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1日訊】三農問題學者張英洪2007年在漵浦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一個案例，1927年2月26日漵浦縣委在萬人群眾大會上，群情激憤地鬥爭一個外號叫陳老二的地主，縣委宣傳委員向五九對著喇叭喊：「贊成槍斃陳老二的鼓掌！」得到的是全場雷動的掌聲。一位叫杜元富的「噹」地一槍打在陳老二腿上。隨後士兵連發數槍，群眾蜂擁而上，「割其耳朵和鼻子，有的剖膛取心祭靈，有的割一塊肉拿去下酒」，不過一袋煙功夫，陳老二隻剩下一副骨架子。
漵浦農民運動中兩個階級相互廝殺的血腥氣息，到1950年代初的土改，又捲土重來。
何之光參加了1950年7月邵陽地區土地改革開始試點工作，他作為邵陽地區青年團的負責人，受地委指派到邵陽縣委參加土改。
據何之光回憶，中共中央突然下達『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後，土改開始變得殘酷。「鄉有鄉的當權派，村有村的當權派」，要發動群眾「有仇報仇，有冤報冤」，給予無情打擊。這叫「從政治上消滅地主階級」。
還有一項工作是「從經濟上消滅地主階級」。原來已經反過惡霸的村子，只能「矮子中間挑長子，無疑是擴大了打擊面。」並且增加一項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實的工作。不論浮財底財都要清算出來，作為「勝利果實」分配給農民。
這種以經濟為目的的擴大化，在漵浦的土改中同樣存在。漵浦土改時到底殺了多少人，當年的縣委書記兼公安局長郭靜秋也不知道。他隻記得當時有人將漵浦濫殺的情況告到了中央，中央命漵浦把名單和數字報上去，縣長縣委書記急忙到區裡要統計數字，可是區裡誰也統計不出來。
由於錯殺，有農民用了一句當地熟語形容這段時期——「魚怕壞塘、人怕壞皇」，表現當時的大環境。 有土改親歷者在講述他們目睹的慘狀，「那時，一批批都被梱出去槍斃了，死掉好多人，都是些農民，犯了什麼砍腦殼的罪？」
土改運動在各區劃成分時，一直存在寧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就提高了一部分人的成分。這種劃法從政治層面，能將自己和敵人界線劃得異常分明。從經濟層面考察，多劃出來地主，就可以更多地分到一些田產和房產，分到浮財如細軟等「勝利果實」。
同為湘西，邵陽和隆回的情況也相似，「為了多搞錢財，儘可能抬高階級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劃地主。強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銀財寶地點，否則非刑拷打，晝夜逼供，什麼稱半邊豬、吊磨盤、踩槓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時有所聞」。
何之光回憶，「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黨代會，邵陽縣委書記鐘石在地區代表團討論時講到：有一個村用鐵釘釘死兩個地主，還釘死了一個農民；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
隆回縣委書記方明說：隆回問題也很多很嚴重，把中農劃富農，富農劃地主；關押吊打，非法鬥爭，不少富裕中農和富農都挨斗；還出現了所謂「貧農惡霸」，「中農惡霸」。其他縣情況基本相似，不把人當人，死人不計其數。」
成分劃分也變得隨意起來，劃成分有時就是幾個人一對，認為誰是地主，誰就是地主。
「寧願錯殺一百，不要放走一個」，郭靜秋講述土改時期基層對政策的掌握時提到的這句話，是湘西區黨委書記周赤萍在佈置任務時說的。
在這種非常左的意識主導下，郭靜秋完不成殺人任務，就是右傾。地委開會時要求他報殺人計畫，他說大概殺十六、七個，小組會上受了批評，批他右傾。他回到江口區與趙中財書記商量後，決定還是報一二十個，結果後來一次就殺了十幾人。
1955年後，郭靜秋在回憶土改工作的失誤時說，「這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時沒有法治，當時說是說(殺人)要縣委批准，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每個幹部都可以批准，罪名是『罪大惡極』就行了。上面也不管你，只要你完成任務。」
群眾大會，是「根子」(由工作隊發現、並培養階級鬥爭意識的最窮苦農民)訴苦、帶領群眾一同聲討地主、最容易群情激憤的大會。群眾大會當眾槍斃以及會後拉出去「打掉」(即槍斃)地主、富民，是提高農民覺悟的最直接的教育方式。
根子的作用，是在批鬥大會上帶頭訴苦。批鬥大會是翻身的關鍵，因為「幾千年就看這一天」，所以要「斗不垮地主不散會」。郭靜秋主持過的一個批鬥會上，雇農訴苦訴得大哭起來，並且突然上前咬掉了地主一塊右耳朵，「呸!」地一口吐到地上，把台下群眾嚇了一跳。當他上前去咬地主左耳時，郭靜秋制止了他。
一方面，是以根子為代表的農民對地方的清算，另一方面，根子被報復、貧農被威脅也時常發生。
1952年3月橋江區委書記於永起，在涼水井村碰到一起凶殺案。土改根子鄧南彬一家6口被殺了4口。貧農鄧南彬被砍得滿臉血肉模糊；他女兒脖子被砍數刀，頭搭在床邊，人死在床上；他的父親吊死在樓枕上；重傷的妻子已不能回答問題；只有兩個不更事的小兒沒有受傷。
還有地主用語言威脅：「你鬥爭地主積極，全村第一，將來我要向你學習。」
(記者羅婷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漵浦農民運動中兩個階級相互廝殺的血腥氣息，到1950年代初的土改，又捲土重來。
何之光參加了1950年7月邵陽地區土地改革開始試點工作，他作為邵陽地區青年團的負責人，受地委指派到邵陽縣委參加土改。
據何之光回憶，中共中央突然下達『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後，土改開始變得殘酷。「鄉有鄉的當權派，村有村的當權派」，要發動群眾「有仇報仇，有冤報冤」，給予無情打擊。這叫「從政治上消滅地主階級」。
還有一項工作是「從經濟上消滅地主階級」。原來已經反過惡霸的村子，只能「矮子中間挑長子，無疑是擴大了打擊面。」並且增加一項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實的工作。不論浮財底財都要清算出來，作為「勝利果實」分配給農民。
這種以經濟為目的的擴大化，在漵浦的土改中同樣存在。漵浦土改時到底殺了多少人，當年的縣委書記兼公安局長郭靜秋也不知道。他隻記得當時有人將漵浦濫殺的情況告到了中央，中央命漵浦把名單和數字報上去，縣長縣委書記急忙到區裡要統計數字，可是區裡誰也統計不出來。
由於錯殺，有農民用了一句當地熟語形容這段時期——「魚怕壞塘、人怕壞皇」，表現當時的大環境。 有土改親歷者在講述他們目睹的慘狀，「那時，一批批都被梱出去槍斃了，死掉好多人，都是些農民，犯了什麼砍腦殼的罪？」
土改運動在各區劃成分時，一直存在寧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就提高了一部分人的成分。這種劃法從政治層面，能將自己和敵人界線劃得異常分明。從經濟層面考察，多劃出來地主，就可以更多地分到一些田產和房產，分到浮財如細軟等「勝利果實」。
同為湘西，邵陽和隆回的情況也相似，「為了多搞錢財，儘可能抬高階級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劃地主。強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銀財寶地點，否則非刑拷打，晝夜逼供，什麼稱半邊豬、吊磨盤、踩槓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時有所聞」。
何之光回憶，「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黨代會，邵陽縣委書記鐘石在地區代表團討論時講到：有一個村用鐵釘釘死兩個地主，還釘死了一個農民；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
隆回縣委書記方明說：隆回問題也很多很嚴重，把中農劃富農，富農劃地主；關押吊打，非法鬥爭，不少富裕中農和富農都挨斗；還出現了所謂「貧農惡霸」，「中農惡霸」。其他縣情況基本相似，不把人當人，死人不計其數。」
成分劃分也變得隨意起來，劃成分有時就是幾個人一對，認為誰是地主，誰就是地主。
「寧願錯殺一百，不要放走一個」，郭靜秋講述土改時期基層對政策的掌握時提到的這句話，是湘西區黨委書記周赤萍在佈置任務時說的。
在這種非常左的意識主導下，郭靜秋完不成殺人任務，就是右傾。地委開會時要求他報殺人計畫，他說大概殺十六、七個，小組會上受了批評，批他右傾。他回到江口區與趙中財書記商量後，決定還是報一二十個，結果後來一次就殺了十幾人。
1955年後，郭靜秋在回憶土改工作的失誤時說，「這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時沒有法治，當時說是說(殺人)要縣委批准，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每個幹部都可以批准，罪名是『罪大惡極』就行了。上面也不管你，只要你完成任務。」
群眾大會，是「根子」(由工作隊發現、並培養階級鬥爭意識的最窮苦農民)訴苦、帶領群眾一同聲討地主、最容易群情激憤的大會。群眾大會當眾槍斃以及會後拉出去「打掉」(即槍斃)地主、富民，是提高農民覺悟的最直接的教育方式。
根子的作用，是在批鬥大會上帶頭訴苦。批鬥大會是翻身的關鍵，因為「幾千年就看這一天」，所以要「斗不垮地主不散會」。郭靜秋主持過的一個批鬥會上，雇農訴苦訴得大哭起來，並且突然上前咬掉了地主一塊右耳朵，「呸!」地一口吐到地上，把台下群眾嚇了一跳。當他上前去咬地主左耳時，郭靜秋制止了他。
一方面，是以根子為代表的農民對地方的清算，另一方面，根子被報復、貧農被威脅也時常發生。
1952年3月橋江區委書記於永起，在涼水井村碰到一起凶殺案。土改根子鄧南彬一家6口被殺了4口。貧農鄧南彬被砍得滿臉血肉模糊；他女兒脖子被砍數刀，頭搭在床邊，人死在床上；他的父親吊死在樓枕上；重傷的妻子已不能回答問題；只有兩個不更事的小兒沒有受傷。
還有地主用語言威脅：「你鬥爭地主積極，全村第一，將來我要向你學習。」
(記者羅婷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