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白毛女》的故事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它被改編成歌劇、電影、樣板戲唱遍全中國，卻不知《白毛女》原來完全是中共根據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
近日，一位唱了一輩子《白毛女》的女演員趙翠巧，一位為《白毛女》伴奏一輩子的演奏家郝忠良（因安全原因均為化名），分別講述了自己六十年來的親身經歷和感受。
參閱»郝忠良：我給《白毛女》伴奏了一輩子
15歲我就會唱《白毛女》了，那時一開口，我們住家的對面，好多人就在那兒趴著聽。哎，你看那小女孩，真像白毛女啊，我當時還覺得很榮耀呢，說明我唱得好唄。
那時我在南方的學校上高中，北京的一個文工團通過教育局招生，我就給學校叫去了。人家說，你唱個歌吧，我就唱了《白毛女》裡「北風吹」，喜兒他爹楊白勞去世那一段。聲音一出來，把他們嚇一跳：小小的個頭，聲音那麼大！最後我被錄取了，市裡好幾百人考試，我們那地方一共就要了兩個人去北京，一個是我，唱歌的，另一個是彈鋼琴的。據說我們是第一批文工團自己培養出來的學員，後來我調到了部隊的歌劇團。
我演過歌劇，唱過樣板戲，還拍過電影，但經常給我安排的都是B角，重要場合不讓我演。一次我們團要給班禪演出，女主角突然崴了腳，就通知我上，因為平常不排練，上臺的時候，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換的衣服，拉拉扯扯的就給拽上去唱了，腦子還迷迷糊糊的呢。我唱最多的，就是《白毛女》裡的喜兒。
唱了一輩子《白毛女》，所以後來聽說喜兒的故事不是真事，我還真接受不了，但有記者親自去採訪證實了啊，證實白毛女沒有受過什麼欺壓，楊白勞因好賭而欠債，還有，真實的黃世仁竟然是個勤勞本分、喜歡行善的地主，我們演員和觀眾都給騙了！《白毛女》是為了政治需要而杜撰的，目的就是要煽起對「地主」的仇恨。
作為演員，我當然要義憤填膺，才能唱出苦大仇深的情緒啊。現在看來，我們搞文藝的不過就是政治宣傳工具，《白毛女》曲調優美，因為它本身就是千錘百煉的民歌嘛，藝術的感染力不知不覺就把我們給洗腦了，沒有判斷，沒有常識，自然而然就盲目接受了中共要灌輸的東西。
小時候我哪知道什麼叫地主，但所有的教育宣傳都告訴我：像《白毛女》這樣的悲劇在「萬惡的舊社會」太多了；正因為有地主，我才吃不飽飯，必須打倒地主；還說「解放」後「大救星」來了，救了我們，我們才吃飽了飯。
直到最近幾年我才學會思考：四九年時我9歲，我挨餓的時候已經是「解放」後了，「解放」前我並沒有餓的記憶啊。以前怎麼苦怎麼苦，也不是我家裡人說的，是整個社會輿論就那麼講的。
地主這個詞其實沒有任何貶意，它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名詞，就是田地的主人。可從小為什麼就想當然認為地主就是惡霸呢？一說誰是地主，我就是非常非常仇恨，別說台下看《白毛女》的老百姓了，就連對演黃世仁的那個演員，我看他都可氣、可恨，都不願理他。
有些事真是很荒唐。那時我們團到山西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有一天晚上大夥被叫起來，說貧農受地主欺負了，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我們要去斗地主，為貧下中農長志氣。幾個人就給叫上去即興發言，發言的也沒搞清怎麼回事，知道肯定就是斗地主唄，於是連地主名字都沒鬧清就喊口號批鬥，我們在下面跟著舉手，喊口號助威，打倒某某某！結果有人哄笑起來，原來我們把地主和貧農的名字說反了！後來才知道，是那個地主被貧下中農整急了，回了一下嘴而已，我們這幫人就說地主打人、罵人了，栽贓誣陷唄。在我們的觀念中，是凡地主出身的就沒有好人，壞事都是地主幹的！
還有就是「特務」，也招人恨，那時和國外有聯繫都說是「特務」。小時候，有個音樂老師帶我們到教堂參觀，她丈夫是教堂的牧師，結果一進教堂，我就特別害怕，因為都說牧師是特務嘛，雖然牧師人很和善，我看著也怕，怕得都直打哆嗦，在教堂也不敢亂跑，感覺教堂陰森可怖。這個牧師不久挨整了，還給關監獄了；後來需要他這種人了，就又給放出來，讓他在省裡當政協委員，代表教會去擁護共產黨，可能為了教堂能生存下去，他也去做了。
我有個聲樂老師，姓袁，放棄了印尼的家產，滿腔熱情回國內來「貢獻」，後來給打成右派，下放到了青海，他妻子也被逼著和他離婚，非常慘。他在那裡「勞動改造」，受盡屈辱。後來歷次運動都不放過他，有一點動靜他就被弄出來挨整，漸漸他精神也不正常了，年紀不大就去世了。後來我又換了一個老師，也給打成右派，也給整死了，都是挺有名的人。
我的老師我很瞭解啊，都是非常好的老實人，怎麼會挨整？我不明白，我們當學生的，也不敢接觸這些右派老師，知道他們出事，也不敢問，有疑問有意見也不敢說啊，否則就是政治立場有問題。別說對領袖有意見，對我們團領導有意見都有危險啊，因為你看到就是，很多人只是因為提個問題或開個玩笑就挨整了，你不知道誰會給你打小報告，和誰都不敢說心裡話。
我們團每個禮拜都要政治學習兩天，念報紙、聽報告什麼的。那個報告都是政治文件，比如說反右，講反右如何如何有道理，然後就要表態。輪到我發言，我想有啥好說的呢，報告都說了，已經說的一套一套的了，你也不能反對呀，經常我就說不出什麼，所以一到表態我就特別緊張，他們說我不暴露思想，其實是我發木，不懂，不會說。
批劉少奇的時候，我看過中共中央發的文件，一大本影印件，特厚，說劉少奇是「叛徒、內姦、工賊」，所有的指控都有證據啊，什麼什麼時候，他在安源干了什麼，在哪又干了什麼，有根有據的。一看確實是那麼回事，我們義憤填膺啊，他確實太可氣了，所以一說要打倒劉少奇，我們都舉手稱快，沒想到後來又來了一個中共中央文件，又給他平反啦，有圖有文字，也是有根有據的。到底怎麼回事啊？！
什麼事也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心裡恐懼嘛，對一切都很麻木，感情上就分不清好壞了。人家說打倒誰就打倒誰，讓我舉手就舉手，讓喊口號就喊口號，雖然沒有整過人，卻也沒認為它不該整人。已經習慣了不去想，政治是個敏感話題，所以不去說它罷，「共產黨」這三個字你是不能隨便碰的，一碰可能就有危險，其實這樣，就已經是在思想中維護它了。
我有一個同事，一說起毛澤東就咬牙切齒，聊天中她把毛澤東稱作「毛老頭」，我就很不高興，我說你不要這麼說。她說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全家給下放，遭罪，好好的一個家給被「毛老頭」弄成這麼慘，說一個「毛老頭」都不行嗎？想想也是，因為害怕，那時候都分不清善惡了，還以為自己正確呢。
不僅不分善惡，連香臭都不分了。最髒的是糞便吧，可你不能說它臭，那時候如果在街上經過淘糞車，不管多臭，你都不能捂鼻子，也不敢捂，如果本能地把鼻子捂上了，人家就會罵你：你覺得臭，你就是臭資產階級！拉糞車的人才是最乾淨的人。所以自己就要使勁憋住氣，明明是臭，你就得說是香，但這些你發現自己慢慢也能接受了。
只求無過，不關心政治，國家領導人我隻知道有主席、總理，除此之外就都不知道了，沒追求，我就知道悶頭練業務，不惹事不多言，老老實實，誰也說不出我的缺點，因為「出身好」，也算是「政治可靠」吧。
所以紅衛兵竄聯時，團裡讓我帶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去見「領袖」，完成政治任務，要保護「大救星」嘛，那時能見到「領袖」可是讓很多人覺得非常自豪的。
好像是大飢荒前後吧，不管過年過節，經常是一到星期天，我們文工團被挑選出的女演員就給拉走了，去陪國家領導人跳舞。不只是我們團的女演員，別的團也有，還有很多護士去過，都是會跳舞的，我們團的音樂伴奏也去了。
那是政治任務，只有「出身好」的人才可以去，都是查了祖宗三代，經過嚴格挑選出來、政治上可靠可信的人，出身不好的人是不被信任的。我去過中南海的懷仁堂，北京飯店等地方，具體的地點都忘了，後來我也幾乎沒和人說起過這些，因為覺得陪他們跳舞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一般提前把能去的演員召集一起，說晚上有政治任務，「首長們」年紀大了，為了國家「日理萬機」，特別辛苦，為了讓他們「緩解身心疲勞」，陪他們跳跳交際舞，「放鬆放鬆，散散心」。左交代右交代的，我們團領導還叮囑我們：「不能離首長太遠，要保護首長，不要讓醫院護士離首長太近」。那時我還不到二十歲，很單純。
跳交際舞按理也是很講究的，一般要和舞伴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我和「首長」跳舞都很難受，他們一般肚子都很大，頂著你，很不舒服的，碰到這種情況，我都要使勁往外推一下。有時為了拉開點距離，我們這些女孩不得不往後撅屁股，臀部撅得高高的，姿勢都難看得沒樣了，確實有些「首長」，會使勁往你身上貼，不太講道德的。
我和毛澤東、周恩來、陳毅、朱德等都跳過舞。毛澤東個子大，特別高，跳舞時他不會俯就舞伴，我身子矮小，簡直像被提溜著一樣，必須使勁踮著腳，我才能夠上他，非常累，而且緊張啊，就怕自己踩了領袖的腳或者自己被絆倒，如果跳舞犯了錯誤，那可能就是政治錯誤，你敢踩主席或者總理的腳？！和他們一起跳舞我緊張得不得了。毛澤東跳一圈，就換一個舞伴，一換舞伴我就鬆了一口氣，心裡特別高興，有些女孩可能願意多跳幾圈吧，但我不適應那種環境。
我和周恩來跳得多一些，我的性格就是那樣，一般遠遠地靠邊坐著，可他會知道哪個人沒跳，就會招手叫我。他愛跳舞，跟我第一次跳舞之後，很長時間沒見了，第二次跳舞時，他還能說出我叫什麼名。看起來他和其他女演員都比較熟。
周恩來和一些首長們還經常到我們文工團的排演場跳舞，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個禮拜他都去。我聽人說，周恩來和我們團一些女孩特別近乎，他叫她們小名，他們之間可以很隨意地開玩笑，有些女孩甚至可以直接接觸他。有時我們團經常以開聯歡會的名義，讓大家都去玩，後來知道，是有大人物要來娛樂。首長們要過來跳舞，我們當然還是執行任務啊，不只是娛樂跳舞了，本來我們文工團就是給部隊提供服務的嘛，當時我們是向前蘇聯的紅旗歌舞團學習，連服裝都和他們的一樣。
那時還以為周恩來可能是唯一一個比較乾淨的了，後來知道他的很多事，就很驚訝了。還以為周恩來是正人君子呢，真沒想到，他有私生子，還亂搞女人什麼的，而且，他對乾女兒孫維世、對劉少奇那麼狠，還曾下令銷毀大飢荒死亡人數數據，真是沒有一個好東西啊，老百姓都被騙了，還講什麼「人民的好總理」！
這種政治活動都有組織紀律，是保密的，不能隨便和別人說，對家人都不能說的。也聽說有人被毛弄走的事，說他喜歡誰誰，把誰誰叫走了等等。後來他死後，團裡是有人說過這樣的事，但當時可沒人敢議論啊，大家都非常小心，一說是政治任務，誰敢說三道四？
我還去過很多次「三座門」，就是國家軍委吧，在美術館附近，門口有門衛，安保非常嚴密的。紅牆裡一個古香古色的建築，裡面辦公，也有首長們娛樂的地方，一般都是國家開了什麼大會，會議一結束就叫我們過去陪舞。
每次我們在中南海或其它地方陪舞，休息的時候就可以吃到高級點心，伴奏的樂員們還有煙抽，圓鐵桶裝的中華煙，那種煙在外面是買不到的。夜餐自然很好了，有肉有蛋，那年代，肉和雞蛋在外面憑票供應。
一般老百姓生活那時很苦啦，在軍隊文工團待遇還好些，對我們有補貼甚至特供，但我記得有一段時間，連單位食堂也沒啥吃的了，不要說葷菜，就連菜葉子都見不到。能吃到病號飯已經很好了，病號飯就是麵條，裡面有幾片菜葉子就相當不錯了。那時候，如果不是我經常往老家寄糧票，我老家那邊也得餓死人啊。
那應該是六零年前後吧，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曾學過一些馬列理論，發現共產黨的起家，明確就是暴力革命，當時有些驚訝，但你也只有去接受，大形勢下，你必須改造自己去符合它，不能懷疑。漸漸也就沒有自己的思想了，好多東西都是潛移默化的。從小到大的歷史課都歪曲歷史，講什麼歷代皇帝暴力篡權、農民起義什麼的，文藝作品裡宣傳的也是階級鬥爭，給你灌輸暴力思想，漸漸自己也就默認了這個暴力，一個事情要做成沒有暴力不行，人就是要互相爭權奪利，歷史上就這樣，適者生存嘛。
我是沒本事，我有本事我也去爭啊，要不什麼都沒有，那江青再不好，也還是有本事，一般人能有這樣的本事嗎？我發現自己是認可這個的，雖然原來接受不了暴力，但後來被灌輸多了，就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對的，中國必須專政，要不這麼多人早就亂了，現在好多人也都是這樣的觀念，都是被中共黨文化洗腦洗的。
到了文革，打砸搶、武鬥都是進步的褒義詞了，造反有理，女孩子都在衣服外面扎上皮帶，叉著腰唱歌，連編成的歌詞都是罵人的話，想想挺嚇人的。
我一直捨不得剪頭髮，文革前我的辯子都長到腰以下了，後來領導開大會通知，必須剪頭髮，如果不剪後果自負，哪裡還敢留頭髮啊？自己不剪紅衛兵也會給我剃了啊，我只得含淚剪了長發，梳了男士的分頭，那時我二十五歲吧。要求整天穿軍裝，除了軍裝，就是黑色、藍色、白色的衣服，穿了鮮艷的衣服，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了，開會要挨批，要檢討的。
後來我的性格都變了，以前家裡家外我都是那種很傳統的女人，現在這些都不對了，要強勢，婦女能頂半邊天嘛。以前很含蓄的，笑不露齒，根本不會哈哈笑，看人家大聲說話我心裡都發抖，大家都說我太柔弱，不行。我丈夫也說，你看誰誰誰，人家一出來就像男孩子那樣，你看你！後來我也有意識努力朝那方面學，老演白毛女、李鐵梅這些節目，表演上也是滲透那種東西，動作強硬誇張，情緒激昂，說話大聲，笑起來也大聲，也敢跟人嚷嚷了；幫派鬥爭的時候，竟然也像他們那樣，一步就跳到桌子上大聲說話，雖然沒有直接罵人，但心裡有那種東西，只是沒表現出來。
變化最大的是有了私心，傳統婦女在家裡都是任勞任怨的，但我就覺得自己虧，怨氣十足，在家裡付出也沒得到回報，憑什麼？婦女解放，男女一樣嘛，到哪兒我都特別好強，幹什麼事都想走在前頭，本來體力不好，也總是我行，我要比別人強。
一場場運動，中共的一個個高官，從前被稱為「功臣」的都慘死了，確實不理解啊，為什麼一有事就是一小撮干的？但即使有疑惑，我也一向是相信政府的，一直到八九年的「六四」，我當時都相信它宣稱的：中共沒有發一槍一彈。
「六四」時我家住在府右街附近，有一天就很清晰地聽到了「噹噹當，噹噹」的聲音，開槍了！怎麼回事？大家都出來看，我兒子那天竟然在樓道裡喊起來了：共產黨殺人了！共產黨殺人了！當時我就說：我就是共產黨員，共產黨不會殺人的！他還是喊：共產黨就是殺人啦！我上去就打了他一個耳光：共產黨根本不會殺人的！那時我認為自己沒錯嘛，打完他我也哭了，從小到大我都沒打過兒子的臉，以前頂多打打屁股，而且當時他都是大學生了。後來我知道，雖然我一直嚴禁那期間他去天安門，他還是去了，而且親眼看到了，他不是那種愛喊口號的人。
電視上說一個人也沒死，我們一個鄰居說不是那麼回事，他老婆在人民大會堂工作，那邊有房子，「六四」夜裡他們起來趴在窗戶上看到了，「連夜刷地，但第二天早上看，地上還有血」。他親眼看到了，才敢說這話，他也不是胡說八道的人，我真是冤枉兒子啦。
後來我還知道，我的一個遠房親戚的大姑姐，就因為「六四」給關了很多年。她在北京城裡，碰到一個人抱個死孩子，那孩子是被士兵掃射打死的，她是個熱心人，心裡憤懣啊，就滿城跑讓路人看那死孩子，結果給抓起來判刑了，現行「反革命」！「六四」之後很多年，都一直關著她。
我們家一個親戚是北京某工廠工人，「六四」時被安排在中山公園裡做後備，都手拿著棍子等命令，說命令一下，叫他們「見人就可以打」。
後來我去了駐紮在豐臺山裡的一個軍隊，好像是63軍吧，他們排演節目，讓我幫忙輔導。聊天中，我知道他們是山西過來的戒嚴部隊，參加過「六四」。小戰士們和我說，當時確實開槍了，但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上面教育，說北京城裡有「暴亂」。開始進城時，他們子彈和槍都是分開的，子彈在另一個地方，後來命令開槍，就想辦法去拿了子彈，還以為開槍打的是「暴徒」呢，小戰士們自己也覺得被騙了……直到現在，我都不敢看有關「六四」的錄像。
有一本書叫《九評共產黨》，裡面說的好多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說得我心服口服，我理解中共為什麼把它列為禁書了，不讓老百姓看，因為它講的都是中共的事實！剝開了它的本質。看了這書人就會清醒：中國人被中共騙了一輩子，還不自知！
我曾經死心塌地相信中共，為它唱了一輩子的《白毛女》去騙人，為它的政權服務，替它粉飾太平，上當受騙到這種程度，自己以前真是活得太不明不白了！想想真是很可悲。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近日，一位唱了一輩子《白毛女》的女演員趙翠巧，一位為《白毛女》伴奏一輩子的演奏家郝忠良（因安全原因均為化名），分別講述了自己六十年來的親身經歷和感受。
參閱»郝忠良：我給《白毛女》伴奏了一輩子
「15歲我就會唱《白毛女》了」
15歲我就會唱《白毛女》了，那時一開口，我們住家的對面，好多人就在那兒趴著聽。哎，你看那小女孩，真像白毛女啊，我當時還覺得很榮耀呢，說明我唱得好唄。
那時我在南方的學校上高中，北京的一個文工團通過教育局招生，我就給學校叫去了。人家說，你唱個歌吧，我就唱了《白毛女》裡「北風吹」，喜兒他爹楊白勞去世那一段。聲音一出來，把他們嚇一跳：小小的個頭，聲音那麼大！最後我被錄取了，市裡好幾百人考試，我們那地方一共就要了兩個人去北京，一個是我，唱歌的，另一個是彈鋼琴的。據說我們是第一批文工團自己培養出來的學員，後來我調到了部隊的歌劇團。
我演過歌劇，唱過樣板戲，還拍過電影，但經常給我安排的都是B角，重要場合不讓我演。一次我們團要給班禪演出，女主角突然崴了腳，就通知我上，因為平常不排練，上臺的時候，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換的衣服，拉拉扯扯的就給拽上去唱了，腦子還迷迷糊糊的呢。我唱最多的，就是《白毛女》裡的喜兒。
唱了一輩子《白毛女》，所以後來聽說喜兒的故事不是真事，我還真接受不了，但有記者親自去採訪證實了啊，證實白毛女沒有受過什麼欺壓，楊白勞因好賭而欠債，還有，真實的黃世仁竟然是個勤勞本分、喜歡行善的地主，我們演員和觀眾都給騙了！《白毛女》是為了政治需要而杜撰的，目的就是要煽起對「地主」的仇恨。
作為演員，我當然要義憤填膺，才能唱出苦大仇深的情緒啊。現在看來，我們搞文藝的不過就是政治宣傳工具，《白毛女》曲調優美，因為它本身就是千錘百煉的民歌嘛，藝術的感染力不知不覺就把我們給洗腦了，沒有判斷，沒有常識，自然而然就盲目接受了中共要灌輸的東西。
小時候我哪知道什麼叫地主，但所有的教育宣傳都告訴我：像《白毛女》這樣的悲劇在「萬惡的舊社會」太多了；正因為有地主，我才吃不飽飯，必須打倒地主；還說「解放」後「大救星」來了，救了我們，我們才吃飽了飯。
直到最近幾年我才學會思考：四九年時我9歲，我挨餓的時候已經是「解放」後了，「解放」前我並沒有餓的記憶啊。以前怎麼苦怎麼苦，也不是我家裡人說的，是整個社會輿論就那麼講的。
地主這個詞其實沒有任何貶意，它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名詞，就是田地的主人。可從小為什麼就想當然認為地主就是惡霸呢？一說誰是地主，我就是非常非常仇恨，別說台下看《白毛女》的老百姓了，就連對演黃世仁的那個演員，我看他都可氣、可恨，都不願理他。
有些事真是很荒唐。那時我們團到山西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有一天晚上大夥被叫起來，說貧農受地主欺負了，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我們要去斗地主，為貧下中農長志氣。幾個人就給叫上去即興發言，發言的也沒搞清怎麼回事，知道肯定就是斗地主唄，於是連地主名字都沒鬧清就喊口號批鬥，我們在下面跟著舉手，喊口號助威，打倒某某某！結果有人哄笑起來，原來我們把地主和貧農的名字說反了！後來才知道，是那個地主被貧下中農整急了，回了一下嘴而已，我們這幫人就說地主打人、罵人了，栽贓誣陷唄。在我們的觀念中，是凡地主出身的就沒有好人，壞事都是地主幹的！
還有就是「特務」，也招人恨，那時和國外有聯繫都說是「特務」。小時候，有個音樂老師帶我們到教堂參觀，她丈夫是教堂的牧師，結果一進教堂，我就特別害怕，因為都說牧師是特務嘛，雖然牧師人很和善，我看著也怕，怕得都直打哆嗦，在教堂也不敢亂跑，感覺教堂陰森可怖。這個牧師不久挨整了，還給關監獄了；後來需要他這種人了，就又給放出來，讓他在省裡當政協委員，代表教會去擁護共產黨，可能為了教堂能生存下去，他也去做了。
我有個聲樂老師，姓袁，放棄了印尼的家產，滿腔熱情回國內來「貢獻」，後來給打成右派，下放到了青海，他妻子也被逼著和他離婚，非常慘。他在那裡「勞動改造」，受盡屈辱。後來歷次運動都不放過他，有一點動靜他就被弄出來挨整，漸漸他精神也不正常了，年紀不大就去世了。後來我又換了一個老師，也給打成右派，也給整死了，都是挺有名的人。
「感情上分不清好壞了」
我的老師我很瞭解啊，都是非常好的老實人，怎麼會挨整？我不明白，我們當學生的，也不敢接觸這些右派老師，知道他們出事，也不敢問，有疑問有意見也不敢說啊，否則就是政治立場有問題。別說對領袖有意見，對我們團領導有意見都有危險啊，因為你看到就是，很多人只是因為提個問題或開個玩笑就挨整了，你不知道誰會給你打小報告，和誰都不敢說心裡話。
我們團每個禮拜都要政治學習兩天，念報紙、聽報告什麼的。那個報告都是政治文件，比如說反右，講反右如何如何有道理，然後就要表態。輪到我發言，我想有啥好說的呢，報告都說了，已經說的一套一套的了，你也不能反對呀，經常我就說不出什麼，所以一到表態我就特別緊張，他們說我不暴露思想，其實是我發木，不懂，不會說。
批劉少奇的時候，我看過中共中央發的文件，一大本影印件，特厚，說劉少奇是「叛徒、內姦、工賊」，所有的指控都有證據啊，什麼什麼時候，他在安源干了什麼，在哪又干了什麼，有根有據的。一看確實是那麼回事，我們義憤填膺啊，他確實太可氣了，所以一說要打倒劉少奇，我們都舉手稱快，沒想到後來又來了一個中共中央文件，又給他平反啦，有圖有文字，也是有根有據的。到底怎麼回事啊？！
什麼事也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心裡恐懼嘛，對一切都很麻木，感情上就分不清好壞了。人家說打倒誰就打倒誰，讓我舉手就舉手，讓喊口號就喊口號，雖然沒有整過人，卻也沒認為它不該整人。已經習慣了不去想，政治是個敏感話題，所以不去說它罷，「共產黨」這三個字你是不能隨便碰的，一碰可能就有危險，其實這樣，就已經是在思想中維護它了。
我有一個同事，一說起毛澤東就咬牙切齒，聊天中她把毛澤東稱作「毛老頭」，我就很不高興，我說你不要這麼說。她說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全家給下放，遭罪，好好的一個家給被「毛老頭」弄成這麼慘，說一個「毛老頭」都不行嗎？想想也是，因為害怕，那時候都分不清善惡了，還以為自己正確呢。
不僅不分善惡，連香臭都不分了。最髒的是糞便吧，可你不能說它臭，那時候如果在街上經過淘糞車，不管多臭，你都不能捂鼻子，也不敢捂，如果本能地把鼻子捂上了，人家就會罵你：你覺得臭，你就是臭資產階級！拉糞車的人才是最乾淨的人。所以自己就要使勁憋住氣，明明是臭，你就得說是香，但這些你發現自己慢慢也能接受了。
只求無過，不關心政治，國家領導人我隻知道有主席、總理，除此之外就都不知道了，沒追求，我就知道悶頭練業務，不惹事不多言，老老實實，誰也說不出我的缺點，因為「出身好」，也算是「政治可靠」吧。
所以紅衛兵竄聯時，團裡讓我帶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去見「領袖」，完成政治任務，要保護「大救星」嘛，那時能見到「領袖」可是讓很多人覺得非常自豪的。
陪國家領導人跳舞
好像是大飢荒前後吧，不管過年過節，經常是一到星期天，我們文工團被挑選出的女演員就給拉走了，去陪國家領導人跳舞。不只是我們團的女演員，別的團也有，還有很多護士去過，都是會跳舞的，我們團的音樂伴奏也去了。
那是政治任務，只有「出身好」的人才可以去，都是查了祖宗三代，經過嚴格挑選出來、政治上可靠可信的人，出身不好的人是不被信任的。我去過中南海的懷仁堂，北京飯店等地方，具體的地點都忘了，後來我也幾乎沒和人說起過這些，因為覺得陪他們跳舞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一般提前把能去的演員召集一起，說晚上有政治任務，「首長們」年紀大了，為了國家「日理萬機」，特別辛苦，為了讓他們「緩解身心疲勞」，陪他們跳跳交際舞，「放鬆放鬆，散散心」。左交代右交代的，我們團領導還叮囑我們：「不能離首長太遠，要保護首長，不要讓醫院護士離首長太近」。那時我還不到二十歲，很單純。
跳交際舞按理也是很講究的，一般要和舞伴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我和「首長」跳舞都很難受，他們一般肚子都很大，頂著你，很不舒服的，碰到這種情況，我都要使勁往外推一下。有時為了拉開點距離，我們這些女孩不得不往後撅屁股，臀部撅得高高的，姿勢都難看得沒樣了，確實有些「首長」，會使勁往你身上貼，不太講道德的。
我和毛澤東、周恩來、陳毅、朱德等都跳過舞。毛澤東個子大，特別高，跳舞時他不會俯就舞伴，我身子矮小，簡直像被提溜著一樣，必須使勁踮著腳，我才能夠上他，非常累，而且緊張啊，就怕自己踩了領袖的腳或者自己被絆倒，如果跳舞犯了錯誤，那可能就是政治錯誤，你敢踩主席或者總理的腳？！和他們一起跳舞我緊張得不得了。毛澤東跳一圈，就換一個舞伴，一換舞伴我就鬆了一口氣，心裡特別高興，有些女孩可能願意多跳幾圈吧，但我不適應那種環境。
我和周恩來跳得多一些，我的性格就是那樣，一般遠遠地靠邊坐著，可他會知道哪個人沒跳，就會招手叫我。他愛跳舞，跟我第一次跳舞之後，很長時間沒見了，第二次跳舞時，他還能說出我叫什麼名。看起來他和其他女演員都比較熟。
周恩來和一些首長們還經常到我們文工團的排演場跳舞，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個禮拜他都去。我聽人說，周恩來和我們團一些女孩特別近乎，他叫她們小名，他們之間可以很隨意地開玩笑，有些女孩甚至可以直接接觸他。有時我們團經常以開聯歡會的名義，讓大家都去玩，後來知道，是有大人物要來娛樂。首長們要過來跳舞，我們當然還是執行任務啊，不只是娛樂跳舞了，本來我們文工團就是給部隊提供服務的嘛，當時我們是向前蘇聯的紅旗歌舞團學習，連服裝都和他們的一樣。
那時還以為周恩來可能是唯一一個比較乾淨的了，後來知道他的很多事，就很驚訝了。還以為周恩來是正人君子呢，真沒想到，他有私生子，還亂搞女人什麼的，而且，他對乾女兒孫維世、對劉少奇那麼狠，還曾下令銷毀大飢荒死亡人數數據，真是沒有一個好東西啊，老百姓都被騙了，還講什麼「人民的好總理」！
這種政治活動都有組織紀律，是保密的，不能隨便和別人說，對家人都不能說的。也聽說有人被毛弄走的事，說他喜歡誰誰，把誰誰叫走了等等。後來他死後，團裡是有人說過這樣的事，但當時可沒人敢議論啊，大家都非常小心，一說是政治任務，誰敢說三道四？
我還去過很多次「三座門」，就是國家軍委吧，在美術館附近，門口有門衛，安保非常嚴密的。紅牆裡一個古香古色的建築，裡面辦公，也有首長們娛樂的地方，一般都是國家開了什麼大會，會議一結束就叫我們過去陪舞。
每次我們在中南海或其它地方陪舞，休息的時候就可以吃到高級點心，伴奏的樂員們還有煙抽，圓鐵桶裝的中華煙，那種煙在外面是買不到的。夜餐自然很好了，有肉有蛋，那年代，肉和雞蛋在外面憑票供應。
一般老百姓生活那時很苦啦，在軍隊文工團待遇還好些，對我們有補貼甚至特供，但我記得有一段時間，連單位食堂也沒啥吃的了，不要說葷菜，就連菜葉子都見不到。能吃到病號飯已經很好了，病號飯就是麵條，裡面有幾片菜葉子就相當不錯了。那時候，如果不是我經常往老家寄糧票，我老家那邊也得餓死人啊。
那應該是六零年前後吧，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整個性格都變了」
我曾學過一些馬列理論，發現共產黨的起家，明確就是暴力革命，當時有些驚訝，但你也只有去接受，大形勢下，你必須改造自己去符合它，不能懷疑。漸漸也就沒有自己的思想了，好多東西都是潛移默化的。從小到大的歷史課都歪曲歷史，講什麼歷代皇帝暴力篡權、農民起義什麼的，文藝作品裡宣傳的也是階級鬥爭，給你灌輸暴力思想，漸漸自己也就默認了這個暴力，一個事情要做成沒有暴力不行，人就是要互相爭權奪利，歷史上就這樣，適者生存嘛。
我是沒本事，我有本事我也去爭啊，要不什麼都沒有，那江青再不好，也還是有本事，一般人能有這樣的本事嗎？我發現自己是認可這個的，雖然原來接受不了暴力，但後來被灌輸多了，就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對的，中國必須專政，要不這麼多人早就亂了，現在好多人也都是這樣的觀念，都是被中共黨文化洗腦洗的。
到了文革，打砸搶、武鬥都是進步的褒義詞了，造反有理，女孩子都在衣服外面扎上皮帶，叉著腰唱歌，連編成的歌詞都是罵人的話，想想挺嚇人的。
我一直捨不得剪頭髮，文革前我的辯子都長到腰以下了，後來領導開大會通知，必須剪頭髮，如果不剪後果自負，哪裡還敢留頭髮啊？自己不剪紅衛兵也會給我剃了啊，我只得含淚剪了長發，梳了男士的分頭，那時我二十五歲吧。要求整天穿軍裝，除了軍裝，就是黑色、藍色、白色的衣服，穿了鮮艷的衣服，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了，開會要挨批，要檢討的。
後來我的性格都變了，以前家裡家外我都是那種很傳統的女人，現在這些都不對了，要強勢，婦女能頂半邊天嘛。以前很含蓄的，笑不露齒，根本不會哈哈笑，看人家大聲說話我心裡都發抖，大家都說我太柔弱，不行。我丈夫也說，你看誰誰誰，人家一出來就像男孩子那樣，你看你！後來我也有意識努力朝那方面學，老演白毛女、李鐵梅這些節目，表演上也是滲透那種東西，動作強硬誇張，情緒激昂，說話大聲，笑起來也大聲，也敢跟人嚷嚷了；幫派鬥爭的時候，竟然也像他們那樣，一步就跳到桌子上大聲說話，雖然沒有直接罵人，但心裡有那種東西，只是沒表現出來。
變化最大的是有了私心，傳統婦女在家裡都是任勞任怨的，但我就覺得自己虧，怨氣十足，在家裡付出也沒得到回報，憑什麼？婦女解放，男女一樣嘛，到哪兒我都特別好強，幹什麼事都想走在前頭，本來體力不好，也總是我行，我要比別人強。
「『六四』時我打了兒子」
一場場運動，中共的一個個高官，從前被稱為「功臣」的都慘死了，確實不理解啊，為什麼一有事就是一小撮干的？但即使有疑惑，我也一向是相信政府的，一直到八九年的「六四」，我當時都相信它宣稱的：中共沒有發一槍一彈。
「六四」時我家住在府右街附近，有一天就很清晰地聽到了「噹噹當，噹噹」的聲音，開槍了！怎麼回事？大家都出來看，我兒子那天竟然在樓道裡喊起來了：共產黨殺人了！共產黨殺人了！當時我就說：我就是共產黨員，共產黨不會殺人的！他還是喊：共產黨就是殺人啦！我上去就打了他一個耳光：共產黨根本不會殺人的！那時我認為自己沒錯嘛，打完他我也哭了，從小到大我都沒打過兒子的臉，以前頂多打打屁股，而且當時他都是大學生了。後來我知道，雖然我一直嚴禁那期間他去天安門，他還是去了，而且親眼看到了，他不是那種愛喊口號的人。
電視上說一個人也沒死，我們一個鄰居說不是那麼回事，他老婆在人民大會堂工作，那邊有房子，「六四」夜裡他們起來趴在窗戶上看到了，「連夜刷地，但第二天早上看，地上還有血」。他親眼看到了，才敢說這話，他也不是胡說八道的人，我真是冤枉兒子啦。
後來我還知道，我的一個遠房親戚的大姑姐，就因為「六四」給關了很多年。她在北京城裡，碰到一個人抱個死孩子，那孩子是被士兵掃射打死的，她是個熱心人，心裡憤懣啊，就滿城跑讓路人看那死孩子，結果給抓起來判刑了，現行「反革命」！「六四」之後很多年，都一直關著她。
我們家一個親戚是北京某工廠工人，「六四」時被安排在中山公園裡做後備，都手拿著棍子等命令，說命令一下，叫他們「見人就可以打」。
後來我去了駐紮在豐臺山裡的一個軍隊，好像是63軍吧，他們排演節目，讓我幫忙輔導。聊天中，我知道他們是山西過來的戒嚴部隊，參加過「六四」。小戰士們和我說，當時確實開槍了，但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上面教育，說北京城裡有「暴亂」。開始進城時，他們子彈和槍都是分開的，子彈在另一個地方，後來命令開槍，就想辦法去拿了子彈，還以為開槍打的是「暴徒」呢，小戰士們自己也覺得被騙了……直到現在，我都不敢看有關「六四」的錄像。
有一本書叫《九評共產黨》，裡面說的好多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說得我心服口服，我理解中共為什麼把它列為禁書了，不讓老百姓看，因為它講的都是中共的事實！剝開了它的本質。看了這書人就會清醒：中國人被中共騙了一輩子，還不自知！
我曾經死心塌地相信中共，為它唱了一輩子的《白毛女》去騙人，為它的政權服務，替它粉飾太平，上當受騙到這種程度，自己以前真是活得太不明不白了！想想真是很可悲。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