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16日訊】（大紀元記者張東光編譯報導）中東的抗暴革命會在中國上演嗎？中國的中產階級真的那麼看重短期的物質利益，進而對政治默不作聲嗎？美國斯坦福大學傅利曼‧斯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中心（Freeman Spogli Institute）研究員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日在《華爾街日報》撰文“中國會是下一個嗎？”，明言以政治觀察的角度而言，這是一個必然，唯一待確認的是那個關鍵的臨界點。
福山觀察了1950與1960年代開發中國家的政治動盪後，得到一個結論：經濟與社會發展增長到一個水準後，通常會導致政變、革命和兵變。
他說，這些民眾在行動力、教育程度與經濟能力大增之後，卻發現政治體系與預期存在落差，也就是他們希望參與政治，但政府機構卻給他們很少的發言權，甚至不給。他指出，攻擊現存政治次序的力量通常都不是由社會底層所推動，而是由那些新興的中產階級所為，他們對於政治與經濟機會的缺乏感到沮喪。
以上所有的觀察，似乎皆可應用在突尼西亞與埃及。近幾十年來，這兩個國家的社會大幅進步。根據聯合國以健康、教育及所得等指數聯合編制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顯示，在1990~2010年期間，埃及該指數增長28%突尼西亞增長30%。此外，民眾受教育的比例也大幅增加，突尼西亞更製造出數量龐大的大學畢業生。
事實上，埃及與突尼西亞的抗暴開始是由這些受過教育、熟知科技的中產階級年輕民眾所主導的，他們向每一個聽眾表達其對社會的不滿，而他們也被允許這麼做。對於政府的貪污與無能，他們認為領導人難辭其咎，他們希望找到與政治沒有關聯的一份工作。
政治學家賽謬爾．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強調，尋求政治參與的新興社會團體是股不穩定的力量。過去，人們會利用報紙與電臺動員，今天他們改用手機、臉書、推特來行動。中東的變天不可思議地快速，它顛覆了傳統阿拉伯被動的文化以及伊斯蘭教世界對現代化的抗拒。
然而，這些可圈可點的演變對於中國的未來有何啟示？
作者說，目前對中國社會不滿的乾燥火種與中東的情況真的很像。引爆突尼西亞抗暴的事件是小販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他多次被當局拘捕，向警方抱怨時也被摑掌和羞辱。對於所有沒有法治或無公共問責的政權，這種事情司空見慣:當局慣常地不給一般民眾尊嚴，並任意踐踏其權力，但社會卻沒有譴責這類行為的文化。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 Barometer）發現，部份中國民眾感到他們的經濟能力近幾年來改善許多，多數的民眾也相信民主是最佳的政治制度。可惜，許多民眾安於現狀，默認中共的假民主，沒有強烈支援要將中國轉為真正自由民主的社會。
這說明，這些中國所謂的中產階級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害怕民主的多黨政治引進之後，會被迫與人數龐大的弱勢群體分享個人的既得利益。中共的權貴更以泰國極端的民粹主義為戒，擔心民主會帶給他們更多的危害。
作者認為，事實上，中國的獨裁主義比中東更加厲害。中共當局嚴密監控民怨，有時殺雞儆猴、有時派兵鎮壓、有時轉移目標。例如，為了平息貧富差距的民怨，中共鼓勵企業到貧窮的內陸地區投資。當三氯氰胺毒奶事件或四川地震震垮豆腐渣校捨時，當局會狠狠地處份相關官員，有時還會處死他們。
另一個中共獨有的特色是自我強化的領導輪替，這與一人執政多達23年、30年和41年的的突尼西亞總統阿裡、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等國有所不同。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將於2012年下臺，預計習近平將接替其職位，這讓民眾產生一種新人新政的幻覺。
中共當局同時在鎮壓的方法上也較靈活而無情。一旦感應到明顯的威脅，當局首先絕不會讓西方媒體大肆報導。中共禁用臉書、推特，並雇用大量人力審查網言和內地的社會媒體。很可能，當微博批評政府行為不當的網言剛貼上的第一時間，就被審查人員刪除了，這種頻玩貓抓老鼠遊戲的網路生態，讓一個統一的社群空間很難誕生。
中共與中東情況最大的不同也在於軍隊的屬性。獨裁政權面對民眾抗議的終極依靠是其軍隊、員警和情報組織的凝聚力與忠誠度。突尼西亞的軍隊在抗暴之初就倒戈相向，優柔寡斷的埃及軍隊後來也決定不對示威者開火，最終迫使穆巴拉科下臺。
在中國，中共解放軍是一個強大且逐漸自治的組織，對於保持現狀有強烈的經濟誘因。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中共在全國掌握了許多敢死的部隊，他們敢開進北京與上海，毫不猶豫對示威者開火。解放軍已自栩為中共國家主義的託管人。
然而，作者認為，即使中東的抗暴烈火不會很快延燒到中國，但中共不久就要面臨一些燃眉的問題。自1978年中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未遭逢大蕭條或經濟上的挫敗。但如果中國當前的資產泡沫破滅，數以千萬的民眾找不到工作，中共當局向來倚賴管理經濟的表現來支持其統治的合法性，將受到嚴重的威脅。
亨廷頓先生提出了另一個情狀—中產階級逐漸升高但不被滿足的預期，仍可能起作用。雖然，今日的中國出現了低階技術勞工缺乏的問題，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市場卻僧多粥少。目前每年中國都會新增700多萬名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1998年這個數字還不到100萬。大學生們多數很難找到一個可以符合自我預期的工作。700萬無法就業的大學畢業生，比起數以億計的貧窮農人，對中共政權的威脅更大。
此外，中國還有一個他們稱之為“暴君”的問題。中國歷史上許多成就都是高品質的中央集權官僚政府所創造的。若統治者有才有德，情況會漸入佳境。的確，這樣的決策通常都比民主還有效率。但是，這樣的體系並不保證總是出現“明君”，在缺乏法治與民主機制下，出現“暴君”將無可避免。作者說，中共毛澤東就是一個“暴君”，而未來的“盜賊統治者”（kleptocrat）也會伺機而動。
福山指出，事實上，不論如何將社會革命的原因進行理論化，人類社會畢竟太過複雜，變化的速度太快，任何簡單的理論也無法提供一個可靠的引導。許多觀察家都認為，阿拉伯民眾要走上街頭改變政權是不可能的，因為根據他們對中東深厚知識的掌握，他們過去的預測從未失誤，但2011年全錯了。
對於任何一個政治觀察家來說，最難的事情是道德的因素。所有的社會革命都由尊嚴受到羞辱導致的強烈憤怒所引起，這個憤怒有時會具體化於一個單一的事件或印象，讓過去一盤散沙的每位個體動員起來，形成一個社群。我們可以引用教育或就業增長上的統計，或是鑽研一個社會的歷史與文化，但有時還是會誤判，因為社會的認知已透過簡訊、影音分享或簡單的對話等方式涓滴成河，快速地演化。
對於中國，最難估量的是中產階級的道德狀況，僅管他們似乎自滿於目前的經濟現狀，對政治表現漠不關己的態度，但是到達某個抵換關係（trade-off）破裂的臨界點，中共將無法提供所承諾的物質利益，或者尊嚴被羞辱的中國民眾到了忍耐的極限。我們不該假裝可以預測這個臨界點何時會出現，但它終究會出現，如同賽謬爾．亨廷頓所說，這就是現代化本身的邏輯。
福山觀察了1950與1960年代開發中國家的政治動盪後，得到一個結論：經濟與社會發展增長到一個水準後，通常會導致政變、革命和兵變。
他說，這些民眾在行動力、教育程度與經濟能力大增之後，卻發現政治體系與預期存在落差，也就是他們希望參與政治，但政府機構卻給他們很少的發言權，甚至不給。他指出，攻擊現存政治次序的力量通常都不是由社會底層所推動，而是由那些新興的中產階級所為，他們對於政治與經濟機會的缺乏感到沮喪。
以上所有的觀察，似乎皆可應用在突尼西亞與埃及。近幾十年來，這兩個國家的社會大幅進步。根據聯合國以健康、教育及所得等指數聯合編制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顯示，在1990~2010年期間，埃及該指數增長28%突尼西亞增長30%。此外，民眾受教育的比例也大幅增加，突尼西亞更製造出數量龐大的大學畢業生。
事實上，埃及與突尼西亞的抗暴開始是由這些受過教育、熟知科技的中產階級年輕民眾所主導的，他們向每一個聽眾表達其對社會的不滿，而他們也被允許這麼做。對於政府的貪污與無能，他們認為領導人難辭其咎，他們希望找到與政治沒有關聯的一份工作。
政治學家賽謬爾．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強調，尋求政治參與的新興社會團體是股不穩定的力量。過去，人們會利用報紙與電臺動員，今天他們改用手機、臉書、推特來行動。中東的變天不可思議地快速，它顛覆了傳統阿拉伯被動的文化以及伊斯蘭教世界對現代化的抗拒。
然而，這些可圈可點的演變對於中國的未來有何啟示？
作者說，目前對中國社會不滿的乾燥火種與中東的情況真的很像。引爆突尼西亞抗暴的事件是小販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他多次被當局拘捕，向警方抱怨時也被摑掌和羞辱。對於所有沒有法治或無公共問責的政權，這種事情司空見慣:當局慣常地不給一般民眾尊嚴，並任意踐踏其權力，但社會卻沒有譴責這類行為的文化。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 Barometer）發現，部份中國民眾感到他們的經濟能力近幾年來改善許多，多數的民眾也相信民主是最佳的政治制度。可惜，許多民眾安於現狀，默認中共的假民主，沒有強烈支援要將中國轉為真正自由民主的社會。
這說明，這些中國所謂的中產階級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害怕民主的多黨政治引進之後，會被迫與人數龐大的弱勢群體分享個人的既得利益。中共的權貴更以泰國極端的民粹主義為戒，擔心民主會帶給他們更多的危害。
作者認為，事實上，中國的獨裁主義比中東更加厲害。中共當局嚴密監控民怨，有時殺雞儆猴、有時派兵鎮壓、有時轉移目標。例如，為了平息貧富差距的民怨，中共鼓勵企業到貧窮的內陸地區投資。當三氯氰胺毒奶事件或四川地震震垮豆腐渣校捨時，當局會狠狠地處份相關官員，有時還會處死他們。
另一個中共獨有的特色是自我強化的領導輪替，這與一人執政多達23年、30年和41年的的突尼西亞總統阿裡、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等國有所不同。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將於2012年下臺，預計習近平將接替其職位，這讓民眾產生一種新人新政的幻覺。
中共當局同時在鎮壓的方法上也較靈活而無情。一旦感應到明顯的威脅，當局首先絕不會讓西方媒體大肆報導。中共禁用臉書、推特，並雇用大量人力審查網言和內地的社會媒體。很可能，當微博批評政府行為不當的網言剛貼上的第一時間，就被審查人員刪除了，這種頻玩貓抓老鼠遊戲的網路生態，讓一個統一的社群空間很難誕生。
中共與中東情況最大的不同也在於軍隊的屬性。獨裁政權面對民眾抗議的終極依靠是其軍隊、員警和情報組織的凝聚力與忠誠度。突尼西亞的軍隊在抗暴之初就倒戈相向，優柔寡斷的埃及軍隊後來也決定不對示威者開火，最終迫使穆巴拉科下臺。
在中國，中共解放軍是一個強大且逐漸自治的組織，對於保持現狀有強烈的經濟誘因。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中共在全國掌握了許多敢死的部隊，他們敢開進北京與上海，毫不猶豫對示威者開火。解放軍已自栩為中共國家主義的託管人。
然而，作者認為，即使中東的抗暴烈火不會很快延燒到中國，但中共不久就要面臨一些燃眉的問題。自1978年中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未遭逢大蕭條或經濟上的挫敗。但如果中國當前的資產泡沫破滅，數以千萬的民眾找不到工作，中共當局向來倚賴管理經濟的表現來支持其統治的合法性，將受到嚴重的威脅。
亨廷頓先生提出了另一個情狀—中產階級逐漸升高但不被滿足的預期，仍可能起作用。雖然，今日的中國出現了低階技術勞工缺乏的問題，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市場卻僧多粥少。目前每年中國都會新增700多萬名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1998年這個數字還不到100萬。大學生們多數很難找到一個可以符合自我預期的工作。700萬無法就業的大學畢業生，比起數以億計的貧窮農人，對中共政權的威脅更大。
此外，中國還有一個他們稱之為“暴君”的問題。中國歷史上許多成就都是高品質的中央集權官僚政府所創造的。若統治者有才有德，情況會漸入佳境。的確，這樣的決策通常都比民主還有效率。但是，這樣的體系並不保證總是出現“明君”，在缺乏法治與民主機制下，出現“暴君”將無可避免。作者說，中共毛澤東就是一個“暴君”，而未來的“盜賊統治者”（kleptocrat）也會伺機而動。
福山指出，事實上，不論如何將社會革命的原因進行理論化，人類社會畢竟太過複雜，變化的速度太快，任何簡單的理論也無法提供一個可靠的引導。許多觀察家都認為，阿拉伯民眾要走上街頭改變政權是不可能的，因為根據他們對中東深厚知識的掌握，他們過去的預測從未失誤，但2011年全錯了。
對於任何一個政治觀察家來說，最難的事情是道德的因素。所有的社會革命都由尊嚴受到羞辱導致的強烈憤怒所引起，這個憤怒有時會具體化於一個單一的事件或印象，讓過去一盤散沙的每位個體動員起來，形成一個社群。我們可以引用教育或就業增長上的統計，或是鑽研一個社會的歷史與文化，但有時還是會誤判，因為社會的認知已透過簡訊、影音分享或簡單的對話等方式涓滴成河，快速地演化。
對於中國，最難估量的是中產階級的道德狀況，僅管他們似乎自滿於目前的經濟現狀，對政治表現漠不關己的態度，但是到達某個抵換關係（trade-off）破裂的臨界點，中共將無法提供所承諾的物質利益，或者尊嚴被羞辱的中國民眾到了忍耐的極限。我們不該假裝可以預測這個臨界點何時會出現，但它終究會出現，如同賽謬爾．亨廷頓所說，這就是現代化本身的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