸免，那么，接下来又会波及到哪个行业、哪些人群呢？这个所谓“共同富裕”的政策又将如何执行？对中国人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话题。
政策解析
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主题是“促进共同富裕”，会议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还提到，要取缔非法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那么，在中国什么算是高收入呢？什么又算非法收入呢？我们知道，之前风声水起的校外教育培训，现在已经属于非法了，所以，具体的标准都要看中共政府给出的定义，而且这个定义是会经常变化的。
去年时，中国暨南大学的一份调查提到，中国高收入人群如果定在可支配月收入一万元人民币以上，那么，中国的高收入人群大约会有800多万人，大约占到总人口的0.61%。也许这800多万人，现在心里就要打鼓了，因为很可能在“共同富裕”的口号下，有一部分收入不知道会被调节到哪里去了。
那么，中共怎么解释“共同富裕”呢？官媒报导中说，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还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
什么是财富的初次、再次和三次分配呢？
初次分配是指通过劳动得到的财富；再次分配指的是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就是收入高的多缴税，那么接下来可能会针对富人出台一系列税收，比如消费税、房地产税、遗产税等。
第三次分配就是要富人回馈社会，其途径就是捐款、做慈善。从“十四五”规划到这一次会议，中共多次提到发挥慈善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所以未来的一大趋势，就是会要求富人多捐款。
不过，这也让原本自发自愿的慈善，可能会变成强行募捐了，其实这种强行募捐，中共也没少搞，之前也有过一些政府机构直接扣除部分工资，强行募捐的事情。如果把富人回馈社会变成一个指导性的政策的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乱象，会不会让一些有了更大权力的机构或个人滋生腐败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打压下，一些富人已经在被迫用捐款来保命，比如，腾讯在今年4月就宣布，将投入人民币500亿元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和帮助中国乡村脱贫，当时习近平正高喊着今年要全民脱贫。
而在习近平刚说完要“共同富裕”之后，8月18日，腾讯又宣布，将再投入人民币500亿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腾讯在声明中称，这是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并提到，腾讯已经规划连续投入人民币1千亿，充分发挥企业在“三次分配”中的主观能动性，持续探索助力“共同富裕”。不得不说，马化腾为了表忠心，也是拼了。
除了腾讯，今年以来，像是小米、美团、字节跳动这些中国科技大佬们也都纷纷展开了慈善事业，今年7月，小米创办人雷军捐出了价值22亿美元的股票作为公益用途；美团创办人王兴，也给自己创办的慈善基金会，捐了23亿美元的公司股份做公益。
一边是对网络公司的严格审查，一边是当局的“共同富裕”政策，估计未来，热爱公益事业的企业大佬们会越来越多。
在一些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政府是通过免税来鼓励富人捐款的，比如你一年赚了50万，你喜欢传统艺术，你就拿出20万捐给了艺术团，那么这20万就可以免税，而且捐款通常是经过非营利组织完成的，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非常严格，财务需要公开、透明。
但在中国，捐款却是不透明的，比如红十字会，如果不是郭美美，我们恐怕还不知道这里面隐藏了多少猫腻。
另外，中国还有一些基金会是打着慈善的名义敛财。比如，上海慈善基金会，就被称为“官太俱乐部”，原上海市长黄菊的妻子余慧文曾经担任副会长，当时许多活跃于上海商界的巨贾，都想方设法接近她，据说上海首富周正毅，就曾给这个基金会捐了2千万人民币。
谁属于“高收入人群”？
提到这个“共同富裕”，我们就得说一下中国现在的贫富分化情况。在过去40年里，中国虽然经济在快速发展，但是贫富差距依然严重，去年开始的疫情更拉大了这种差距，有数据显示，疫情几乎没有影响到中国上层权贵的收入，但普通民众的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时是0.599，到了2020年时，则扩大到了0.704，成为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根据联合国对基尼系数的规定：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7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39。
在日本、澳洲等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而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2006年，中国社科院等部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供剪辑参考《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在中国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大富豪中，中共官员家属就有9,700多人，占富豪总数的86%。中共各级官员的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到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到85倍！
此外，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中国的大学、民间机构，都无法统计到中国人“黑色收入”、“灰色收入”、以及“暗收入”的资料。那么，如果考虑中共庞大的权贵集团通过贪污、受贿、洗黑钱等方式得来的“不可见收入”，中国的真实基尼系数将会更加惊人。
2013年，维基解密“中国密件”中披露的消息显示，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帐户，2/3是中共中央官员。目前还有150个名字尚未确认，估计是家眷。部级以上和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
1985年时，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带动和帮助其它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结果就是，中共官员们纷纷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过，“共同富裕”却没有实现，反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财富已经被500个权贵家族所控制，如今中共高层和太子党家族一如既往地圈钱、圈地、洗钱，各个家族的资产成百上千亿，更有以万亿计算的。比如，根据在美国的大陆富豪郭文贵去年的爆料，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至少坐拥5,000亿美元以上的资产，江泽民家族在海外控制的财富至少在1万亿美元。
去年5月，中共总理李克强提到，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人民币，而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在去年6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这6亿人中，有2.2亿人的月收入低于500元，546万人没有任何收入。
而普通民众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战以及疫情的重创之后，失业率暴增，生活艰难、民不聊生。
“共同富裕”可行？
邓小平来不及做的“共同富裕”，现在习近平要来完成了。对习近平宣告的“共同富裕”，北京经济学者彭定鼎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你只要是用合法正当取得的财富，不管多巨大，都应当受到保护。不能因为政策目的，变成有钱我就打你。”大家知道，前段时间刚被判了18年的孙大午，在民间的口碑很好，被称为良心企业家，但现在却是这样的下场。有人分析说，这是因为孙大午没有把钱捐给政府，人们感恩戴德的是孙大午，而不是中共。
那么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看到在资源、机会、竞争等方面，因权贵们手中的特权而造成的不平等的情况随处可见。
比如教育资源不平等。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教育资源更多，而相对于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的教育资源更多，而对北京来说，西城区、海淀区的教育资源更多。
比如在2020年，北京各区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人数是862人，海淀区占了479人，西城区是213人，两个区的学生就占了总人数的80%。怪不得家长们拼了命要到这两个区买房子。
我们再看看医疗，最近东京奥运上的中国跳水冠军全红婵，在受访时提到，她拼命拿冠军的目的就是要赚钱给母亲看病。但中共官员的医疗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共官媒曾披露，一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高达300万元，而一个市局级别的高干病房，一天的费用就要20多万，一年是7,000多万。
此外还有竞争的不平等。比如，一些商人，通过收买当地官员的方式，廉价获取国有资产经营权，或自然资源开采权，由此带来高额利润，但这种财富并不是通过公平竞争获得的。
中共搞改革开放40年，使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些红利去哪了呢？相当一部分是进了中共官员的腰包。
打土豪分田地2.0
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围剿，中共财政收入越来越少，那么，像是医疗、养老金这些巨大的亏空如何填补呢？这时，中共又打起了高收入人群的主意，利用一些人的仇富情结“劫富济贫”，这其实也是中共惯用的套路，既可以收买人心，又可以转移视线，让中共再次度过劫难。也许有人认为中共的均贫富是好事，我们看到，现在中共已经在演艺圈、科技圈，包括老师、公务员等领域都割了一圈韭菜了，如果医疗、养老的缺口还是堵不上，那中共可能还会想出更多的全民割韭菜的办法来。
当年，中共打土豪分田地时，曾经骗取农民为了保卫土地参加内战，然而他们的土地仅仅收获了几茬儿麦子，1953年，中共一搞合作化运动土地就又没了。曾有人总结中共的党史：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人民的名义抢劫，以改革的名义分赃……接下来的“共同富裕”，或许又将书写一段中共“合法”抢劫的历史了。
策划：财商经济研究所
撰文：财商经济研究所
剪辑：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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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