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1日訊】今年2月6號是中國民主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5周年紀念日，歐洲民運團體將舉辦相關的一些紀念活動。值此紀念之際，民主黨的朋友要我就中國政治反對派的組黨運動及其發展狀況談談一點個人的看法。嚴格地講，我對中國民主黨等政治反對黨的狀況不甚瞭解，受命之後臨時收集了一些資料和結合自己的一些觀察，僅想從政黨政治學的某些角度和觀點來對中國反對黨或在野『政黨』的產生與發展、所處的環境與條件、組織結構、運作機制、功能與作用等做一個簡要的分析。雖然，長期來，在海外媒體不斷有關於中國政治反對黨的一些報導和分析，但大多不是從某個學術專業的角度去分析，而多是一般化或泛泛地就事論事（或者，要麼大罵一通，要麼讚美之聲不絕）。當然，我在這裡也談不上對中國政治反對黨做一個全面和系統的學術分析或研究，而只是嘗試著從政治學的視角來討論和回答如下的一些問題：中國民主運動和政治反對黨面臨著哪些問題和障礙？中國政治反對派在大陸公開組黨有多大意義和能起什麼樣的作用？中國政治反對黨從組建到現在積累了那些重要的經驗和教訓？它們怎樣才能克服自身面臨的諸多問題和局限，如成員素質、組織結構、運作方式、生存環境和資源等問題，從而突破中共一黨專制的瓶頸？
中國民運和反對黨所面臨的問題
中國反對黨或在野的政黨（如民主黨和自民黨等）屬於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所以在討論它們之前，需要先對中國（特別是海外的）民運的現狀做一個基本的分析。據我所掌握的材料和觀察來看，目前中國民運的發展狀況和問題大致可以描繪如下：組織林立，相互間在綱領、策略、組織和運作方式等方面區別不大，紀律渙散或不嚴明，成員或黨員人數不多，素質不一，管理不透明，某些政治訴求和行為脫離大陸政治現實，等等。這些狀況和問題可以從以下的一些現實和分析中得到某種程度上的佐證。
目前，在海外，僅以中國民主黨的名義組建的中央或總部就有數個，如：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中國民主黨世界同盟、中國民主黨網路陣線、中國民主黨總部、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等。這些組織大都互不隸屬或互相間都難以協調運作。另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反對派組織，如：魏京生基金會、中國憲政協進會、中國過渡政府、中國事務、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反政治迫害同盟、民主中國陣線、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美西協會、全美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公民力量、自由中國平臺、中國民主聯盟（中國民聯）、中國自由民主黨（自民黨）、中國青年民主同盟、民主中國促進會（香港）、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中國民主黨（法國）、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中國共和黨（正在籌建中）、中國新民黨等。據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稱，海外民運組織『總人數只有大約200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可靠的。環時是中共的鐵杆喉舌，對海外民運自然是倍加貶斥的。不過，海外民運組織和反對黨的規模的確大都不大，很多則只有十來個甚至幾個人在真正從事實際的工作。
在袁紅冰看來（注釋一），海外民運中『沒有任何一個組織真正具備同中共極權專制作政治決戰的素質和能力』，『海外民運的各組織均沒有形成具有高度理性並與現代人類道德意識相一致的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志』，『各民運組織政治結構軟弱渙散，政治紀律蕩然無存，政治能量如風中之燭』，『也因此變成政治的自由市場，成為小政客叫賣雜亂的政見，低智商的野心家炫耀小聰明的領域』，『而潑婦廝打般的內鬥，毫無政治道德底線的陰謀，沒有任何政治紀律約束的我行我素，更徹底剝奪了海外民運組織形成堅硬的組織構架，決戰中共暴政的可能』。袁紅冰的觀點雖然有點過激，但卻在成員素質、策略、組織和運作機制等方面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民運組織和在野政黨所存在的一些弊病和問題。除此之外，由於所處政治社會環境和條件的限制，中國民運組織和在野反對黨還缺乏廣泛的民眾基礎，或者說，尚沒有足夠的『選民』予以支撐。其成員除了在海外通過媒體發出一些聲音和向所在西方國家政府、議會和各種社團施加影響外，不能直接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產生多少實際的作用。曾節明認為（注釋二），中國民運精英們正在讓自己『邊緣化』，稱他們『不敢投身國內社會活動、不屑於投身微博、微信等國內新平臺，沒有耐心發掘國內市場，滿足於海外精英作秀、海外媒體清議、或者身在國內，僅限於單打獨鬥搏關注度，沉不住氣做組織工作』，等等。他還指出，『反對派國內組織的碎片化，與國內民眾的嚴重脫節、現今中國敗壞的社會道德，使得國內的維權運動很難上升為民主運動』。
曽節明的觀點，多少也觸及到了中國政治反對派在組織和運作方式等方面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和困境。
30多年來，中國民主運動所處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環境與條件亦有其特殊性。首先，在中共禁言禁黨的政治高壓和對社會的嚴密控制之下，政治反對派或黨團在中國大陸沒有公開而實際的生存空間，無法有效地向社會各階層表達和宣示自己的政治綱領和主張，也不能在組織上有效地擴展和成長，更不用說參政議政了。其次，按照曽節明的說法，習近平中央推行的一系列新的執政綱領和改革舉措，『如：廢勞教、鬆計生、推市場和以紀委垂直領導為新機制的錦衣衛式鐵腕反腐』，『正推動中國走向法制化、削減中國惡性老齡化人口危機、遏制貪腐及公務員隊伍的惡性膨脹、減輕中國創業者負擔、推進中國經濟健康成長、可持續發展』。『這些，客觀上是利國利民的善政。隨著善政的實施，中國社會的矛盾和危機必然大幅化解』。『習近平的鐵腕改良至少會使中共政權延壽十年以上』（見注釋二）。這即是說，習近平推行的一手打壓和一手改良的新政，也給中國民主運動和政治反對黨在大陸的生存與發展製造了新的困難和設置了更多的障礙。再其次，中國民運組織和政治反對黨還缺乏西方政府和國際社會及輿論的足夠支持和聲援。這一方面是由民運組織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所導致，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西方政府和國際社會對大陸經濟發展和自身在中國的利益關注力的上升而造成。另外，中國的政治反對派還在經濟上嚴重缺乏資源，它們大都沒有正常和持續的經費來源，其多數成員還必須把自己最大的精力花在謀生或解決吃飯等問題上。
中國政治反對派的組黨運動
中國政治反對派興起和組黨的基本脈絡（注釋三）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一、在海外：1982年王炳章發起『中國之春』運動，1983年『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成立，1989年『民主中國陣線』和『中國（自由）民主黨』成立，1990年中國民主黨與全美學自聯一同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1995年『自民黨』和『民聯陣』合併，並於1997年合併為『中國民聯陣——自民黨』；二、在國內：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到1979年的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運動』，1992年的『中國自由民主黨』組建，1998年的『中國民主黨』建黨運動，2008年的『XX憲章』運動，等等。
從政黨政治學的視角來看，要對中國在野政治反對黨做一個透徹的分析，就得從對它們的訴求、產生、組織結構、運作機制、功能與作用等方面入手。在意識形態確立和政治綱領定定上，幾乎所有的中國體制外政治反對黨（即從民主黨到自民黨）都很相近甚至基本相同，其主要政治目標都是結束中共一黨專制，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等，只是在組織名稱和一些細節上略有區別。從1982年的『中國之春』運動到2008年的『XX憲章』運動，中國民主派建黨活動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及其條件，都大致相似或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即都是在中共推行經濟開放和政治高壓的環境裡產生和運作的。也就是說，中國民主黨等在野黨都是不被中共法律或政策允許和承認的『非法政黨』，都是在體制外（即在海外公開而在國內隱蔽）遊弋和運行的。以政黨政治學理論中的所謂『發展論』或『危機論』來看，中國民主黨等政治反對黨的產生，可以被看作是，大陸社會隨著經濟開放而不斷現代化和中共執政合法性出現危機的一個邏輯或必然的結果。
從類型、組織構成和活動範圍上來看，中國政治反對黨大多屬於所謂的精英黨或幹部黨（儘管它們都稱自己是群眾黨或大眾黨），一些較大的黨（如民主黨和自民黨等）還可被看作是全國性（在國內）或國際性（在海外）的政黨，其基層組織（至少在名義或形式上）遍佈全國或世界各地，如民主黨在國內各省、美國、東南亞和歐洲各地都有其分支組織或分部。中國政治反對黨成員的來源與組成，我這裡沒有具體和詳實的資料以資評判，但就一些粗略的掌握來看，民主黨等較大組織的成員都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和行業。不過，其數量及其增減狀況卻不太清楚。在國內，民主黨的主要骨幹成員大多要麼被中共當局監禁和嚴控起來，要麼就是流亡海外，餘下還有多少黨員尚可自由而積極的活動就很難說了。在海外，民主黨倒是分佈廣泛和有一定的黨員數量（在以謝萬軍為主席的民主黨網頁上列出的黨員人數為279個），但是卻如上所述，與之同名或類似的組織很多，大多各行其事，它們之間的相互協調與運作也不很通暢。而至於各黨有什麼樣的黨紀和規章制度，如黨員是否繳納黨費、黨的負責人是否經過真正的民主選舉等程式而產生、財政和經費管理是否合規則，以及已有的紀律和規章是否都嚴格地得到遵守和執行等等，各組織的情況均各異，且大多是不太透明和清楚的。
在運作方式和策略上，中國政治反對黨內部一直存在著一些爭論，如：是把其工作重點放在大陸還是海外，是公開還是隱蔽活動，是組黨還是搞鬆散的公民維權和啟蒙運動，是全國性還是分省區構建組織（注釋四）？然而，大體上來看，中國政治反對黨或組織的精英們，一般都喜歡或注重在海外的宣傳和媒體作秀，而忽視或不重視組織的具體運作和在中國大陸工作的扎實開展。他們一般都喜歡公開表現，不太樂於做隱蔽而實在的繁瑣之事，注重個人凸顯，輕視集體和組織的整體運作（如上述曽節明所言）。從一定程度上來講，這也是由於其所處的環境、資源、利益權衡、自身策略、政治視野和智慧的局限所致。
由於上述各種條件和因素的限制，中國政治反對黨（不管是國內的還是海外的）在大陸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所具有的（或能起到的）功能與作用，則大都局限在海外的輿論造勢和聲援等活動以及在國內的零星示威與公民抗議等運作上，其對中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變更等的影響則微乎其微，根本談不上直接參與或干預大陸的政治了。當然，這不是說它們的存在與活動一點作用和影響都沒有，只是沒有人們所期望的那麼大或尚不完全具備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所具有的功能罷了，即對國家政治能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且運作有序、有效和具有相當的群眾基礎和社會支持等。
經驗教訓與方向路徑
多年來，中國民運和政治反對派組黨運動在實踐中所獲得的重要經驗和教訓是：其生存等外部環境十分惡劣，組織內部建設和運作機制存在諸多難以克服的問題，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政黨功能和作用的低下，等等。中共對民主力量在國內的無情打壓和在海外的滲透與破壞（據徐水良透露，『中共派遣龐大地下人員，積極滲透海內外反對派組織，甚至主動組建反對派隊伍，並掌控海內外幾乎所有中文媒體』，等等）（注釋五），加上西方國家和國際社會對中國民主運動支援和關注力的相對下降，以及在經費方面的資源匱乏等，使得中國政治反對派很難有效地運作、長足地發展和發揮其應有的效力與作用。另外，中國反對派組織和政黨自身所具有的問題和弊病，如：其成員（特別是一些領袖人物）個人素質的不足和組織內部建設與運作的非民主程序化或規則化等，致使它們內鬥不止，不能有效地運作和沒有贏得民眾和社會的足夠認可和支持。
因此，今後中國政治反對派的一個重要任務即是：努力改善其組織及運作機制，提高成員素質，嚴明紀律和在內部施行『法治』（即嚴格按照既定的規章制度行事，不搞一言堂和幾個頭兒說了算的威權式人治），減少內鬥和防範中共內鬼的滲透、挑撥與破壞，學會在民主程序下行事和運作，等等。如果民主人士要求中共實行限制公權力的憲政民主，那就得自己先學會在組織內部搞『三權分立』式的民主。也就是說，如果在自己組織內部都無法實行制衡有效的民主的話，那麼一個政黨還有什麼能力去治理一個民主的國家呢。成員的道德修養和民主素質，是一個政治組織或政黨能否獲得社會承認和民眾支持的關鍵。宋人歐陽修在其《朋黨論》中稱：『惟有君子有朋（黨）』。儒家政治觀則認為，只有具有高的道德修養、嚴於律己和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仁人君子，才有資格從事政治或做領袖人物。一個政黨（特別是它的領袖）要贏得民眾和社會的認可與擁戴，就得首先樹立高的威信和好的形象，並作出一定的政績來，這樣才能獲得『選票』和各種資源。政治反對黨內部的管理，也是一種治理和執政的行為，就像一個國家的治理一樣，需要依法（即照章）、民主公正和有績效的運作。所以，中國政治反對黨要改變目前自身不盡人意的現狀，就得首先改善其形象和運作機制，就得減少內耗、增強互信（民運組織難以相互協調與真誠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民運人士之間很難建立真正的信任）和養成按民主程序行事的習慣，等等。其次，還得不斷擴展自己的政治視野、調整策略和發揮政治智慧。中國政治反對黨應該杜絕好大喜功、習慣作秀和做口頭民主派等不實之風，應該多做具體的實事、致力於運作的透明、有序和組織的發展與優化等。
中國當代政治反對派組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教訓是，中國民主黨在中國大陸公開建黨的失敗，即：不僅被中共禁止和打壓，而且其主要成員大多被監禁或被迫流亡國外，致使民主黨成員無法在國內正常生存與發揮作用。因此，在反對黨圈裡或民主黨內部，就有人對公開組黨提出了質疑（見注釋四），認為這樣做花的代價太大，而且達不到實現公開活動和參政議政的目的，並主張以鬆散的形式（如反對成立實質性和全國性的組織等）在民眾中推動民主啟蒙運動和維權等活動。就經驗上來看，在當代極權制度下，政治反對派公開組黨並發揮其政黨作用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它們大多只能在國外公開生存和運作，無法在國內合法抗爭。就前波蘭的團結工會和臺灣解嚴前的民進黨等反對派組黨運動的歷史來看，它們最終得以建黨和參與國家政治，都是在當時的統治階層自己動搖或主動解嚴開放的前提下，才得以實現的。事實上，在極權國家，從下到上的草根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壯大的機率很低，由此而促成的上層的瓦解和改制的可能性則更小。如果專制當權者不像戈巴契夫和蔣經國那樣主動地推行政治改革或開放黨禁報禁等，民主黨等政治反對派是不可能在國內公開運作與正常成長的，也就難以發揮作為一個政黨（參政、議政和執政）的基本功能與作用。
由此，一些人便主張在國內祕密組黨和從事隱祕性的活動，以避開中共的直接打壓、控制和破壞。組織地下黨和從事祕密活動，需要嚴密的紀律和強有力的政治後臺和財政背景，需要長期而艱巨的運作。祕密工作在理論上是可能或可行的，但在技術上和實際操作中卻存在著極大的難度。如果在國際上和國內民間沒有強力的支持者（如當年支持孫中山興中會的華商與國際友人及組織和支援中共早期的蘇聯），成員又缺乏地下工作經驗和所需具備的特殊素質，民主黨在國內從事地下祕密活動亦是很難成功或難以長期堅持下去的。從目前的情事來看，中國政治反對黨還不（充分）具備這樣的條件與背景。況且，在當今高新技術對資訊的有效控制下，反對派在政府面前則幾乎沒有什麼祕密可保可藏。據稱，很多國家情報機關均有能力對異議和反對派分子進行24小時的全天候監控，他們的一言一行和起居狀況隨時都呈現在情報部門的眼皮之下。再加上潛入的線人和內鬼等，反對派的言行便幾乎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了。
總而言之，中國的政治反對派不管以什麼樣的方式運作（在海外公開或在國內隱蔽的組黨與活動等），都受到國內政治環境和國際社會大氣候的制約，即：取決於中共上層的政治決策與走向，取決於西方世界在中國問題上的戰略與利益考量和權衡等。也就是說，中國政治反對派能否或有沒有機會公開組黨和正常運轉，主要還取決於中共政治的演化與國際間利益的角逐，不單單是由政治反對派的意願和運作嘗試來決定的。
所以，中國政治反對派突破中共一黨專制的瓶頸的一個較為理智和有效的選擇即是：在海外持續施壓造勢、演練民主和提高自身的各種素質，在國內積極滲透和參與、推動民主啟蒙、利用中共現存法律和制度空穴增進維權、彈劾和監督公權等活動，為今後環境條件改變或成熟後公開組黨和參與國家政治做儘量充分的準備，等等。
最後，在此紀念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15周年之際，謹向長期堅持在第一線的民主黨和其他民運組織的朋友和同仁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堅持！堅持就是勝利！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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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一】袁紅冰：海外民運頹敗的組織原因，《看中國》，2014年01月06日。
【注釋二】曾節明：中國的兩種前途以及反對派的分化趨向，《博訊》，2014年1月7日。
【注釋三】參見：王策博士在中國民主黨特別代表大會上的致辭，《得勝報》，2013年12月18日
【注釋四】參見王金波：對《組黨運動與爭取公民權利——紀念98組黨運動1周年》的注釋、補充和修改，《民主通訊》2005年12月23日。
【注釋五】徐水良：民運老戰士揭祕中共國安絕密令人震驚，《新唐人電視臺》，2013年12月27日。
中國民運和反對黨所面臨的問題
中國反對黨或在野的政黨（如民主黨和自民黨等）屬於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所以在討論它們之前，需要先對中國（特別是海外的）民運的現狀做一個基本的分析。據我所掌握的材料和觀察來看，目前中國民運的發展狀況和問題大致可以描繪如下：組織林立，相互間在綱領、策略、組織和運作方式等方面區別不大，紀律渙散或不嚴明，成員或黨員人數不多，素質不一，管理不透明，某些政治訴求和行為脫離大陸政治現實，等等。這些狀況和問題可以從以下的一些現實和分析中得到某種程度上的佐證。
目前，在海外，僅以中國民主黨的名義組建的中央或總部就有數個，如：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中國民主黨世界同盟、中國民主黨網路陣線、中國民主黨總部、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等。這些組織大都互不隸屬或互相間都難以協調運作。另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反對派組織，如：魏京生基金會、中國憲政協進會、中國過渡政府、中國事務、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反政治迫害同盟、民主中國陣線、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美西協會、全美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公民力量、自由中國平臺、中國民主聯盟（中國民聯）、中國自由民主黨（自民黨）、中國青年民主同盟、民主中國促進會（香港）、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中國民主黨（法國）、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中國共和黨（正在籌建中）、中國新民黨等。據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稱，海外民運組織『總人數只有大約200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可靠的。環時是中共的鐵杆喉舌，對海外民運自然是倍加貶斥的。不過，海外民運組織和反對黨的規模的確大都不大，很多則只有十來個甚至幾個人在真正從事實際的工作。
在袁紅冰看來（注釋一），海外民運中『沒有任何一個組織真正具備同中共極權專制作政治決戰的素質和能力』，『海外民運的各組織均沒有形成具有高度理性並與現代人類道德意識相一致的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志』，『各民運組織政治結構軟弱渙散，政治紀律蕩然無存，政治能量如風中之燭』，『也因此變成政治的自由市場，成為小政客叫賣雜亂的政見，低智商的野心家炫耀小聰明的領域』，『而潑婦廝打般的內鬥，毫無政治道德底線的陰謀，沒有任何政治紀律約束的我行我素，更徹底剝奪了海外民運組織形成堅硬的組織構架，決戰中共暴政的可能』。袁紅冰的觀點雖然有點過激，但卻在成員素質、策略、組織和運作機制等方面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民運組織和在野政黨所存在的一些弊病和問題。除此之外，由於所處政治社會環境和條件的限制，中國民運組織和在野反對黨還缺乏廣泛的民眾基礎，或者說，尚沒有足夠的『選民』予以支撐。其成員除了在海外通過媒體發出一些聲音和向所在西方國家政府、議會和各種社團施加影響外，不能直接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產生多少實際的作用。曾節明認為（注釋二），中國民運精英們正在讓自己『邊緣化』，稱他們『不敢投身國內社會活動、不屑於投身微博、微信等國內新平臺，沒有耐心發掘國內市場，滿足於海外精英作秀、海外媒體清議、或者身在國內，僅限於單打獨鬥搏關注度，沉不住氣做組織工作』，等等。他還指出，『反對派國內組織的碎片化，與國內民眾的嚴重脫節、現今中國敗壞的社會道德，使得國內的維權運動很難上升為民主運動』。
曽節明的觀點，多少也觸及到了中國政治反對派在組織和運作方式等方面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和困境。
30多年來，中國民主運動所處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環境與條件亦有其特殊性。首先，在中共禁言禁黨的政治高壓和對社會的嚴密控制之下，政治反對派或黨團在中國大陸沒有公開而實際的生存空間，無法有效地向社會各階層表達和宣示自己的政治綱領和主張，也不能在組織上有效地擴展和成長，更不用說參政議政了。其次，按照曽節明的說法，習近平中央推行的一系列新的執政綱領和改革舉措，『如：廢勞教、鬆計生、推市場和以紀委垂直領導為新機制的錦衣衛式鐵腕反腐』，『正推動中國走向法制化、削減中國惡性老齡化人口危機、遏制貪腐及公務員隊伍的惡性膨脹、減輕中國創業者負擔、推進中國經濟健康成長、可持續發展』。『這些，客觀上是利國利民的善政。隨著善政的實施，中國社會的矛盾和危機必然大幅化解』。『習近平的鐵腕改良至少會使中共政權延壽十年以上』（見注釋二）。這即是說，習近平推行的一手打壓和一手改良的新政，也給中國民主運動和政治反對黨在大陸的生存與發展製造了新的困難和設置了更多的障礙。再其次，中國民運組織和政治反對黨還缺乏西方政府和國際社會及輿論的足夠支持和聲援。這一方面是由民運組織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所導致，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西方政府和國際社會對大陸經濟發展和自身在中國的利益關注力的上升而造成。另外，中國的政治反對派還在經濟上嚴重缺乏資源，它們大都沒有正常和持續的經費來源，其多數成員還必須把自己最大的精力花在謀生或解決吃飯等問題上。
中國政治反對派的組黨運動
中國政治反對派興起和組黨的基本脈絡（注釋三）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一、在海外：1982年王炳章發起『中國之春』運動，1983年『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成立，1989年『民主中國陣線』和『中國（自由）民主黨』成立，1990年中國民主黨與全美學自聯一同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1995年『自民黨』和『民聯陣』合併，並於1997年合併為『中國民聯陣——自民黨』；二、在國內：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8到1979年的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運動』，1992年的『中國自由民主黨』組建，1998年的『中國民主黨』建黨運動，2008年的『XX憲章』運動，等等。
從政黨政治學的視角來看，要對中國在野政治反對黨做一個透徹的分析，就得從對它們的訴求、產生、組織結構、運作機制、功能與作用等方面入手。在意識形態確立和政治綱領定定上，幾乎所有的中國體制外政治反對黨（即從民主黨到自民黨）都很相近甚至基本相同，其主要政治目標都是結束中共一黨專制，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等，只是在組織名稱和一些細節上略有區別。從1982年的『中國之春』運動到2008年的『XX憲章』運動，中國民主派建黨活動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及其條件，都大致相似或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即都是在中共推行經濟開放和政治高壓的環境裡產生和運作的。也就是說，中國民主黨等在野黨都是不被中共法律或政策允許和承認的『非法政黨』，都是在體制外（即在海外公開而在國內隱蔽）遊弋和運行的。以政黨政治學理論中的所謂『發展論』或『危機論』來看，中國民主黨等政治反對黨的產生，可以被看作是，大陸社會隨著經濟開放而不斷現代化和中共執政合法性出現危機的一個邏輯或必然的結果。
從類型、組織構成和活動範圍上來看，中國政治反對黨大多屬於所謂的精英黨或幹部黨（儘管它們都稱自己是群眾黨或大眾黨），一些較大的黨（如民主黨和自民黨等）還可被看作是全國性（在國內）或國際性（在海外）的政黨，其基層組織（至少在名義或形式上）遍佈全國或世界各地，如民主黨在國內各省、美國、東南亞和歐洲各地都有其分支組織或分部。中國政治反對黨成員的來源與組成，我這裡沒有具體和詳實的資料以資評判，但就一些粗略的掌握來看，民主黨等較大組織的成員都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和行業。不過，其數量及其增減狀況卻不太清楚。在國內，民主黨的主要骨幹成員大多要麼被中共當局監禁和嚴控起來，要麼就是流亡海外，餘下還有多少黨員尚可自由而積極的活動就很難說了。在海外，民主黨倒是分佈廣泛和有一定的黨員數量（在以謝萬軍為主席的民主黨網頁上列出的黨員人數為279個），但是卻如上所述，與之同名或類似的組織很多，大多各行其事，它們之間的相互協調與運作也不很通暢。而至於各黨有什麼樣的黨紀和規章制度，如黨員是否繳納黨費、黨的負責人是否經過真正的民主選舉等程式而產生、財政和經費管理是否合規則，以及已有的紀律和規章是否都嚴格地得到遵守和執行等等，各組織的情況均各異，且大多是不太透明和清楚的。
在運作方式和策略上，中國政治反對黨內部一直存在著一些爭論，如：是把其工作重點放在大陸還是海外，是公開還是隱蔽活動，是組黨還是搞鬆散的公民維權和啟蒙運動，是全國性還是分省區構建組織（注釋四）？然而，大體上來看，中國政治反對黨或組織的精英們，一般都喜歡或注重在海外的宣傳和媒體作秀，而忽視或不重視組織的具體運作和在中國大陸工作的扎實開展。他們一般都喜歡公開表現，不太樂於做隱蔽而實在的繁瑣之事，注重個人凸顯，輕視集體和組織的整體運作（如上述曽節明所言）。從一定程度上來講，這也是由於其所處的環境、資源、利益權衡、自身策略、政治視野和智慧的局限所致。
由於上述各種條件和因素的限制，中國政治反對黨（不管是國內的還是海外的）在大陸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所具有的（或能起到的）功能與作用，則大都局限在海外的輿論造勢和聲援等活動以及在國內的零星示威與公民抗議等運作上，其對中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變更等的影響則微乎其微，根本談不上直接參與或干預大陸的政治了。當然，這不是說它們的存在與活動一點作用和影響都沒有，只是沒有人們所期望的那麼大或尚不完全具備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所具有的功能罷了，即對國家政治能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且運作有序、有效和具有相當的群眾基礎和社會支持等。
經驗教訓與方向路徑
多年來，中國民運和政治反對派組黨運動在實踐中所獲得的重要經驗和教訓是：其生存等外部環境十分惡劣，組織內部建設和運作機制存在諸多難以克服的問題，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政黨功能和作用的低下，等等。中共對民主力量在國內的無情打壓和在海外的滲透與破壞（據徐水良透露，『中共派遣龐大地下人員，積極滲透海內外反對派組織，甚至主動組建反對派隊伍，並掌控海內外幾乎所有中文媒體』，等等）（注釋五），加上西方國家和國際社會對中國民主運動支援和關注力的相對下降，以及在經費方面的資源匱乏等，使得中國政治反對派很難有效地運作、長足地發展和發揮其應有的效力與作用。另外，中國反對派組織和政黨自身所具有的問題和弊病，如：其成員（特別是一些領袖人物）個人素質的不足和組織內部建設與運作的非民主程序化或規則化等，致使它們內鬥不止，不能有效地運作和沒有贏得民眾和社會的足夠認可和支持。
因此，今後中國政治反對派的一個重要任務即是：努力改善其組織及運作機制，提高成員素質，嚴明紀律和在內部施行『法治』（即嚴格按照既定的規章制度行事，不搞一言堂和幾個頭兒說了算的威權式人治），減少內鬥和防範中共內鬼的滲透、挑撥與破壞，學會在民主程序下行事和運作，等等。如果民主人士要求中共實行限制公權力的憲政民主，那就得自己先學會在組織內部搞『三權分立』式的民主。也就是說，如果在自己組織內部都無法實行制衡有效的民主的話，那麼一個政黨還有什麼能力去治理一個民主的國家呢。成員的道德修養和民主素質，是一個政治組織或政黨能否獲得社會承認和民眾支持的關鍵。宋人歐陽修在其《朋黨論》中稱：『惟有君子有朋（黨）』。儒家政治觀則認為，只有具有高的道德修養、嚴於律己和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仁人君子，才有資格從事政治或做領袖人物。一個政黨（特別是它的領袖）要贏得民眾和社會的認可與擁戴，就得首先樹立高的威信和好的形象，並作出一定的政績來，這樣才能獲得『選票』和各種資源。政治反對黨內部的管理，也是一種治理和執政的行為，就像一個國家的治理一樣，需要依法（即照章）、民主公正和有績效的運作。所以，中國政治反對黨要改變目前自身不盡人意的現狀，就得首先改善其形象和運作機制，就得減少內耗、增強互信（民運組織難以相互協調與真誠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民運人士之間很難建立真正的信任）和養成按民主程序行事的習慣，等等。其次，還得不斷擴展自己的政治視野、調整策略和發揮政治智慧。中國政治反對黨應該杜絕好大喜功、習慣作秀和做口頭民主派等不實之風，應該多做具體的實事、致力於運作的透明、有序和組織的發展與優化等。
中國當代政治反對派組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教訓是，中國民主黨在中國大陸公開建黨的失敗，即：不僅被中共禁止和打壓，而且其主要成員大多被監禁或被迫流亡國外，致使民主黨成員無法在國內正常生存與發揮作用。因此，在反對黨圈裡或民主黨內部，就有人對公開組黨提出了質疑（見注釋四），認為這樣做花的代價太大，而且達不到實現公開活動和參政議政的目的，並主張以鬆散的形式（如反對成立實質性和全國性的組織等）在民眾中推動民主啟蒙運動和維權等活動。就經驗上來看，在當代極權制度下，政治反對派公開組黨並發揮其政黨作用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它們大多只能在國外公開生存和運作，無法在國內合法抗爭。就前波蘭的團結工會和臺灣解嚴前的民進黨等反對派組黨運動的歷史來看，它們最終得以建黨和參與國家政治，都是在當時的統治階層自己動搖或主動解嚴開放的前提下，才得以實現的。事實上，在極權國家，從下到上的草根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壯大的機率很低，由此而促成的上層的瓦解和改制的可能性則更小。如果專制當權者不像戈巴契夫和蔣經國那樣主動地推行政治改革或開放黨禁報禁等，民主黨等政治反對派是不可能在國內公開運作與正常成長的，也就難以發揮作為一個政黨（參政、議政和執政）的基本功能與作用。
由此，一些人便主張在國內祕密組黨和從事隱祕性的活動，以避開中共的直接打壓、控制和破壞。組織地下黨和從事祕密活動，需要嚴密的紀律和強有力的政治後臺和財政背景，需要長期而艱巨的運作。祕密工作在理論上是可能或可行的，但在技術上和實際操作中卻存在著極大的難度。如果在國際上和國內民間沒有強力的支持者（如當年支持孫中山興中會的華商與國際友人及組織和支援中共早期的蘇聯），成員又缺乏地下工作經驗和所需具備的特殊素質，民主黨在國內從事地下祕密活動亦是很難成功或難以長期堅持下去的。從目前的情事來看，中國政治反對黨還不（充分）具備這樣的條件與背景。況且，在當今高新技術對資訊的有效控制下，反對派在政府面前則幾乎沒有什麼祕密可保可藏。據稱，很多國家情報機關均有能力對異議和反對派分子進行24小時的全天候監控，他們的一言一行和起居狀況隨時都呈現在情報部門的眼皮之下。再加上潛入的線人和內鬼等，反對派的言行便幾乎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了。
總而言之，中國的政治反對派不管以什麼樣的方式運作（在海外公開或在國內隱蔽的組黨與活動等），都受到國內政治環境和國際社會大氣候的制約，即：取決於中共上層的政治決策與走向，取決於西方世界在中國問題上的戰略與利益考量和權衡等。也就是說，中國政治反對派能否或有沒有機會公開組黨和正常運轉，主要還取決於中共政治的演化與國際間利益的角逐，不單單是由政治反對派的意願和運作嘗試來決定的。
所以，中國政治反對派突破中共一黨專制的瓶頸的一個較為理智和有效的選擇即是：在海外持續施壓造勢、演練民主和提高自身的各種素質，在國內積極滲透和參與、推動民主啟蒙、利用中共現存法律和制度空穴增進維權、彈劾和監督公權等活動，為今後環境條件改變或成熟後公開組黨和參與國家政治做儘量充分的準備，等等。
最後，在此紀念中國民主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15周年之際，謹向長期堅持在第一線的民主黨和其他民運組織的朋友和同仁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堅持！堅持就是勝利！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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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一】袁紅冰：海外民運頹敗的組織原因，《看中國》，2014年01月06日。
【注釋二】曾節明：中國的兩種前途以及反對派的分化趨向，《博訊》，2014年1月7日。
【注釋三】參見：王策博士在中國民主黨特別代表大會上的致辭，《得勝報》，2013年12月18日
【注釋四】參見王金波：對《組黨運動與爭取公民權利——紀念98組黨運動1周年》的注釋、補充和修改，《民主通訊》2005年12月23日。
【注釋五】徐水良：民運老戰士揭祕中共國安絕密令人震驚，《新唐人電視臺》，2013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