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13日訊】五月底六月初，從中國傳出了兩條大新聞：一條與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有關；另一條與中國的產業結構有關。第一條新聞是：廣東本田汽車佛山零部件廠工人自五月二十一日起開始罷工，要求提高工資丶改革薪酬機制丶改革管理制度。五月二十六日，該廠的罷工導致本田在華企業全面停產三天。第二條新聞是：中國五月份的外貿出口總值再創歷史新高，增長率高達百分之四十八點點五；實現外貿順差一百九十五億美元；今年一至五月總體出口增長也高達百分之三十三。
在不少人看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和出口增長這兩則新聞，一則為憂丶一則為喜。硬將二者扯到一起，過於牽強。但是在作者看來，這兩個重要的事件有著內在的聯繫，它揭示了高速的出口增長對超經濟的低勞動成本的嚴重依賴，也凸顯了中國出口增長並沒有給勞動者帶來相應的福利效應；同時，在中國政府並不希望出口暴增的時刻，國民經濟卻不得不再次轉向大規模出口來尋求增長的動力，而支撐出口的廉價勞動成本卻又難以為繼，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經濟深層次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關鍵的拐點和中國政府在處理基本經濟矛盾方面的無能為力。可以說，中國經濟的兩個痼疾－經濟結構扭曲和收入分配不公－在五月份一併發作。
正在世界從金融危機的谷地向上攀爬的時刻，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都不希望中國的出口出現暴增局面。因為中國過渡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不僅使中國在國際上成為眾矢之的，而且也成為國內優化經濟結構丶調整利益格局的一個巨大的障礙。在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看來，中國通過包括人為地壓低人民幣幣值在內的各種手段擴大出口無異於以鄰為壑，竊取它國的就業機會。而中國政府也認識到，過渡地依賴國際市場，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是一個巨大的威脅；而且依靠廉價商品來維持一個大國經濟，環境成本高，經濟效益低，國民福利差，終究不是長遠之計。
但是這樣一種結構性的病症已經如此嚴重，以至於向來以強悍干預經濟聞名的中國政府都感到束手無策。這裡多方面的原因，從客觀上講，中國面臨就業壓力，需要為大量的失業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從歷史上看，依靠出口的經濟結構已經造就了既有利益格局，從出口導向的經濟結構中獲益頗豐的利益集團並不願意放棄這一結構。從制度上看，中國的集權制度壓制了工人的正當權益，使得既得利益集團依靠超低的勞動成本從出口中獲利成為可能，而中國政府決不會在維護集權制度的問題上輕易讓步。
現在，這一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石－長期承受超經濟壓制的工人們－已經不堪重負了。今年上半年發生在富士康的“十三跳”以及五月底本田佛山汽車零部件廠的罷工事件都是工人們對長期以來勞動強度大丶工資福利的強烈不滿的總爆發。雖然他們的自發要求都只是與切身利益直接相關，但是實際上卻是根深蒂固的“中國病”的一種總爆發症狀。中國政府及其官方的工會組織對工人的努力沒有給與任何支持。但是在最初的壓制無效後，他們聰明地採取了克制的態度。這表明他們充分認識到這一問題的敏感性，不願意由於處理失誤而導致更大的動盪。
在看到中國政府的無能為力之後，向來以利潤為重的資方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對工人的要求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讓步，尤其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了工資標準。考慮到超低的工資和超強度的勞動在中國決不僅僅是個別現像，因此不難預料， 一個以增加工資丶改善勞動條件為基本訴求的浪潮將在全國蔓延。僅僅從經濟的角度看，這將是對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經濟模式的一個革命性改造。至於它的社會和政治效應則更是不可低估。由此看來，五月是“中國病”二症並發的月份，也是中國的勞動者自己為“中國病”尋找“藥方”的月份
── 轉自《看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在不少人看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和出口增長這兩則新聞，一則為憂丶一則為喜。硬將二者扯到一起，過於牽強。但是在作者看來，這兩個重要的事件有著內在的聯繫，它揭示了高速的出口增長對超經濟的低勞動成本的嚴重依賴，也凸顯了中國出口增長並沒有給勞動者帶來相應的福利效應；同時，在中國政府並不希望出口暴增的時刻，國民經濟卻不得不再次轉向大規模出口來尋求增長的動力，而支撐出口的廉價勞動成本卻又難以為繼，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經濟深層次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關鍵的拐點和中國政府在處理基本經濟矛盾方面的無能為力。可以說，中國經濟的兩個痼疾－經濟結構扭曲和收入分配不公－在五月份一併發作。
正在世界從金融危機的谷地向上攀爬的時刻，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都不希望中國的出口出現暴增局面。因為中國過渡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不僅使中國在國際上成為眾矢之的，而且也成為國內優化經濟結構丶調整利益格局的一個巨大的障礙。在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看來，中國通過包括人為地壓低人民幣幣值在內的各種手段擴大出口無異於以鄰為壑，竊取它國的就業機會。而中國政府也認識到，過渡地依賴國際市場，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是一個巨大的威脅；而且依靠廉價商品來維持一個大國經濟，環境成本高，經濟效益低，國民福利差，終究不是長遠之計。
但是這樣一種結構性的病症已經如此嚴重，以至於向來以強悍干預經濟聞名的中國政府都感到束手無策。這裡多方面的原因，從客觀上講，中國面臨就業壓力，需要為大量的失業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從歷史上看，依靠出口的經濟結構已經造就了既有利益格局，從出口導向的經濟結構中獲益頗豐的利益集團並不願意放棄這一結構。從制度上看，中國的集權制度壓制了工人的正當權益，使得既得利益集團依靠超低的勞動成本從出口中獲利成為可能，而中國政府決不會在維護集權制度的問題上輕易讓步。
現在，這一經濟發展模式的基石－長期承受超經濟壓制的工人們－已經不堪重負了。今年上半年發生在富士康的“十三跳”以及五月底本田佛山汽車零部件廠的罷工事件都是工人們對長期以來勞動強度大丶工資福利的強烈不滿的總爆發。雖然他們的自發要求都只是與切身利益直接相關，但是實際上卻是根深蒂固的“中國病”的一種總爆發症狀。中國政府及其官方的工會組織對工人的努力沒有給與任何支持。但是在最初的壓制無效後，他們聰明地採取了克制的態度。這表明他們充分認識到這一問題的敏感性，不願意由於處理失誤而導致更大的動盪。
在看到中國政府的無能為力之後，向來以利潤為重的資方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對工人的要求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讓步，尤其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了工資標準。考慮到超低的工資和超強度的勞動在中國決不僅僅是個別現像，因此不難預料， 一個以增加工資丶改善勞動條件為基本訴求的浪潮將在全國蔓延。僅僅從經濟的角度看，這將是對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經濟模式的一個革命性改造。至於它的社會和政治效應則更是不可低估。由此看來，五月是“中國病”二症並發的月份，也是中國的勞動者自己為“中國病”尋找“藥方”的月份
── 轉自《看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