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日訊】（新唐人綜合報導）日前大陸《依法行政網》刊登《黨史文匯》中的部分內容，披露了一起「文革」期間的特大外交丑聞。由於中共外交工作人員翻譯錯誤，導致一場巨大的外交事故的發生，此事件被認為是中共建政以來的特大外交醜聞。
資料披露，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共駐希臘大使周伯萍外出歸來，在大使館區看到很多車輛來往，以爲有什麼外交活動，便讓翻譯回館查看是否有請帖。翻譯回館後從值班人員那裡得到報告，說當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館有國慶招待會，只剩下10多分鐘的時間了，周伯萍聽到報告後，趕緊驅車前往。但其實那個翻譯在匆忙中並沒有看請帖，而那個值班員看到有一張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的請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誤以為是科威特大使館。
當時的周伯萍自己也沒有按照程序親自看請帖。當他們出了中共大使館後，就隨著車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鬼使神差般地進了以色列的大使館。
當時周伯萍既沒有見過科威特大使，也沒有見過以色列大使，以為站在門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車後就和他握手，就連掛在門口的以色列國旗都沒有細看。此時，站在門口的《紐約時報》記者看到中共大使前來以色列大使館，覺得非常意外，因為中共奪取政權後，對以色列一直不予承認。美國記者便問周伯萍：「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共）政府要承認以色列？」他問的是「這裡」，因為讀音相近被翻譯錯誤地翻成「雅典」。周伯萍以為這又是西方媒體的「無理挑釁」，便一句話頂了回去。
次日，《紐約時報》就中共大使到場祝賀以色列國慶發了報道。而從羅馬尼亞大使那裡得知事件真相的周伯萍這才如夢初醒，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錯。為防止事態擴大，周急忙向希臘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國家解釋，稱此事件係工作失誤所致，中共外交政策不變。不過，不久後中共外交部就要他立即回國。
周恩來得知此事後，將其定性為中共外交史上的「特大丑聞」。
文革外交笑話：外賓被迫早請示晚匯報
在文革，中共外交部還鬧出不少笑話。
署名雷頤的文章《歷史：何以至此》指出，在“政治”為最大的文革中，所謂的“早請示，晚匯報”是有段時間內每天都要舉行的一種政治活動和儀式，即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或工作、 學習前，要“毛主席請示”這一天的工作、學習，一天工作結束後或上床睡覺前，要向所謂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匯報”這一天的工作、學習情況。
作為外國人，對當年獨具“中國特色”的文革，確實無法理解，因此險些鬧出後果可能很嚴重的“笑話”。
據當時外交部阿爾巴尼亞語的主要翻譯范承祚回憶，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同阿爾巴尼亞駐華 大使納塔奈利到天津參觀訪問。在這種“表忠心”、“獻忠心”的場合，納塔奈利也舉手揮動《毛主席語錄》，但是天津市外辦的軍代表讓大使像中國人一樣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時，這位大使卻不願意。這位軍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譯“提醒”大使，但范氏認為不能強外賓所難，於是對軍代表說：“人家對自己的領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禮，為什麼要對毛主席像三鞠躬呢？”軍代表回答說：“霍查是一個國家的領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領袖。”
然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這種狀況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當時“紅衛兵小將”在北京街頭遇到外國人時，往往“強送”毛主席像章和“紅寶書”，作為“宣傳毛澤東思想”、“輸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賓的反感。但在“左”的影響下，中共外交人員居然也如此“強送”，影響更壞。
中共外交部笑料不斷
到今天爲止，中共外交部仍然笑話不斷。
在3月1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針對上周日發生的公安對境外媒體騷擾毆打事件，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與數十家境外記者一來一往的激烈交鋒，與外國記者吵架近90分鐘的新聞成為傳媒的笑資。姜瑜還指責記者是製造事端者。
日本各大媒體，連續兩天報導姜瑜在對外記者會上的新聞。《世界日報》說：「這次記者會創下了多個記錄，包括時間最長、單一問題詢問最多。逼得姜瑜數度要求記者不要再提『王府井事件』。」
在3月3號的例常記者會上，外國記者援引中共在奧運期間頒布的國務院537號令，指出這條法令容許外國記者在西藏以外地區採訪，姜瑜卻對記者發言：「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
姜瑜這番言論招致網友砲轟和嘲笑。有解濱指出：「連法律都不能拿來當擋箭牌，那甚麼才可以？關係？官爸爸？李剛？……」《南方週末》也以評論文章《法律應當是所有人的擋箭牌》，不指名的回擊了姜瑜言論。
此外，8月初中共外交部利用官方微博刊登招聘消息，使用時下流行的「淘寶體」發布：「親，你大學本科畢業不？辦公軟體使用熟練不？英語交流順溜不？駕照有木有？快來看，中日韓三國合作祕書處招人啦！這是個國際組織，馬上要在裴勇俊、李英愛、宋慧喬的故鄉韓國建立喔~此次招聘外宣等人員。」這則消息在三個小時內被轉載4800多次。網友質疑說：「該嚴肅的時候不嚴肅，這樣合適嗎？」
資料披露，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共駐希臘大使周伯萍外出歸來，在大使館區看到很多車輛來往，以爲有什麼外交活動，便讓翻譯回館查看是否有請帖。翻譯回館後從值班人員那裡得到報告，說當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館有國慶招待會，只剩下10多分鐘的時間了，周伯萍聽到報告後，趕緊驅車前往。但其實那個翻譯在匆忙中並沒有看請帖，而那個值班員看到有一張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的請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誤以為是科威特大使館。
當時的周伯萍自己也沒有按照程序親自看請帖。當他們出了中共大使館後，就隨著車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鬼使神差般地進了以色列的大使館。
當時周伯萍既沒有見過科威特大使，也沒有見過以色列大使，以為站在門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車後就和他握手，就連掛在門口的以色列國旗都沒有細看。此時，站在門口的《紐約時報》記者看到中共大使前來以色列大使館，覺得非常意外，因為中共奪取政權後，對以色列一直不予承認。美國記者便問周伯萍：「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共）政府要承認以色列？」他問的是「這裡」，因為讀音相近被翻譯錯誤地翻成「雅典」。周伯萍以為這又是西方媒體的「無理挑釁」，便一句話頂了回去。
次日，《紐約時報》就中共大使到場祝賀以色列國慶發了報道。而從羅馬尼亞大使那裡得知事件真相的周伯萍這才如夢初醒，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錯。為防止事態擴大，周急忙向希臘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國家解釋，稱此事件係工作失誤所致，中共外交政策不變。不過，不久後中共外交部就要他立即回國。
周恩來得知此事後，將其定性為中共外交史上的「特大丑聞」。
文革外交笑話：外賓被迫早請示晚匯報
在文革，中共外交部還鬧出不少笑話。
署名雷頤的文章《歷史：何以至此》指出，在“政治”為最大的文革中，所謂的“早請示，晚匯報”是有段時間內每天都要舉行的一種政治活動和儀式，即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或工作、 學習前，要“毛主席請示”這一天的工作、學習，一天工作結束後或上床睡覺前，要向所謂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匯報”這一天的工作、學習情況。
作為外國人，對當年獨具“中國特色”的文革，確實無法理解，因此險些鬧出後果可能很嚴重的“笑話”。
據當時外交部阿爾巴尼亞語的主要翻譯范承祚回憶，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同阿爾巴尼亞駐華 大使納塔奈利到天津參觀訪問。在這種“表忠心”、“獻忠心”的場合，納塔奈利也舉手揮動《毛主席語錄》，但是天津市外辦的軍代表讓大使像中國人一樣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時，這位大使卻不願意。這位軍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譯“提醒”大使，但范氏認為不能強外賓所難，於是對軍代表說：“人家對自己的領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禮，為什麼要對毛主席像三鞠躬呢？”軍代表回答說：“霍查是一個國家的領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領袖。”
然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這種狀況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當時“紅衛兵小將”在北京街頭遇到外國人時，往往“強送”毛主席像章和“紅寶書”，作為“宣傳毛澤東思想”、“輸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賓的反感。但在“左”的影響下，中共外交人員居然也如此“強送”，影響更壞。
中共外交部笑料不斷
到今天爲止，中共外交部仍然笑話不斷。
在3月1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針對上周日發生的公安對境外媒體騷擾毆打事件，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與數十家境外記者一來一往的激烈交鋒，與外國記者吵架近90分鐘的新聞成為傳媒的笑資。姜瑜還指責記者是製造事端者。
日本各大媒體，連續兩天報導姜瑜在對外記者會上的新聞。《世界日報》說：「這次記者會創下了多個記錄，包括時間最長、單一問題詢問最多。逼得姜瑜數度要求記者不要再提『王府井事件』。」
在3月3號的例常記者會上，外國記者援引中共在奧運期間頒布的國務院537號令，指出這條法令容許外國記者在西藏以外地區採訪，姜瑜卻對記者發言：「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
姜瑜這番言論招致網友砲轟和嘲笑。有解濱指出：「連法律都不能拿來當擋箭牌，那甚麼才可以？關係？官爸爸？李剛？……」《南方週末》也以評論文章《法律應當是所有人的擋箭牌》，不指名的回擊了姜瑜言論。
此外，8月初中共外交部利用官方微博刊登招聘消息，使用時下流行的「淘寶體」發布：「親，你大學本科畢業不？辦公軟體使用熟練不？英語交流順溜不？駕照有木有？快來看，中日韓三國合作祕書處招人啦！這是個國際組織，馬上要在裴勇俊、李英愛、宋慧喬的故鄉韓國建立喔~此次招聘外宣等人員。」這則消息在三個小時內被轉載4800多次。網友質疑說：「該嚴肅的時候不嚴肅，這樣合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