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義:買「好話」 買「輿論」與買「理論」

2013年10月10日評論
【新唐人2013年10月11日訊】湖南邵陽市政府300元買「好話」的新聞一出(9月10日《新京報》),受到網民的嘲諷。其實,買「好話」,或「壞話」,早已成為中國的現實。做「水軍」掙錢,並不是什麼祕密。企業攻擊對手,用錢買「壞話」,腐敗官員化錢刪帖,則是化錢「滅話」,廣告更是用錢去佔領「話語陣地」。就連網上有人支持李天一,也被人懷疑是夢鴿花錢雇來的「水軍」。中國人現在都知道「話」的重要,用錢去買,當然也是可以想像。

話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一個官員,位高權重,道貌岸然,一旦嫖妓的視頻「爆光」,還能做人嗎?更遑論做官。方濱興貴為院士,官至校長,名利雙收,攤上成千上萬個「呸」,我想他有幸福也有限。一人一口唾沫,眾口成河,確實可以淹死人的。封建時代的暴君,很多人罵,但只是心裡罵,私下裡罵。如果有報紙,有網絡,並可想罵就罵,不受壓制,那怕他擁有最強大的暴力,恐怕也得下台。槍桿子並不必然出政權。除非沒有一個公開的自由的輿論場。所以輿論場的出現,常常伴隨文字獄,伴隨言論箝制。

壞話可以摧毀一個人,一個官員,一個政權。好話則可捧紅一個人,一個官員,一個政權。「炒作」可以使人一落千丈,也可使人一步登天。「風姐」一紅,結果家貫萬千。官員造假GDP發佈,請一個作家來描繪一下本地「翻天覆地的變化」,則可陞官。「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兒一唱,江山也就變成一片紅了。輿論如此重要,想發財的人研究,想陞官的人利用。掌握政權的人則千方百計控制。

對於有權人來說,於已不利的話可以「出劍」,叫人說好話則比較難了,你不好,如何叫人說好?你不讓人說話,我「道路以目」就是了,如何違背心意說你好?所以得用錢去買。以錢造勢,正是現代社會想操控輿論的人常用的方法。報紙是輿論場,或者叫「陣地」。誰來辦,給報人發工資,誰就掌握了輿論主導權。當報紙缺乏獨立性時,報紙上發出的聲音就是主人用錢買來的。中國的報人,能不能說不少是出賣「話語」的「水軍」?文化,文藝,具有宣傳,即說好話或壞話的功能,把他們養起來,是否也是用錢買他們的宣傳?放大一點,在這種體制下形成的輿論,可否說成是買來的?

買輿論是很費錢的。有時候,即令是國家,恐怕也難以負擔。想想國家辦了多少報紙雜誌,多少文化團體,多麼龐大的管理系統,需要多少工資費用,就可想到國家之難了。所以搞文化體制改革。把那些做報紙的,搞文藝的,讓他們依靠報紙文藝去謀生,可能是國家很無奈的選擇。但當文化人經濟一獨立,他們就不一定按你的意願發聲了。這就是文化體制改革的難處:既想甩經濟包袱,又想不失去控制。結果改革進進退退。

更大的問韙是,現代輿論場由於網絡出現而擴大,傳統的輿論工具正在失效,國家卻還要養著其中的很多人。新的網絡輿論又滾滾而來。網絡是自煤體,網絡輿論更真實,更多元,更雜亂喧嘩,更有人可以利用其興風作浪。要想控制,除了「出劍」,還要「引導」。「出劍」是暴力,「引導」則要錢。中國又多出了賣「說話」掙錢的「網評員」。中國有多少「網評員」?不知道。用去的錢多少,也不知道。我想龐大的維穩費用中就有它的身影。民主國家需要拿錢去買輿論嗎?把這些錢拿去搞民生,比如醫療和養老,不是更好嗎?

說好話或壞話,說到深度,就要理論或道理支撐。房地產商推銷房子,找個經濟學家,發佈市場走勢分析,其分析就不是他的真實觀點,理論被利益綁架。「復興」是一個動員的口號,但用「62%」來表示,就有歌功的嫌疑在其中,獻媚於權力的理論,是用於出賣的。把憲政歸於「資本主義」,為特權利益集團拒絕政治體制改革背書,理論便脫離學術,成為換取飯碗或收入的籌碼。本來國家拿出一筆錢,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標誌。但當理論研究缺乏獨立性,而服務於權力時,這筆錢就是權力用於買理論的錢。理論用於出賣,被權力綁架,何來思想進步,社會進步?

讓好話真實,讓輿論自然,讓理論獨立,這樣的社會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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