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17日訊】7月23日中國溫州發生了震動中外的特大高鐵撞車事故，官方公佈死亡39人，但是民間估計的數目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一時間，不管是對於死亡人數的質疑，對於車禍原因的探究，官方在撞車事故後野蠻地處理殘骸所引起的公憤，迅速淹沒了神州大地。
和以往一樣的是政府又開始了大愛和奇蹟的宣傳，並且迅速統一了對外措辭。和以往不一樣的是，這次從民間到媒體都公開發出了對高鐵撞車事故和政府的懷疑。這種懷疑不是祕密的、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言行，而是可以公之於眾的英雄行為。抗命原地堅持搜救行動的溫州特警邵曳戎及其同事從列車殘骸中救出兩歲孤女小伊伊——後者的父母已在此事故中不幸遇難。這一成功的搜救案例，有力地回擊了有關部門對公眾不負責任甚至是欺騙性的論斷——已無生命跡象，停止搜救。這次對高層指令抗命而獲得的奇蹟與相關部門倉促切割、掩埋動車殘骸的野蠻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加上民眾本身對於高鐵的質疑，統統匯集在一起，形成了強大的公眾輿論，直接指向鐵道部和整個政府。與此一致的是，一些報紙頭版以近乎“開天窗”的方式，表達對逝者的紀念；此外，還有近百家報紙同時引用溫家寶“要給群眾真相”、“是否救人第一”，“鐵道部要回答”等為大標題，呼籲“要真相”，矛頭直指鐵道部。媒體此種反應在近年特大事故中實屬罕見。
公眾的質疑主要集中於一下三點：1.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幾乎不可能發生的錯誤？後放列車沒有得到任何信號撞上前方列車的錯誤是極端低水平的；2. 死亡人數究竟是多少？官方宣稱是39人，但是有細心的網友研究過此類報導後指出為何歷年特大事故總是沒有超過36人， 並且到現在為止，購車人員仍然是無法公開的數據；3. 為什麼會如此倉促地處理列車事故殘骸？在事故發生僅僅數小時後就宣布通車，並且野蠻切割列車，對外宣布無生命跡象，最後被證明其實還有人存活。換言之，這樣的論斷和命令無異於第二次謀殺。媒體和公眾的質疑共同引發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機：從鐵道部發言人到中國高層領導人都遭受了廣泛的質疑和審視，與高鐵相關的部門以及官員被越來越精明的網友深入挖掘，問責風暴看上去是越來越厲害了。於此同時，主流媒體也不遺餘力地展開批判。一時間，似乎媒體的監督權和中國公民的知情權有了極大改善，中國公民社會取得了長遠的進步——那些在公共領域做出質疑的人都成為了英雄。
但是令人懷疑的地方正在於此：何以中國的公民與媒體能夠如此公開地、自由地問責於政府？何以政府部門——假如以鐵道部為代表的話，如此狼狽地被暴露和攻擊於公眾的視界中而毫無自保之力？
僅僅從可感知的公共輿論來看，溫州動車事故的遇難者家屬的反應被濃墨重彩地反復鋪陳，媒體的質疑也鋪天蓋地。相比較死亡8萬人的汶川地震止步於人間大愛的報導和深入挖掘的禁令，高鐵事故的全民反思和批判，在中國的現行政治體制中反而才是不正常的。即便與過往的多次事故相比，這次公共輿論的大規模深入批判也顯得很不正常：從未有任何一次事故可以這樣公開化、無壓力地批評政府公共部門並將矛頭指向中國高層領導人——這個現像極端不符合中國現實國情以及中國公眾輿論的潛規則：後者從來不敢也不能大規模公開挑戰政府對公共話語的容忍底線。
為什麼會出現全民對公共部門的深入批判？民眾產生質疑和關注是其一；有媒體報導是其二：既有渠道去了解現實的不行，也有渠道去表達對災難的意見與情緒。譬如，在汶川地震中，民眾對於孩子們因豆腐渣工程死亡的事故本有著強烈的不滿和憤怒，但這些情緒都迅速被導向了全國一體的大愛表演——有真實的成分在，但也有不少配合宣傳的裝腔作勢的成分。進一步挖掘災難與民眾再反饋的渠道被切斷了，時至今日，沒有一個人因為地震的過失殺人負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溫州高鐵事故後處理相關人員的雷厲風行，事故發生第二天上海鐵路局局長龍京、黨委書記李嘉、分管工務電務的副局長何勝利就被免職。可以推斷，高鐵事故今次的大規模問責與整頓並不僅僅是出於對公民的負責，至少還有其他非常重要的理由在裡面，否則無法解釋事故處理方面它與過往同類例子的巨大差異。
必須要了解中國的現狀：這是一個黨控制一切的國家，如果說某些領域有所鬆動那也是因為黨出於一些顧慮而暫時放鬆了管制；如果需要，隨時可以重新全方位控制整個領域。黨國掌握了最高權利，而媒體尤其是控制的重點領域。如果其對高鐵的默許和縱容至少不僅僅是出自於對於國民生命的尊重（就長期經驗來看，從上到下的政府及公共機構都有掩蓋事故的強烈偏好，通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並最終找一兩個位低權輕的來頂罪），那麼其他動機是什麼？有很多徵兆表明與其說溫州高鐵事故引發的是公民社會的進步，不如說是中國高層的爭權奪利，或者更正確一點，是局部大洗牌。出於鞏固和擴大權力的動機，高層政治人物看到了利用公眾輿論打擊掌控鐵道部的政敵、為自己獲取利益的可能性。這就能解釋為什麼公眾在此事故中有了獲知真相與反饋意見的通常渠道，甚至連那些高層領導人應對此負責，那些人或部門在推卸責任，這些在過去的事故調查和報導中諱莫如深的信息史無前例地被公開討論和質疑。
事故發生到現在，牽涉其中的很多高層頭面人物，尤其是高層之間的重大分歧清晰地展示在公眾面前。首先是溫家寶答記者問，他的發言最重要的部分不在於一般民眾批評的是否作秀，而是暗含的信息“溫家寶與此無關”。高鐵事故發生很長一段時間裡溫家寶才出場安撫公眾，他對外宣稱有病在身，然而被網友發現病重的幾天都在參加外事活動。他的藉口遭到了民眾的公開嘲笑，似乎進一步坐實了“影帝”的名號。但是，重點並不在於這裡：如果需要理由，溫家寶完全可以找出不那麼容易被拆穿的理由，但既然這個理由只需點擊一下鼠標就能被拆穿那麼他其實是在暗示這就是一個藉口：他有別的意圖在裡面。有相關消息證明了他的暗示，他借病與涉及高鐵事故的集團劃清界限。不僅如此，高鐵事故發生後的一系列指令也是前後矛盾，令人起疑。 “沒有生命跡象”的斷言和“就地掩埋車頭”的指令遭到全國聲討，究竟是誰發出的也在被深究；部門領導人之間也在為高鐵相互推卸責任。與此同時，高鐵事故發生後的一系列指令也是前後矛盾，令人起疑。輿論所及之處，凡是與高鐵沾了邊的都在忙不迭地開脫自己，現在中國的公開信息來源中發出以上論斷和指令的部門是存而不在的。不管最終有多少人為這次事件負責，鐵道部始終免不了被動地處於輿論風暴中心，這個部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而且是一面倒的輿論。除了黨刊黨報不直接批評以外，大量有很高聲譽的民間主流媒體聚焦於曝光和批評鐵道部——毫無疑問這些媒體已經通過內部渠道得到了某些暗示。長期以來，黨內以及黨外的媒體都有特別渠道來了解、觀察、領會高層的旨意，知道哪些可以發，哪些可以寫，哪些敏感但是可以打擦邊球。否則無法解釋至少幾十家媒體如此一致地完全歸罪於鐵道部——不是某幾個人，而是質疑一個高等級的公共機構。
因此，在如此心照不宣的默許縱容之後，一定有最高級別的官員——國家領導人的強勢介入。中國壟斷機構長期自外於中國國務院管轄範圍之外，幾乎類於諸侯。以溫家寶為首的政府班子無力對其進行管理，。中國名義上有一個國務院，管理各種事務，但事實上諸如壟斷國企這樣的利益集團是超出了這個名義上的最高政府機構的管轄。譬如飽受輿論衝擊的鐵道部，長期以來宛如國中之國，後台是江澤民及其嫡係人馬，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倒台普遍被認為是因為江澤民下台並逐漸失去權力的緣故。高鐵出事其事故責任方直指鐵道部，也嚴重危及江係人馬的切身利益。如此高調曝光，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很明顯是對其不利的。一直傳聞江澤民已經離世，那麼清洗其勢力就是中國官場中的一貫做法，越是曝光就越是揭露了鐵道部的失責、無能、草菅人命，甚至於其本身就是最大的問題。這一次，江的政敵似乎是恰逢其時地利用了高鐵出事，以公眾意願和情緒來推動鐵道部改革——或者說清洗其舊勢力。
不管有多少媒體質疑鐵道部，不管有多少公共人物批判相關負責人，不管有多少民眾可以聲援死難者家屬，從事件的根本起源來看，這仍舊是中國高層政治鬥爭場域的延伸和鏡像。這一場看似媒體和公眾的自由意志的盛宴，本質上依然為中國高層證據變動的陰影所籠罩——這一點在建國之初就繼承了下來，雖然版本可能會隨著時代而變化。如果國家有足夠的決心要攔截信息，沒有任何一家媒體可以向外界傳遞獨立的聲音。現在公眾的全方位圍攻鐵道部，也正是被高層政治鬥爭所利用的———雖然就某些方面而言這種利用也有著促進的客觀作用。這種利用民意來爭權的手法並不是第一次了，最近的例子就是重慶的薄熙來依靠發動中下層民眾來推進唱紅打黑的文革式政治運動。但是，高鐵事故後被縱容的民意洶湧透露出了不一樣的信息：它空前地暴露出了高層的分歧。唱紅打黑實際上並不是被民眾普遍認同的運動，人們對此有種疏離感，他們不相信這是一次純粹的運動；溫州高鐵則不一樣，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了鐵道部及其後台的愚蠢、貪婪和草菅人命，只要有了發洩渠道人們都投身進去批判它並深信不疑自己的行為的正義性。隨著事態的演進，那些前後打架的指令，沒有完全封殺掉的渠道，來自高層的默許，直接指向高鐵後台的人民的質疑與憤怒，更多地展現出了這個國家最高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或者說爭權奪利。只要對中國的現實國情有著最基本的了解，就足以發現此次高鐵事故的全國性批判中從媒體到領導人言行中有著多少違背中國特色常識的東西。中宣部與國務院之間，總理與壟斷集團之間，高鐵後台與總理一派的不和，諸如此類等等，已經非常詳盡地在高鐵後的新聞中體現出來了。
中國高層的分歧很早就被境內外觀察家所發現並重視，多屬於行內人通過內部渠道信息的分析結果，但是這一次是整個地暴露在普通公眾面前。這是否可以說明來自上層的分歧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使得領導人已經不在乎至少在一般民眾面前維持團結和睦的假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高鐵事故使得民眾有了一個發洩現實不滿的渠道，並且是為官方所默認的。換言之，其實是高層的政治鬥爭為民眾獲取了這樣的渠道。這個短暫的信息自由是靠著領導人的巨大分裂和權力鬥爭的間隙才得到的。不管最終哪一方得利，哪一係人馬上台，最終民眾還是通過狂歡式的公開批判獲得了以下認知：這個國家的災難無窮無盡，並且似乎是無藥可救了。掌權的政治人物雖然通過默許和縱容公眾意見來打擊了政敵，但人們已經在此輿論風暴中將對國家和高層的批判深入到了過去不曾做到的地步，並且這種趨勢只有加深，無法再回到更缺少質疑和批判的狀態。最終，利用公共輿論的策略將根本上侵蝕黨國的政權基礎。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和以往一樣的是政府又開始了大愛和奇蹟的宣傳，並且迅速統一了對外措辭。和以往不一樣的是，這次從民間到媒體都公開發出了對高鐵撞車事故和政府的懷疑。這種懷疑不是祕密的、具有高度政治風險的言行，而是可以公之於眾的英雄行為。抗命原地堅持搜救行動的溫州特警邵曳戎及其同事從列車殘骸中救出兩歲孤女小伊伊——後者的父母已在此事故中不幸遇難。這一成功的搜救案例，有力地回擊了有關部門對公眾不負責任甚至是欺騙性的論斷——已無生命跡象，停止搜救。這次對高層指令抗命而獲得的奇蹟與相關部門倉促切割、掩埋動車殘骸的野蠻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加上民眾本身對於高鐵的質疑，統統匯集在一起，形成了強大的公眾輿論，直接指向鐵道部和整個政府。與此一致的是，一些報紙頭版以近乎“開天窗”的方式，表達對逝者的紀念；此外，還有近百家報紙同時引用溫家寶“要給群眾真相”、“是否救人第一”，“鐵道部要回答”等為大標題，呼籲“要真相”，矛頭直指鐵道部。媒體此種反應在近年特大事故中實屬罕見。
公眾的質疑主要集中於一下三點：1.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幾乎不可能發生的錯誤？後放列車沒有得到任何信號撞上前方列車的錯誤是極端低水平的；2. 死亡人數究竟是多少？官方宣稱是39人，但是有細心的網友研究過此類報導後指出為何歷年特大事故總是沒有超過36人， 並且到現在為止，購車人員仍然是無法公開的數據；3. 為什麼會如此倉促地處理列車事故殘骸？在事故發生僅僅數小時後就宣布通車，並且野蠻切割列車，對外宣布無生命跡象，最後被證明其實還有人存活。換言之，這樣的論斷和命令無異於第二次謀殺。媒體和公眾的質疑共同引發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機：從鐵道部發言人到中國高層領導人都遭受了廣泛的質疑和審視，與高鐵相關的部門以及官員被越來越精明的網友深入挖掘，問責風暴看上去是越來越厲害了。於此同時，主流媒體也不遺餘力地展開批判。一時間，似乎媒體的監督權和中國公民的知情權有了極大改善，中國公民社會取得了長遠的進步——那些在公共領域做出質疑的人都成為了英雄。
但是令人懷疑的地方正在於此：何以中國的公民與媒體能夠如此公開地、自由地問責於政府？何以政府部門——假如以鐵道部為代表的話，如此狼狽地被暴露和攻擊於公眾的視界中而毫無自保之力？
僅僅從可感知的公共輿論來看，溫州動車事故的遇難者家屬的反應被濃墨重彩地反復鋪陳，媒體的質疑也鋪天蓋地。相比較死亡8萬人的汶川地震止步於人間大愛的報導和深入挖掘的禁令，高鐵事故的全民反思和批判，在中國的現行政治體制中反而才是不正常的。即便與過往的多次事故相比，這次公共輿論的大規模深入批判也顯得很不正常：從未有任何一次事故可以這樣公開化、無壓力地批評政府公共部門並將矛頭指向中國高層領導人——這個現像極端不符合中國現實國情以及中國公眾輿論的潛規則：後者從來不敢也不能大規模公開挑戰政府對公共話語的容忍底線。
為什麼會出現全民對公共部門的深入批判？民眾產生質疑和關注是其一；有媒體報導是其二：既有渠道去了解現實的不行，也有渠道去表達對災難的意見與情緒。譬如，在汶川地震中，民眾對於孩子們因豆腐渣工程死亡的事故本有著強烈的不滿和憤怒，但這些情緒都迅速被導向了全國一體的大愛表演——有真實的成分在，但也有不少配合宣傳的裝腔作勢的成分。進一步挖掘災難與民眾再反饋的渠道被切斷了，時至今日，沒有一個人因為地震的過失殺人負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溫州高鐵事故後處理相關人員的雷厲風行，事故發生第二天上海鐵路局局長龍京、黨委書記李嘉、分管工務電務的副局長何勝利就被免職。可以推斷，高鐵事故今次的大規模問責與整頓並不僅僅是出於對公民的負責，至少還有其他非常重要的理由在裡面，否則無法解釋事故處理方面它與過往同類例子的巨大差異。
必須要了解中國的現狀：這是一個黨控制一切的國家，如果說某些領域有所鬆動那也是因為黨出於一些顧慮而暫時放鬆了管制；如果需要，隨時可以重新全方位控制整個領域。黨國掌握了最高權利，而媒體尤其是控制的重點領域。如果其對高鐵的默許和縱容至少不僅僅是出自於對於國民生命的尊重（就長期經驗來看，從上到下的政府及公共機構都有掩蓋事故的強烈偏好，通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並最終找一兩個位低權輕的來頂罪），那麼其他動機是什麼？有很多徵兆表明與其說溫州高鐵事故引發的是公民社會的進步，不如說是中國高層的爭權奪利，或者更正確一點，是局部大洗牌。出於鞏固和擴大權力的動機，高層政治人物看到了利用公眾輿論打擊掌控鐵道部的政敵、為自己獲取利益的可能性。這就能解釋為什麼公眾在此事故中有了獲知真相與反饋意見的通常渠道，甚至連那些高層領導人應對此負責，那些人或部門在推卸責任，這些在過去的事故調查和報導中諱莫如深的信息史無前例地被公開討論和質疑。
事故發生到現在，牽涉其中的很多高層頭面人物，尤其是高層之間的重大分歧清晰地展示在公眾面前。首先是溫家寶答記者問，他的發言最重要的部分不在於一般民眾批評的是否作秀，而是暗含的信息“溫家寶與此無關”。高鐵事故發生很長一段時間裡溫家寶才出場安撫公眾，他對外宣稱有病在身，然而被網友發現病重的幾天都在參加外事活動。他的藉口遭到了民眾的公開嘲笑，似乎進一步坐實了“影帝”的名號。但是，重點並不在於這裡：如果需要理由，溫家寶完全可以找出不那麼容易被拆穿的理由，但既然這個理由只需點擊一下鼠標就能被拆穿那麼他其實是在暗示這就是一個藉口：他有別的意圖在裡面。有相關消息證明了他的暗示，他借病與涉及高鐵事故的集團劃清界限。不僅如此，高鐵事故發生後的一系列指令也是前後矛盾，令人起疑。 “沒有生命跡象”的斷言和“就地掩埋車頭”的指令遭到全國聲討，究竟是誰發出的也在被深究；部門領導人之間也在為高鐵相互推卸責任。與此同時，高鐵事故發生後的一系列指令也是前後矛盾，令人起疑。輿論所及之處，凡是與高鐵沾了邊的都在忙不迭地開脫自己，現在中國的公開信息來源中發出以上論斷和指令的部門是存而不在的。不管最終有多少人為這次事件負責，鐵道部始終免不了被動地處於輿論風暴中心，這個部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而且是一面倒的輿論。除了黨刊黨報不直接批評以外，大量有很高聲譽的民間主流媒體聚焦於曝光和批評鐵道部——毫無疑問這些媒體已經通過內部渠道得到了某些暗示。長期以來，黨內以及黨外的媒體都有特別渠道來了解、觀察、領會高層的旨意，知道哪些可以發，哪些可以寫，哪些敏感但是可以打擦邊球。否則無法解釋至少幾十家媒體如此一致地完全歸罪於鐵道部——不是某幾個人，而是質疑一個高等級的公共機構。
因此，在如此心照不宣的默許縱容之後，一定有最高級別的官員——國家領導人的強勢介入。中國壟斷機構長期自外於中國國務院管轄範圍之外，幾乎類於諸侯。以溫家寶為首的政府班子無力對其進行管理，。中國名義上有一個國務院，管理各種事務，但事實上諸如壟斷國企這樣的利益集團是超出了這個名義上的最高政府機構的管轄。譬如飽受輿論衝擊的鐵道部，長期以來宛如國中之國，後台是江澤民及其嫡係人馬，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倒台普遍被認為是因為江澤民下台並逐漸失去權力的緣故。高鐵出事其事故責任方直指鐵道部，也嚴重危及江係人馬的切身利益。如此高調曝光，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很明顯是對其不利的。一直傳聞江澤民已經離世，那麼清洗其勢力就是中國官場中的一貫做法，越是曝光就越是揭露了鐵道部的失責、無能、草菅人命，甚至於其本身就是最大的問題。這一次，江的政敵似乎是恰逢其時地利用了高鐵出事，以公眾意願和情緒來推動鐵道部改革——或者說清洗其舊勢力。
不管有多少媒體質疑鐵道部，不管有多少公共人物批判相關負責人，不管有多少民眾可以聲援死難者家屬，從事件的根本起源來看，這仍舊是中國高層政治鬥爭場域的延伸和鏡像。這一場看似媒體和公眾的自由意志的盛宴，本質上依然為中國高層證據變動的陰影所籠罩——這一點在建國之初就繼承了下來，雖然版本可能會隨著時代而變化。如果國家有足夠的決心要攔截信息，沒有任何一家媒體可以向外界傳遞獨立的聲音。現在公眾的全方位圍攻鐵道部，也正是被高層政治鬥爭所利用的———雖然就某些方面而言這種利用也有著促進的客觀作用。這種利用民意來爭權的手法並不是第一次了，最近的例子就是重慶的薄熙來依靠發動中下層民眾來推進唱紅打黑的文革式政治運動。但是，高鐵事故後被縱容的民意洶湧透露出了不一樣的信息：它空前地暴露出了高層的分歧。唱紅打黑實際上並不是被民眾普遍認同的運動，人們對此有種疏離感，他們不相信這是一次純粹的運動；溫州高鐵則不一樣，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了鐵道部及其後台的愚蠢、貪婪和草菅人命，只要有了發洩渠道人們都投身進去批判它並深信不疑自己的行為的正義性。隨著事態的演進，那些前後打架的指令，沒有完全封殺掉的渠道，來自高層的默許，直接指向高鐵後台的人民的質疑與憤怒，更多地展現出了這個國家最高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或者說爭權奪利。只要對中國的現實國情有著最基本的了解，就足以發現此次高鐵事故的全國性批判中從媒體到領導人言行中有著多少違背中國特色常識的東西。中宣部與國務院之間，總理與壟斷集團之間，高鐵後台與總理一派的不和，諸如此類等等，已經非常詳盡地在高鐵後的新聞中體現出來了。
中國高層的分歧很早就被境內外觀察家所發現並重視，多屬於行內人通過內部渠道信息的分析結果，但是這一次是整個地暴露在普通公眾面前。這是否可以說明來自上層的分歧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使得領導人已經不在乎至少在一般民眾面前維持團結和睦的假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高鐵事故使得民眾有了一個發洩現實不滿的渠道，並且是為官方所默認的。換言之，其實是高層的政治鬥爭為民眾獲取了這樣的渠道。這個短暫的信息自由是靠著領導人的巨大分裂和權力鬥爭的間隙才得到的。不管最終哪一方得利，哪一係人馬上台，最終民眾還是通過狂歡式的公開批判獲得了以下認知：這個國家的災難無窮無盡，並且似乎是無藥可救了。掌權的政治人物雖然通過默許和縱容公眾意見來打擊了政敵，但人們已經在此輿論風暴中將對國家和高層的批判深入到了過去不曾做到的地步，並且這種趨勢只有加深，無法再回到更缺少質疑和批判的狀態。最終，利用公共輿論的策略將根本上侵蝕黨國的政權基礎。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