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31日訊】中國社科院日前發佈最新報告說，目前主導中國互聯網議題的主要有三百個人，其中大部份在北京出生，有29人出自黨政軍系統，男女比例為九比一，他們在微博中的影響力超過媒體和政府。有評論認為，中國大陸的這種情況反映出互聯網對傳統體制的衝擊，突顯中國官方對這一發展的憂慮。
中國社科院星期五發佈《社會藍皮書：201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其中與互聯網輿論有關的部份指出，中國大概有三百名「意見領袖」，他們的意見對中國互聯網輿論形成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三百個人中，有29人出自黨政軍系統，120人有體制內經驗，其中出生在北京的佔63%，男性佔90%，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佔83%。他們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微博上，部份人的影響力超過媒體和政府。
報告透露，目前中國大陸有12億個微博，其中1.9萬個賬戶的粉絲超過10萬，3300個賬戶的粉絲超過100萬，有兩百個賬戶的粉絲超過1,000萬。
中國網絡作者劉先生介紹說，中國社科院的這個報告，其數據和去年中宣部組織調查的情況相同。
「2012中宣部下面的輿情研究室，已經出過類似的報告，所以才有13年對大V的打擊。所以我個人認為社科院是在炒冷飯。」
美國南卡羅萊納州大學管理學教授謝田就此表示，中國社科院報告的結果和美國的情況也基本相同，比如，網絡意見領袖中以年齡40到60歲的男性為主。
「這個正常，這個年齡他們經驗知識都最豐富，也往往是各行業的領頭人，是全社會的精英。當然，一般意見領袖女性少，但中國這麼低比例有些奇怪。」
不過謝教授指出，雖然發達國家網絡意見領袖也大多居住在大城市，但像中國那樣集中在北京的情況非常罕見。他認為，這和中國的社會體制有密切關係。
「在北京可以接觸到政治內幕，北京是權力核心。這個大概和中國的社會結構有關。一般來說經濟發達的地區都有意見領袖，但中國比如上海、廣州等地卻很少，這說明中國權力高度集中。」
謝教授說，和外國相比，中國的互聯網意見領袖會更加受到政府的關注，因此他們的處境肯定比外國的同行更加危險。事實上，中國從2013年上半年開始採取一系列行動，對常在網上批評政府，或者發表與政府不同意見聲音的微博大V施加壓力，多名網絡大V被以不同的罪名抓捕。
在中國的劉先生認為，在中國大陸，實際上對互聯網輿論有很大影響的遠遠不止三百人。中國社科院報告中的數字，主要集中在政府和社會問題上，突顯了中共政府的憂慮。
「社科院總結的主要政治、社會和經濟，這三百人主要集中在這些問題上。實際上網絡空間上討論議題很多，比如婚姻、歷史、文化、神祕事件等等，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但中共政府所恐懼的，其實正是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
劉先生解釋說，互聯網對傳統社會機制的衝擊很大，也形成了社會輿論關注焦點分散的特徵，各類不同意見和觀點的人群形成大量的網絡虛擬團體，使得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大為下降。
「西方有個說法，長尾效應，就是社會的多元化。比如工業時代，幾個大電視台可以主導社會百分之九十的話題，現在互聯網普及，使得關注點非常分散，電視台主導輿論就非常困難。中國的情況更是如此，中國是一個集權國家，輿論控制集中在中共手裡，現在輿論權分散，使得共產黨非常頭痛。」
劉先生認為，互聯網的公開、互動、分享特點，使得不同的意見可以在同一個傳播平台上平等及時的散播，這種自媒體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而網上討論的議題除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之外，還有其他如歷史、文化、文學、哲學、信仰等，大大促進了中國走向多元和包容社會的步伐，對中國一元化的傳統社會機制形成巨大挑戰。無論是否願意，中共當局都必須適應這一新的信息傳播潮流。
文章來源：阿波羅新聞網
中國社科院星期五發佈《社會藍皮書：201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其中與互聯網輿論有關的部份指出，中國大概有三百名「意見領袖」，他們的意見對中國互聯網輿論形成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三百個人中，有29人出自黨政軍系統，120人有體制內經驗，其中出生在北京的佔63%，男性佔90%，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生的佔83%。他們的影響力主要體現在微博上，部份人的影響力超過媒體和政府。
報告透露，目前中國大陸有12億個微博，其中1.9萬個賬戶的粉絲超過10萬，3300個賬戶的粉絲超過100萬，有兩百個賬戶的粉絲超過1,000萬。
中國網絡作者劉先生介紹說，中國社科院的這個報告，其數據和去年中宣部組織調查的情況相同。
「2012中宣部下面的輿情研究室，已經出過類似的報告，所以才有13年對大V的打擊。所以我個人認為社科院是在炒冷飯。」
美國南卡羅萊納州大學管理學教授謝田就此表示，中國社科院報告的結果和美國的情況也基本相同，比如，網絡意見領袖中以年齡40到60歲的男性為主。
「這個正常，這個年齡他們經驗知識都最豐富，也往往是各行業的領頭人，是全社會的精英。當然，一般意見領袖女性少，但中國這麼低比例有些奇怪。」
不過謝教授指出，雖然發達國家網絡意見領袖也大多居住在大城市，但像中國那樣集中在北京的情況非常罕見。他認為，這和中國的社會體制有密切關係。
「在北京可以接觸到政治內幕，北京是權力核心。這個大概和中國的社會結構有關。一般來說經濟發達的地區都有意見領袖，但中國比如上海、廣州等地卻很少，這說明中國權力高度集中。」
謝教授說，和外國相比，中國的互聯網意見領袖會更加受到政府的關注，因此他們的處境肯定比外國的同行更加危險。事實上，中國從2013年上半年開始採取一系列行動，對常在網上批評政府，或者發表與政府不同意見聲音的微博大V施加壓力，多名網絡大V被以不同的罪名抓捕。
在中國的劉先生認為，在中國大陸，實際上對互聯網輿論有很大影響的遠遠不止三百人。中國社科院報告中的數字，主要集中在政府和社會問題上，突顯了中共政府的憂慮。
「社科院總結的主要政治、社會和經濟，這三百人主要集中在這些問題上。實際上網絡空間上討論議題很多，比如婚姻、歷史、文化、神祕事件等等，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但中共政府所恐懼的，其實正是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
劉先生解釋說，互聯網對傳統社會機制的衝擊很大，也形成了社會輿論關注焦點分散的特徵，各類不同意見和觀點的人群形成大量的網絡虛擬團體，使得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大為下降。
「西方有個說法，長尾效應，就是社會的多元化。比如工業時代，幾個大電視台可以主導社會百分之九十的話題，現在互聯網普及，使得關注點非常分散，電視台主導輿論就非常困難。中國的情況更是如此，中國是一個集權國家，輿論控制集中在中共手裡，現在輿論權分散，使得共產黨非常頭痛。」
劉先生認為，互聯網的公開、互動、分享特點，使得不同的意見可以在同一個傳播平台上平等及時的散播，這種自媒體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而網上討論的議題除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之外，還有其他如歷史、文化、文學、哲學、信仰等，大大促進了中國走向多元和包容社會的步伐，對中國一元化的傳統社會機制形成巨大挑戰。無論是否願意，中共當局都必須適應這一新的信息傳播潮流。
文章來源：阿波羅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