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3月24日讯】最近有中共专家表示，今年中国很可能会达到人口峰值，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迎来人口变化的第二个重要转折点。继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人口总量也将迎来负增长，而这比中共官方和其它机构的预测，提前了很多年。另外，中共发改委也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尤其是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要在今年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和中国的人口变化有什么关系呢？对中国的经济又将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些内容。
中国人口危机 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根据中共统计局的数字，2021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4,100元，扣除价格因素后，两年平均实际增长为4.0%，低于GDP的两年平均增速1.1个百分点。另外，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两年实际平均增速只有3.9%，到了今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7%，但是，扣除价格因素之后，实际增长是4.9%。
也就是说，不管是用哪个指标，都显示出，中国的消费落后于经济增长。虽然1-2月的经济数据显示，基建投资显着回升，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但是房地产投资低迷、消费疲弱都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这两者除了受到行业监管、以及疫情等短期冲击以外，从长期来看，还受到一个共同因素的影响，那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加速到来，不仅减少了长期的购房需求，也对消费造成了负面冲击。
《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中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全年净增长，只有204万人。专家认为，相对于中国14亿的人口基数，这个净增长数字意味着，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零增长”阶段。
根据中共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字，2021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是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到了7.52‰。减去死亡人口数后，中国总人口仅仅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到了0.34‰。
据“澎湃新闻”报导，在上周的一个会议上，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表示，中国人口完全有可能在2022年达到峰值，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那么，如果中国人口今年或是明年开始负增长，就比中共官方（中国社科院）、联合国、美国普查局的预测提前了很多年。根据BBC的报导，这三个机构分别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2032年和2031年开始负增长。
人口学家易富贤则在媒体访问时提到，中国的人口危机超过中共官方和国际社会的想像，中国面临人口雪崩。他还指出，这两年的严厉抗疫政策导致中国人减少结婚和生育的意愿，造成两年间少出生上百万的孩子，这可能影响今后几十年的经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根据大陆媒体的报导，中共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创下36年以来的新低，而且已经是连续八年下降；结婚率也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21年的5.4‰，也是连续八年下降。
而导致结婚登记人数持续下降的原因，包括年轻人数量下降、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初婚年龄推迟、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以及就业压力大等等。由于步入婚龄的人口数量呈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可以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结婚登记人数仍然会继续下降。
结婚率低，自然就会影响人口出生率，一手制造了这一切的中共，现在也是着急了，记得中共这次的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提议，允许中国年满30周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生育一胎。且不说中共政府是否有这个权力去规定别人生不生育，单从社会道德导向上来讲，也会成为导致伦理崩塌的催化剂。也有大陆民众评论，这其实就是给中共官员的“二奶”生孩奠定法律基础。
目前，随着人口增长减速和老龄化人口增加，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最突出的因素。
对此，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表示，过去“三驾马车”中，出口、投资起到主要拉动经济的作用，今后需要转向消费需求的拉动，要更加依靠消费。但是人口峰值和人口负增长，都伴随着消费收缩。如果应对不当，就会陷入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负债的长期停滞或“日本化”。
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总的来说，老龄化通过三个效应产生抑制消费的影响。
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增长快，消费就会增长快；人口负增长，消费也许就会负增长。二是年龄结构效应。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将会直接导致抑制消费的自然倾向。三是收入分配效应。收入上的两极分化，会降低总消费倾向，就会发生过度储蓄。
但是，人口总量、年龄结构已经难以改变，唯一可以有所改变的，就是收入分配。所以，蔡昉强调要通过收入分配，尤其是加大再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
什么意思呢？因为收入差距太大，高收入群体会得到更多的收入份额，但是它们并没有那么多可消费的需求；而穷人的消费需求又得不到充分满足，因此收入差距太大，会导致消费的萎缩。
那么，要怎样通过再分配增加消费呢？再分配主要表现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的提高，这就需要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因为户籍带来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蔡昉提出，在不增加常住人口的情况下，仅仅是消除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别，就会产生巨大的效果。
比如，如果2.6亿人可以从城市常驻人口变成城市户籍人口，就可以让他们在消费时没有后顾之忧，据经合组织（OECD）估算，可能会提高30%的消费。
早在2020年10月时，蔡昉就曾提出，中国有2.27亿人口，常住在城镇却没有取得城镇户口。而这个人群的主体，就是高达1.74亿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如果把这些农民工转换成城镇户口，即使工资没有提高，都能提升27%的消费。
放宽户籍制度可以激发消费潜力吗？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中国对于城镇化水平的度量，一直以来存在两个指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6.7%，这是2016年以来，两个指标首次缩小差距，但两者差距仍然达到18个百分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的院长易行健，把这两个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称为“半城镇化率”，并把这一现象称为“半城镇化”。他认为，城镇化没有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原因就在于“半城镇化人口”。
因为2亿多的农村居民，进入到城市工作生活，但是，因为不能获得城镇户籍，就难以享受和城镇户籍居民同样的社保、医疗以及教育等各种公共服务，因此在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他们的消费意愿必然不足。
为此，易行健提出，要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就需要推进户籍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真正的融入城镇，让农业转移人口“愿意消费”。
近日，中共发改委刚刚印发了一份文件，内容是关于中国“2022年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文件称，今年将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具体措施包括：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今年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强农民工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等。
目前，中国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有30个，像是浙江温州、广东佛山、珠海、甘肃兰州等城市，人数都在300万以下。
有分析认为，中共官方急于对户籍制度进行松绑，是迫于中国糟糕的经济。比如，有大陆智库中心的研究总监就表示，这是中央政府首度明确宣布详尽的户口改革计划，松绑户口制度，将会刺激三、四线城市的买房需求。
事实上，为了拉动消费，确实有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农民在城里买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吉林省。原因就是，去年吉林的房价和商品房销售额，都跌得很厉害。
但问题是，农民能买得起城市的住房吗？
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在《了望智库》的文章显示，中国城乡生活水平差别巨大。
比如，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倍差，在2020年下降到2.56，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仍然属于较高水平。对36个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大多数都低于1.5。
而且城乡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从大约0.4万元扩大到了大约2.7万元，扩大了近6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有城镇居民的一半。
此外，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居民社会保障水平，都显着低于城镇。
就连中共自己的官员，都认为农民进城买房不太可能。
比如，在3月2日的中共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共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说，中国目前有大约3亿多的“新市民”，他们没有确定的工作，有的是个体工商户，有的是农民工，这些人到银行申请贷款都有困难。
另外，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提到，今后房价再怎么降，也很难真正解决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特别是满足普通老百姓、没有积蓄的、进城务工、新市民这些阶层的住房需求，未来是需要靠租赁住房来解决。
换句话说，中共即使放开户籍制度，也不一定能够促进消费，因为这取决于“新市民”的消费能力。如果农民工的收入得不到提高，自然就没有能力消费，即使拥有城市户口，也不会有所改变。
要想扩大消费，关键是要保持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增加劳动报酬，提高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社会总体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但这也意味着要相应降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比重。而中共政府显然没有这样做的动力，这是造成居民收入增长慢、以及中国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
另外，户籍制度本身，就是中共为了掠夺农村和农民设计出来的制度，为的是能够帮助中共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但是现在，城乡差别、贫富悬殊，已经导致消费整体疲弱，成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障碍，所以中共才不得已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因为经济下滑可能导致民怨沸腾，从而影响到中共的政权稳定。
但就像原来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又要鼓励生三胎一样，中共做事，从来都只是急功近利地从维护眼前的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全面考虑国计民生的长远利益，这也就注定了任何这类改革，并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
财商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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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松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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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