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民眾的殘忍，讓以耕讀傳家、具有傳統人文關懷的龔楚感到絕望，而中共對自己人清洗的慘烈，更讓龔楚感到寒心而最終選擇拋棄中共。
以下是龔楚回憶錄中的部分內容。
被冤殺的林野夫婦
林野（1902∼1934），福建龍岩人，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參加北伐，寧漢合流後脫離汪部回閩西。1928年初參加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即任紅四軍軍部少校參謀。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佔龍岩，林野父母被當地農會在暴動中殺死。紅12軍在福建成立後，林野出任軍參謀長，工作中得罪軍政委譚震林。
一天，譚震林到龔楚辦公室，細聲對龔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龔楚以為要林野回龍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岩去吧。」譚震林獰笑一聲：「不是要他到龍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龔楚一個寒噤，忙問：「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也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龔楚認為林野年輕有為，並無明顯錯誤，僅僅懷疑就要殺掉，實在難以接受。譚震林雖然地位比龔低，卻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屬中央領導，操握留守紅軍全體人員的生殺大權。除了對高干動手須報告政治局，處決中下級幹部與士兵平民，毋須任何機關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龔楚深知譚震林為人刻薄冷酷無情，無法阻止，但寄望說服項英。龔找到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嗎？」項英很莊重地回答：「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龔見項處無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嘯仙，兩人雖已失勢，卻是著名中共高干，且與龔私交頗深，也許能救下林野。兩人聽後，互望一眼，瞿秋白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裡，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著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
當天下午三點，項英通知林野，說是派他重赴紅軍學校任職並請他們夫婦吃飯。林野夫婦興沖沖地赴約。下午四點開飯，特地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龔楚知道這是「最後的晚餐」，眼看這對恩愛夫妻笑意寫在臉上，渾然不知，自己既無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機，心如刀絞。他忽然想到至少應該救下無辜的林妻，便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15裡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一旁項英、陳毅頓時領悟，附和道：「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這對恩愛夫婦婉謝好意，他倆哪裡會知道龔楚的真正用意呢？這對好不容易會面的青年夫婦，當然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事後，那兩個在途中奉命動手的特務員，向龔楚報告經過：走了十裡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後，一位黃同志拔出大刀去殺林，其妻大叫，雙手拖住黃不放，林野發足狂奔，另一特務員立即趕上，舉刀便砍，林一閃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拚命，但因左肩負傷，又被劈中右肩，此時再想逃，被追上照頭一刀，腦破兩半。林妻也已被黃同志結果。那位特務員說完嘿嘿一笑：「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了呢。」龔楚事後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活劇了。」譚諷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林野為烈士。
令人膽寒的政治保衛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白軍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佈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為處置這一大批「動搖幹部」與「反對階級」，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離開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藝術性」一點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所謂長征）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此外，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泄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臥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虎將、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
這一時期被「肅」的紅軍高干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著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紅，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中共黨員）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岳同時被殺。
內部整肅的殘酷，讓處於險惡環境中的龔楚產生了不同的想法，「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裡去？周圍左右滿佈著的特務密網，甚至為我鋪床疊被，招呼無微不至的特務員，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譚震林指揮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通天特務」，任何行動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稍一不慎，我便會踏上李明瑞的覆轍了，所以我唯有耐心忍著。」
雖然自己身處險境，但善良的天性仍驅使著龔楚冒險救人於生死邊緣。
據龔楚回憶：「一天，我在批閱各方送來的文件中，知道紅七軍有十多個同志被撤職，有四個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軍區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並不很遠，我決定去救他們。
我批閱公文後，走出辦公室，吩咐特務員快備馬。項英含笑問我：「到那裡呀！」我故意伸一伸懶腰說：「帶久了兵，不慣坐辦公桌，好久沒有到外邊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馬，鬆鬆筋骨」。
離開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馬上加了一鞭，飛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隨我的四個特務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到了田心墟，我在這個小市集的街上繞了一個圈子，然後走進一間茶館，在靠近裡面的一張抬子，坐下來喝茶。我看見到四個特務員不住的擦汗，便以很體恤的口吻，要他們坐在門口的桌上喝茶。因為門口比較清爽，可以涼一涼，這一來，便將他們遣開在十步以外了。
那個小市集尚有五百多個待處決的「囚犯」，但他們仍不知死期之將至。紅七軍被撤職的一個營長，見我騎馬來了，立即找著另一個營長同來見我。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輕聲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再胡思亂想了，你們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沒有第二條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無關係的人說出來，快些走！」他們領悟我的意思，隻說了一聲：「謝謝軍長！」就走開了。
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報告：「逃了四個第七軍的同志」。經過八天的繼續追緝，知道他們已沿著山地向安遠逃走，所以我教唆他們逃亡的祕密也不致敗露。壓在心頭上的一塊大石，這才放了下來。一方面我慶幸自己，同時也為這四位七軍同志感到慶幸！因為他們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1935年1月初，中共中央指示，龔楚以湘、粵、桂邊區紅軍總指揮的名義，突圍轉移至湘粵桂邊地區，收集野戰軍遺留部隊，建立新根據地。並在該區設立本黨中央分局、蘇維埃政府、及紅軍總指揮部，該區之黨政軍事宜，即由龔楚負責。
兩個月後，建立了由郴縣以西的黃茅至臨武以北，轉入藍山、江華、連縣邊區，長達四百多裡，橫跨五縣廣大山區的湘粵桂邊區根據地。
龔楚在回憶錄中寫道：「由於國軍一時無力也無法向這毗連三省的山區進剿，我雖然過著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閑、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時間和空間。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裡，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然而在這種情勢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渾渾噩噩，得過且過，將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給命運，成了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有些人便憂鬱恐懼，終日在愁城中過日子，讓無情的現實，殘酷地啃噬著他們的靈魂。他們不想脫離黑暗，尋找光明嗎？可憐的是，他們全受著特務員的監視，恐怕光明還沒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殘。
紅軍中的高級幹部，只要稍存半點民族意識，對於高高在上的蘇俄顧問，和遙遙控制的第三國際，無不心懷憤恨的。而以改造社會拯救同胞為革命出發點的我，對於中共這多年來的殘酷手段，更是深惡痛絕。尤其是與我從事革命鬥爭的老同志，他們假如是為了革命而戰死沙場，則死何足惜，可是他們的生命竟無辜斷送在自己同志手中，想到這裡，真令人不寒而慄！雖然我現在負荷著三省黨政軍的重任，但在良心上實不容許長此這樣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著可怕的夢，我彷彿看到了千千萬萬個鮮血淋淋的蘇區人民，在痛哭！在呼號！在呻吟！在掙扎！在憤怒！在反抗！我懷疑這並不是夢呀！我在親身經歷那些慘絕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現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裝鬥爭短短的八年中間，已經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千萬人的死亡，今後若再盲目地錯誤下去，又不知要慘死了多少人？！因此，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
在逃亡之前，龔楚還給自己的部屬留下一封信，希望他們能醒悟。信上大意說：「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真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定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的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得到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幹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
這段歷史，慘絕人寰，讀來令人心碎，這是否是龔楚為自己開脫肆意編造出來的呢？據悉，毛死後，國家主席楊尚昆作為瑞金時代的見證人，在小范圍內承認龔楚這部回憶錄的真實性。
這段被曾經的中共高級領導人揭示出來的真實歷史，給我們仍生活在中共謊言及恐嚇下的現代的人們什麼樣的啟示呢？
中共的意識形態是反傳統道德的，而深受傳統文化熏陶、注重人性中善良、正直等價值取向的人們最終會選擇拋棄中共，這正是中共最為懼怕的。
正如海外時評人章天亮博士在《2017年寄語中國（2）文化篇》所論述的那樣：當人們以傳統的價值理念反思中共所作所為的時候，人們就會知道這個邪教不僅戕害了八千萬的生命，更是以毀滅傳統文化達到毀掉民族和國家的犯罪集團。這個政權也就會在千夫所指中解體。
這或許就是冥冥中的天意：讓多次大難不死的龔楚，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切身感受及對人性與黨性的反思，為後人留下的啟示。
（責任編輯/明軒）
相關鏈接： 金鎮濤：紅軍創建人之一的龔楚為何要拋棄中共？「上」
以下是龔楚回憶錄中的部分內容。
被冤殺的林野夫婦
林野（1902∼1934），福建龍岩人，中共黨員，黃埔軍校畢業生，參加北伐，寧漢合流後脫離汪部回閩西。1928年初參加朱德領導的湘南暴動，即任紅四軍軍部少校參謀。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佔龍岩，林野父母被當地農會在暴動中殺死。紅12軍在福建成立後，林野出任軍參謀長，工作中得罪軍政委譚震林。
一天，譚震林到龔楚辦公室，細聲對龔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龔楚以為要林野回龍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外調人到龍岩去吧。」譚震林獰笑一聲：「不是要他到龍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龔楚一個寒噤，忙問：「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也不能讓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報告了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龔楚認為林野年輕有為，並無明顯錯誤，僅僅懷疑就要殺掉，實在難以接受。譚震林雖然地位比龔低，卻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屬中央領導，操握留守紅軍全體人員的生殺大權。除了對高干動手須報告政治局，處決中下級幹部與士兵平民，毋須任何機關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龔楚深知譚震林為人刻薄冷酷無情，無法阻止，但寄望說服項英。龔找到項英：「林野究竟怎樣處置？你有考慮嗎？」項英很莊重地回答：「譚震林的意見很對，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龔見項處無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嘯仙，兩人雖已失勢，卻是著名中共高干，且與龔私交頗深，也許能救下林野。兩人聽後，互望一眼，瞿秋白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我們現在不便說話了！」阮嘯仙也說：「龔同志，我看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離開這裡，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著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後的不愉快？」
當天下午三點，項英通知林野，說是派他重赴紅軍學校任職並請他們夫婦吃飯。林野夫婦興沖沖地赴約。下午四點開飯，特地為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龔楚知道這是「最後的晚餐」，眼看這對恩愛夫妻笑意寫在臉上，渾然不知，自己既無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機，心如刀絞。他忽然想到至少應該救下無辜的林妻，便說：「林野同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15裡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空房，讓你太太暫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嗎？」一旁項英、陳毅頓時領悟，附和道：「龔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這對恩愛夫婦婉謝好意，他倆哪裡會知道龔楚的真正用意呢？這對好不容易會面的青年夫婦，當然希望能有更多時間在一起。
事後，那兩個在途中奉命動手的特務員，向龔楚報告經過：走了十裡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後，一位黃同志拔出大刀去殺林，其妻大叫，雙手拖住黃不放，林野發足狂奔，另一特務員立即趕上，舉刀便砍，林一閃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拚命，但因左肩負傷，又被劈中右肩，此時再想逃，被追上照頭一刀，腦破兩半。林妻也已被黃同志結果。那位特務員說完嘿嘿一笑：「這次若不是我們兩人，恐怕給他跑掉了呢。」龔楚事後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幹掉，不必要再演這樣的活劇了。」譚諷笑道：「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認林野為烈士。
令人膽寒的政治保衛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圍剿無法打破，白軍包圍日益縮小，紅軍最高領導層決定突圍。為保證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之類事件，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蹤」，毋須宣佈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幹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為處置這一大批「動搖幹部」與「反對階級」，在瑞金北面與雲都交界的大山深密處，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離開法庭150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便是「萬人坑」。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藝術性」一點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所謂長征）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此外，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以免被俘泄密。紅軍中除了政委與政治部主任，各級長官不僅不知道政治保衛局的臥底，而且不知道身邊警衛多數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培訓的特務，時刻監視，隨時可對自己「動手」。百色起義主要領導人、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北伐虎將、廣西國軍最高長官），就是被跟隨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擊斃，林某就是奉命監視李明瑞的特務。政治保衛局內部也互監互督，沒有人受到絕對信任。
這一時期被「肅」的紅軍高干還有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寧都暴動的主要領導人，帶著26路軍兩萬餘人及眾多彈械投紅，出任紅五軍團總指揮。僅僅因為與參謀長趙博生（中共黨員）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齟齬，同年6月即以「讀書」為名予以軟禁，10月與部下另一將領黃宗岳同時被殺。
內部整肅的殘酷，讓處於險惡環境中的龔楚產生了不同的想法，「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裡去？周圍左右滿佈著的特務密網，甚至為我鋪床疊被，招呼無微不至的特務員，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譚震林指揮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通天特務」，任何行動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稍一不慎，我便會踏上李明瑞的覆轍了，所以我唯有耐心忍著。」
雖然自己身處險境，但善良的天性仍驅使著龔楚冒險救人於生死邊緣。
據龔楚回憶：「一天，我在批閱各方送來的文件中，知道紅七軍有十多個同志被撤職，有四個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軍區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並不很遠，我決定去救他們。
我批閱公文後，走出辦公室，吩咐特務員快備馬。項英含笑問我：「到那裡呀！」我故意伸一伸懶腰說：「帶久了兵，不慣坐辦公桌，好久沒有到外邊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馬，鬆鬆筋骨」。
離開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馬上加了一鞭，飛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隨我的四個特務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到了田心墟，我在這個小市集的街上繞了一個圈子，然後走進一間茶館，在靠近裡面的一張抬子，坐下來喝茶。我看見到四個特務員不住的擦汗，便以很體恤的口吻，要他們坐在門口的桌上喝茶。因為門口比較清爽，可以涼一涼，這一來，便將他們遣開在十步以外了。
那個小市集尚有五百多個待處決的「囚犯」，但他們仍不知死期之將至。紅七軍被撤職的一個營長，見我騎馬來了，立即找著另一個營長同來見我。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輕聲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再胡思亂想了，你們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沒有第二條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無關係的人說出來，快些走！」他們領悟我的意思，隻說了一聲：「謝謝軍長！」就走開了。
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報告：「逃了四個第七軍的同志」。經過八天的繼續追緝，知道他們已沿著山地向安遠逃走，所以我教唆他們逃亡的祕密也不致敗露。壓在心頭上的一塊大石，這才放了下來。一方面我慶幸自己，同時也為這四位七軍同志感到慶幸！因為他們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1935年1月初，中共中央指示，龔楚以湘、粵、桂邊區紅軍總指揮的名義，突圍轉移至湘粵桂邊地區，收集野戰軍遺留部隊，建立新根據地。並在該區設立本黨中央分局、蘇維埃政府、及紅軍總指揮部，該區之黨政軍事宜，即由龔楚負責。
兩個月後，建立了由郴縣以西的黃茅至臨武以北，轉入藍山、江華、連縣邊區，長達四百多裡，橫跨五縣廣大山區的湘粵桂邊區根據地。
龔楚在回憶錄中寫道：「由於國軍一時無力也無法向這毗連三省的山區進剿，我雖然過著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閑、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時間和空間。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不知道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為，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已喪失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裡，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然而在這種情勢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渾渾噩噩，得過且過，將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給命運，成了一個失去靈魂的軀殼。有些人便憂鬱恐懼，終日在愁城中過日子，讓無情的現實，殘酷地啃噬著他們的靈魂。他們不想脫離黑暗，尋找光明嗎？可憐的是，他們全受著特務員的監視，恐怕光明還沒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殘。
紅軍中的高級幹部，只要稍存半點民族意識，對於高高在上的蘇俄顧問，和遙遙控制的第三國際，無不心懷憤恨的。而以改造社會拯救同胞為革命出發點的我，對於中共這多年來的殘酷手段，更是深惡痛絕。尤其是與我從事革命鬥爭的老同志，他們假如是為了革命而戰死沙場，則死何足惜，可是他們的生命竟無辜斷送在自己同志手中，想到這裡，真令人不寒而慄！雖然我現在負荷著三省黨政軍的重任，但在良心上實不容許長此這樣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著可怕的夢，我彷彿看到了千千萬萬個鮮血淋淋的蘇區人民，在痛哭！在呼號！在呻吟！在掙扎！在憤怒！在反抗！我懷疑這並不是夢呀！我在親身經歷那些慘絕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現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裝鬥爭短短的八年中間，已經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千萬人的死亡，今後若再盲目地錯誤下去，又不知要慘死了多少人？！因此，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
在逃亡之前，龔楚還給自己的部屬留下一封信，希望他們能醒悟。信上大意說：「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真正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俄役使下的賣國黨，它定向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一向是我所堅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的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得到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幹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
這段歷史，慘絕人寰，讀來令人心碎，這是否是龔楚為自己開脫肆意編造出來的呢？據悉，毛死後，國家主席楊尚昆作為瑞金時代的見證人，在小范圍內承認龔楚這部回憶錄的真實性。
這段被曾經的中共高級領導人揭示出來的真實歷史，給我們仍生活在中共謊言及恐嚇下的現代的人們什麼樣的啟示呢？
中共的意識形態是反傳統道德的，而深受傳統文化熏陶、注重人性中善良、正直等價值取向的人們最終會選擇拋棄中共，這正是中共最為懼怕的。
正如海外時評人章天亮博士在《2017年寄語中國（2）文化篇》所論述的那樣：當人們以傳統的價值理念反思中共所作所為的時候，人們就會知道這個邪教不僅戕害了八千萬的生命，更是以毀滅傳統文化達到毀掉民族和國家的犯罪集團。這個政權也就會在千夫所指中解體。
這或許就是冥冥中的天意：讓多次大難不死的龔楚，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切身感受及對人性與黨性的反思，為後人留下的啟示。
（責任編輯/明軒）
相關鏈接： 金鎮濤：紅軍創建人之一的龔楚為何要拋棄中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