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張國燾因「路線鬥爭」和林彪因權力鬥爭失敗而選擇叛逃不同，紅軍創建者之一的龔楚，為早期中共政權嘔心瀝血，出生入死，卻在中共中央委以重任、獨當一面時毅然選擇拋棄中共。
對於龔楚為何做出這樣的選擇，中共建政後當局一直諱莫如深，甚至龔楚在香港的自傳《我與紅軍》、《龔楚將軍回憶錄》等在香港面世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共宣傳機構仍然噤若寒蟬，以至於長期被中共政治洗腦的大多數中國人根本不知「龔楚為何許人也」。中共為什麼如此害怕提及龔楚？龔楚到底又說了些什麼？
直到二十一世紀，中共無法對言論及資訊完全封殺的情況下，被中共曲意美化的長征等真實情況日漸被大眾所瞭解，中共喉舌為掩蓋自己的尷尬，不得不出面為自己辯解，稱「紅軍第一叛將龔楚給革命造成巨大損失」，龔楚是因為對「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經不起失敗、艱苦、生死的考驗，悲觀動搖」而叛逃雲雲。
龔楚當年為何做出如此選擇？他是否如中共所宣傳的那樣經不起考驗？他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內心掙扎和反思？從《龔楚將軍回憶錄》，我們可以清楚地瞭解到，在那個風雨如磐的年代，剛過而立之年的龔楚真實的心路歷程。
清光緒27年（陽曆1901年），龔楚出生於廣東省樂昌縣長來村，幼時祖父母均健在，還有兩個哥哥、一姊、一妹；父親經營商業兼農業，母親主持家務，家人和睦相處，家庭經濟亦可稱豐裕，童年生活充滿了溫暖。七歲開始進入私墊讀書，九歲學習射擊，十歲已能打飛鳥；其祖父抱著耕讀傳家的觀念，在其兄弟三人中對龔楚的期望最殷，管教較嚴。
龔楚15歲在廣州讀中學時，開始關心國家大事，崇拜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他的理想，希望能追隨孫中山拯救中國於水深火熱之中。
1917年，龔楚入粵軍第2旅，曾擔任班長、旅部副官，後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韶州（今韶關）分校學習。1920年後，龔楚先後任粵軍排長、連長。1923年，龔楚任國民革命軍攻鄂軍少校參謀。
龔楚在回憶錄中談及加入中共的初衷。「我少年時期，不好交際，生活嚴謹，惟愛讀書，經常手不釋卷。當時是受同鄉遊說，以為參加中共是更進步的革命工作，1924年，正式的宣誓加入青年團。」
由於龔楚是早期中共不可多得的軍事及政治人才，一年後中共就吸納他入黨。1927年5月初，龔楚在韶關任「北江工農討逆軍」總指揮，率部參加南昌暴動。1928年1月，與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發起湘南暴動。1928年5月，龔楚與朱德毛澤東組成前敵委員會。1929年12月參與百色起義，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他歷任紅七軍長、中央模範團長、粵贛軍區司令、紅軍代總參謀長。1934年10月中旬，紅軍主力西撤後，任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參謀長及湘粵桂邊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該區紅軍總指揮。1935年5月2日，年僅34歲的龔楚隻身離隊，留下一份「脫離聲明」。
龔楚在聲明中寫道：「我在這一革命鬥爭期間，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命政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我並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同時我對於閩贛蘇區在毛澤東領導時期，黨內鬥爭中殘殺了不少無辜的革命同志，更感到不寒而慄。我為我的良心所驅使，於1935年5月，拋棄了過去11年的鬥爭歷史，冒著生命的危險，脫離中共，另謀新生。」
從龔楚的回憶錄我們瞭解到，龔楚曾經歷了多次的生死危機，並非是一個貪生怕死之輩，為何他對中共所宣揚的信念產生動搖，這還得從中共當年對民眾的殘忍談起。
龔楚曾在自傳中談及令他內心非常痛苦一件事：1933年4月中旬，我率模範團由清流南下，道經長汀縣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歲姓劉的中醫生，特地跑來見我，這位誠樸慈祥而醫術頗精的儒醫，兩年前曾為我醫過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淚縱橫的告訴我：「三十年來我都是靠做醫生來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因為省吃儉用，積蓄了一點錢，早年在鄉間買了七畝田，還在縣城開了一間藥店。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我在鄉間的田地被沒收了，一家的生活，於是僅靠著藥店的少數收入和我行醫的酬金來維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設法照付，並沒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來，店裡兩位工友，先後都去當了紅軍，店裡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們的工資，我還是照政府的規定，按月送給他們的家屬。惟近來沒有生意，屢次想停業，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為了什麼，又要我捐出一大筆捐款。你想，我已一貧如洗，就是傾家蕩產，也無法籌出這筆錢來。這怎麼辦？我想來想去，只有請你救救我，不知你願意不願意？」我聽了他這番訴說，心裡有說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義嗎？一則恐怕不發生效力，再則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對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覺得不忍；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離開長汀時，便鼓起勇氣，特將此事面告當地政府負責同志，請他查明辦理。不料，經過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再回到汀州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孤兒寡婦已淪為乞丐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痛苦，也非常憤怒！好幾晚，我為了這件事不能入睡。
這件直接拷問到他的良心的事件，促成了他隨後在中共的滅絕運動中提了不同意見，而被整肅。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冶局在瑞金召開了一次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恩來傳達共產國際的農民政策：「消滅地主，反對富農，中立中農，聯合貧農，以雇農為基礎」。
周即席說明：「地主階級的實質是反革命的。為了鎮壓蘇區內反動階級的死灰復燃，必須毫不姑息的斬草除根，將地主階級徹底消滅，這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所說的：『對反革命份子的姑息，便是對革命同志的殘忍』。
要進一步沒收富農的財產，以徹底剝奪其經濟的優越條件。中農是農民中的革命與反革命的中間份子，但他們有很快便成為富農的條件。他們的革命性是極度薄弱的，應防止其走向反革命的集團……」。
龔楚心裡清楚，1933年時，地主富農的定義都規定得非常苛刻與不合理了。凡有土地十畝，甚至不足十畝，只要其生活來源主要是收租，或部份收租部份自耕者，皆名之為地主。農民中凡自耕自給，或僱用一二農民助耕的即名之為富農。如果照周恩來這個說法，那麼農村中要殺的人實在太多了。
龔楚在回憶錄中談及當時的想法：「我在農村中生活很久，我深深地瞭解農民的痛苦，不獨是雇農、貧農苦，甚至富農和地主一樣苦。由於農村經濟的貧乏，農村的土地分散，大地主極少。我和一般農民一樣，厭惡並憤恨一般苛索農民的土豪惡霸；因之，我參加中共的革鬥爭，希望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良好社會，尤其是使農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龔楚認為，中共現階段的革命，如果是為了被壓迫的人民謀解放，為了要使廣大人民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那麼就不應站在階級仇恨的立場，把稍有田地的人，一概加以屠殺。」
在會上，龔楚婉轉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就被周以第三國際的決定加以壓制，共產國際的農民政策被通過並執行。
這一政策到底產生怎樣的直觀後果呢？龔楚隨後遇到的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
1933年7月，那時正是展開查田運動的時候，我由會昌到瑞金去參加紅軍總部的軍事會議，路經距瑞金十多裡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房，居住的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等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淒涼與蕭條，因為屋子裡的傢俱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長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更嚇得哭了起來。」這時他們聽到龔楚的姓，知道是同宗。於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們的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幾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繳光洋二百五十元。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的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逼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曾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地磕起頭來。她們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起頭、流淚。
龔楚心裡明白，即使身處紅軍高位，對此也是無能為力，幫忙反會害了她們，內心痛苦無以言表。
此外，周恩來還對龔楚秋後算帳，8月下旬，龔楚的粵贛軍區司令員一職被撤，周恩來對龔楚宣佈：「開除黨籍一年，並送紅軍大學學習，希望你能徹底轉變」。
周所謂的「徹底轉變」，其實質就是要讓龔楚放棄僅存的人性一面，而徹底被中共的黨性所取代。這讓原本飽受良心煎熬的龔楚更為迷茫和痛苦。
龔楚在回憶錄中披露，自1933年秋，中共實行消滅地主的農民政策後，農村階級鬥爭更趨嚴重，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物全被沒收，他以參加革命多年的結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掉轉槍頭，參加到反共的隊伍中去。無產階級出身的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也因不滿現實，在紅軍大學高級研究班畢業後，也逃出蘇區投降國軍。其他紅軍中下級幹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幹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寧都的赤衛隊長，許多縣份的村、區赤衛隊長，以及大批人民紛紛逃出蘇區，走向吉安、贛州一帶的國軍區域去。
龔楚披露，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所謂「人性」這個名詞，在共產黨的經典中，已經找不到了。
龔楚在後來的反省中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中共打著革命的旗幟，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像。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閑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們。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趁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發財妄想。他們唯中共之命是聽，並且還做得更為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於是，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儘量的吸收到黨裡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膽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因此，這一批雞嗚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為新統冶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為地方蘇維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權，或領導著民眾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胡為了。
第一、他們過去或者受過了善良人們的厭惡及歧視，現在便利用「翻身」的機會，吹毛求疵來報復泄憤。第二、他們過去窮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可以不勞而獲，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有將富農稱為地主，中農稱為富農，極盡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們現在有錢有勢，便藉著「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提倡婦女參加革命工作為手段，將鄉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婦女，任意凌辱與玩弄，如果她們反抗，便用種種罪名，加以迫害，許多農村女子，便在這種淫威之下慘遭蹂躪！而一生堅貞不屈的便犧牲了生命。所以，揭穿了蘇區內統治階級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貪污腐化、卑鄙齷齪的魔鬼在狂舞！像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怎不令純潔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農人民受盡磨折呢！（待續）
責任編輯：明軒
相關鏈接： 金鎮濤：紅軍創建人之一的龔楚為何要拋棄中共？（下）
對於龔楚為何做出這樣的選擇，中共建政後當局一直諱莫如深，甚至龔楚在香港的自傳《我與紅軍》、《龔楚將軍回憶錄》等在香港面世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共宣傳機構仍然噤若寒蟬，以至於長期被中共政治洗腦的大多數中國人根本不知「龔楚為何許人也」。中共為什麼如此害怕提及龔楚？龔楚到底又說了些什麼？
直到二十一世紀，中共無法對言論及資訊完全封殺的情況下，被中共曲意美化的長征等真實情況日漸被大眾所瞭解，中共喉舌為掩蓋自己的尷尬，不得不出面為自己辯解，稱「紅軍第一叛將龔楚給革命造成巨大損失」，龔楚是因為對「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經不起失敗、艱苦、生死的考驗，悲觀動搖」而叛逃雲雲。
龔楚當年為何做出如此選擇？他是否如中共所宣傳的那樣經不起考驗？他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內心掙扎和反思？從《龔楚將軍回憶錄》，我們可以清楚地瞭解到，在那個風雨如磐的年代，剛過而立之年的龔楚真實的心路歷程。
清光緒27年（陽曆1901年），龔楚出生於廣東省樂昌縣長來村，幼時祖父母均健在，還有兩個哥哥、一姊、一妹；父親經營商業兼農業，母親主持家務，家人和睦相處，家庭經濟亦可稱豐裕，童年生活充滿了溫暖。七歲開始進入私墊讀書，九歲學習射擊，十歲已能打飛鳥；其祖父抱著耕讀傳家的觀念，在其兄弟三人中對龔楚的期望最殷，管教較嚴。
龔楚15歲在廣州讀中學時，開始關心國家大事，崇拜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他的理想，希望能追隨孫中山拯救中國於水深火熱之中。
1917年，龔楚入粵軍第2旅，曾擔任班長、旅部副官，後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韶州（今韶關）分校學習。1920年後，龔楚先後任粵軍排長、連長。1923年，龔楚任國民革命軍攻鄂軍少校參謀。
龔楚在回憶錄中談及加入中共的初衷。「我少年時期，不好交際，生活嚴謹，惟愛讀書，經常手不釋卷。當時是受同鄉遊說，以為參加中共是更進步的革命工作，1924年，正式的宣誓加入青年團。」
由於龔楚是早期中共不可多得的軍事及政治人才，一年後中共就吸納他入黨。1927年5月初，龔楚在韶關任「北江工農討逆軍」總指揮，率部參加南昌暴動。1928年1月，與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發起湘南暴動。1928年5月，龔楚與朱德毛澤東組成前敵委員會。1929年12月參與百色起義，任紅七軍參謀長。此後他歷任紅七軍長、中央模範團長、粵贛軍區司令、紅軍代總參謀長。1934年10月中旬，紅軍主力西撤後，任留守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區參謀長及湘粵桂邊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該區紅軍總指揮。1935年5月2日，年僅34歲的龔楚隻身離隊，留下一份「脫離聲明」。
龔楚在聲明中寫道：「我在這一革命鬥爭期間，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命政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我並預感到：如果中共統治了中國，將未必是中國人民的幸福。同時我對於閩贛蘇區在毛澤東領導時期，黨內鬥爭中殘殺了不少無辜的革命同志，更感到不寒而慄。我為我的良心所驅使，於1935年5月，拋棄了過去11年的鬥爭歷史，冒著生命的危險，脫離中共，另謀新生。」
從龔楚的回憶錄我們瞭解到，龔楚曾經歷了多次的生死危機，並非是一個貪生怕死之輩，為何他對中共所宣揚的信念產生動搖，這還得從中共當年對民眾的殘忍談起。
龔楚曾在自傳中談及令他內心非常痛苦一件事：1933年4月中旬，我率模範團由清流南下，道經長汀縣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歲姓劉的中醫生，特地跑來見我，這位誠樸慈祥而醫術頗精的儒醫，兩年前曾為我醫過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淚縱橫的告訴我：「三十年來我都是靠做醫生來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因為省吃儉用，積蓄了一點錢，早年在鄉間買了七畝田，還在縣城開了一間藥店。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我在鄉間的田地被沒收了，一家的生活，於是僅靠著藥店的少數收入和我行醫的酬金來維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設法照付，並沒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來，店裡兩位工友，先後都去當了紅軍，店裡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們的工資，我還是照政府的規定，按月送給他們的家屬。惟近來沒有生意，屢次想停業，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為了什麼，又要我捐出一大筆捐款。你想，我已一貧如洗，就是傾家蕩產，也無法籌出這筆錢來。這怎麼辦？我想來想去，只有請你救救我，不知你願意不願意？」我聽了他這番訴說，心裡有說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義嗎？一則恐怕不發生效力，再則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對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覺得不忍；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離開長汀時，便鼓起勇氣，特將此事面告當地政府負責同志，請他查明辦理。不料，經過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再回到汀州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孤兒寡婦已淪為乞丐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痛苦，也非常憤怒！好幾晚，我為了這件事不能入睡。
這件直接拷問到他的良心的事件，促成了他隨後在中共的滅絕運動中提了不同意見，而被整肅。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冶局在瑞金召開了一次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恩來傳達共產國際的農民政策：「消滅地主，反對富農，中立中農，聯合貧農，以雇農為基礎」。
周即席說明：「地主階級的實質是反革命的。為了鎮壓蘇區內反動階級的死灰復燃，必須毫不姑息的斬草除根，將地主階級徹底消滅，這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所說的：『對反革命份子的姑息，便是對革命同志的殘忍』。
要進一步沒收富農的財產，以徹底剝奪其經濟的優越條件。中農是農民中的革命與反革命的中間份子，但他們有很快便成為富農的條件。他們的革命性是極度薄弱的，應防止其走向反革命的集團……」。
龔楚心裡清楚，1933年時，地主富農的定義都規定得非常苛刻與不合理了。凡有土地十畝，甚至不足十畝，只要其生活來源主要是收租，或部份收租部份自耕者，皆名之為地主。農民中凡自耕自給，或僱用一二農民助耕的即名之為富農。如果照周恩來這個說法，那麼農村中要殺的人實在太多了。
龔楚在回憶錄中談及當時的想法：「我在農村中生活很久，我深深地瞭解農民的痛苦，不獨是雇農、貧農苦，甚至富農和地主一樣苦。由於農村經濟的貧乏，農村的土地分散，大地主極少。我和一般農民一樣，厭惡並憤恨一般苛索農民的土豪惡霸；因之，我參加中共的革鬥爭，希望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良好社會，尤其是使農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龔楚認為，中共現階段的革命，如果是為了被壓迫的人民謀解放，為了要使廣大人民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那麼就不應站在階級仇恨的立場，把稍有田地的人，一概加以屠殺。」
在會上，龔楚婉轉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就被周以第三國際的決定加以壓制，共產國際的農民政策被通過並執行。
這一政策到底產生怎樣的直觀後果呢？龔楚隨後遇到的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
1933年7月，那時正是展開查田運動的時候，我由會昌到瑞金去參加紅軍總部的軍事會議，路經距瑞金十多裡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房，居住的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等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淒涼與蕭條，因為屋子裡的傢俱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長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更嚇得哭了起來。」這時他們聽到龔楚的姓，知道是同宗。於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們的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幾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繳光洋二百五十元。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的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逼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曾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地磕起頭來。她們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起頭、流淚。
龔楚心裡明白，即使身處紅軍高位，對此也是無能為力，幫忙反會害了她們，內心痛苦無以言表。
此外，周恩來還對龔楚秋後算帳，8月下旬，龔楚的粵贛軍區司令員一職被撤，周恩來對龔楚宣佈：「開除黨籍一年，並送紅軍大學學習，希望你能徹底轉變」。
周所謂的「徹底轉變」，其實質就是要讓龔楚放棄僅存的人性一面，而徹底被中共的黨性所取代。這讓原本飽受良心煎熬的龔楚更為迷茫和痛苦。
龔楚在回憶錄中披露，自1933年秋，中共實行消滅地主的農民政策後，農村階級鬥爭更趨嚴重，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物全被沒收，他以參加革命多年的結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掉轉槍頭，參加到反共的隊伍中去。無產階級出身的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也因不滿現實，在紅軍大學高級研究班畢業後，也逃出蘇區投降國軍。其他紅軍中下級幹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幹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寧都的赤衛隊長，許多縣份的村、區赤衛隊長，以及大批人民紛紛逃出蘇區，走向吉安、贛州一帶的國軍區域去。
龔楚披露，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所謂「人性」這個名詞，在共產黨的經典中，已經找不到了。
龔楚在後來的反省中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中共打著革命的旗幟，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像。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群、樂天知命的，對於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並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閑的流氓地痞，卻喜歡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們。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趁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發財妄想。他們唯中共之命是聽，並且還做得更為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於是，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儘量的吸收到黨裡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膽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因此，這一批雞嗚狗盜，好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為新統冶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為地方蘇維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權，或領導著民眾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胡為了。
第一、他們過去或者受過了善良人們的厭惡及歧視，現在便利用「翻身」的機會，吹毛求疵來報復泄憤。第二、他們過去窮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可以不勞而獲，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有將富農稱為地主，中農稱為富農，極盡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們現在有錢有勢，便藉著「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提倡婦女參加革命工作為手段，將鄉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婦女，任意凌辱與玩弄，如果她們反抗，便用種種罪名，加以迫害，許多農村女子，便在這種淫威之下慘遭蹂躪！而一生堅貞不屈的便犧牲了生命。所以，揭穿了蘇區內統治階級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貪污腐化、卑鄙齷齪的魔鬼在狂舞！像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怎不令純潔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農人民受盡磨折呢！（待續）
責任編輯：明軒
相關鏈接： 金鎮濤：紅軍創建人之一的龔楚為何要拋棄中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