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17日訊】【編者按】「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大浩劫，製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整了1億人，其中整死至少2000萬人。這場浩劫給中國造成的損失更是難以計算，大量文物受砸毀，古跡被破壞，對中國，以至人類文化遺產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下文是作家土家野夫憶述自己出生的小鎮在文革期間的一些軼事。
在我而言，企圖從對家族的考察以及對個人成長經歷的回顧，來反映20世紀後半葉人們的生存狀態和心路歷程，以期更全面地彌補宏觀敘事的不足，使後人得以窺見大事記背後所隱含的無數微弱生靈的奇特實況；這一動機看來是愚蠢可笑的——因為歷史的公正和客觀，要求記錄者淡忘一己的悲歡好惡而進行超越道德的批判——這，不是我所能輕易做到的。
我在19歲時成為了一名中學教師，在一個醉酒的黃昏醺然穿過1982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僂地站在路燈下潦倒而蒼老。我從五歲開始便牢記著他的面孔，那時他把一挺插上彈倉的機槍架在我家門口，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著我的父親。我在外婆的膝間瑟瑟發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樣的槍口何時會噴吐。以後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親煤礦的造反派頭目。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一直為我童年的恐懼而羞愧，這種羞愧漸漸被歲月熬製成一種仇恨。我難以原諒他對我善良親人曾有過的巨大侮辱以及對我——一個孩子的傷害。但是早在我成為一個青年以前，他就被礦山開除了，我也漸漸淡忘了對他的懷恨。而這個夜晚當他重新出現在我被酒精點燃的眼中時，我潛伏的恨意頓生。他不再是一個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惡畫面。我殺機四伏地撲向他一頓暴打，他永遠無法想像這場橫禍究竟因何而起。
很長時間來，我一直為我青春時代的狂怒心存內疚，並由此開始思考關於文革的問題。
我的故鄉是一個四省交界的偏遠小鎮，即使今天依舊交通閉塞。外地人很難想像文革之火，竟然也會燃燒到這樣的角落。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個初有記憶的孩子，但恐怖的畫面卻會讓人終身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發出一種死魚的腥穢，瘴氣盈滿小街。突然某個午後，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搖動著黑壓壓的扁頭，河水頓時渾濁如湯。全鎮人目瞪口呆地面對如此奇觀彷彿大禍將至，遂傾巢而動手持竹竿朝水面亂打，無數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戰一直持續到黃昏，一場暴雨才終於結束這次血腥屠殺。
小鎮的文革之火事實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讀大學的幾個學生回鄉點燃的。此前人們只知道山外又在開始一場運動，其具體形式和對象皆不明了。若干年來的運動都是對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對這所謂史無前例的新的革命皆無興趣。
這幾個大學生是小鎮的鳳毛麟角，他們在都市學習和洗腦，必然要成為時代精神的先鋒和代表。他們秉承一個偉大意志彷彿懷揣真理，以一種神聖的使命姿態回來，要把小鎮拖入歷史軌道並與時代保持同一節奏。只因他們有知識，所以他們比鎮長更能詮釋「封資修」的涵義。沒有誰敢於阻擋他們率領一群學弟學妹去焚燒圖書室，去砸碎寺廟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當人們看見他們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鎮領導押出來批鬥，竟然無人干預時，被壓制多年的人民終於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我的父親當時是一個小煤礦的礦長，他是一個嚴肅認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氣急躁偶爾罵人外，基本可謂共產黨內的好人。那個夏天，我突然發現他頭戴一頂紙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後則跟著一大隊扛著刀槍的工人。我興沖沖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親的化裝遊行，卻看見母親的淚眼——從此，我們被帶進了一個驚恐而壓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燈塔園，那是模仿延安寶塔的建築，是那個時代普遍流行的批鬥台。家父則成了那石階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項掛沉重木牌，彎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為當時小鎮的一道風景。母親實在不忍，用玻璃瓶裝上涼茶讓我和姐姐送去，我從大人的腳縫中鑽進去叫父親喝水，卻被扭著他手臂的人搶去喝光然後將瓶子砸碎。
那個時代，每個基層單位都有武裝部，充滿了各種二戰時期的武器。被發動起來的群眾開始有恃無恐地搶劫這些槍彈武裝自己，他們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農民運動時期，一切無政府主義的行為皆成為時尚。
我看見鄰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槍，鐵匠天天在打造梭鏢大刀，平時老實巴交的鎮民忽然都變成了戲劇人物，各自扎著皮帶戴著袖章斜挎著盒子炮在大街上巡迴，彷彿暴動或起義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進了戰爭歲月。母親是供銷社的會計，一個右派卻要負責財務報銷審核，現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來報帳，都是先把手槍往桌子上一拍。我們每天都在戰戰兢兢中進入黑夜。
但並不是每個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從北京傳來，全鎮要舉行火炬遊行歡慶，家家得自備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報尖叫，說是蘇修的坦克已開到鄰縣，全體鎮民要鑽山洞備戰。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隊伍來突擊檢查，看誰家在收聽敵台。在一個孩子的眼中，彷彿所有的大人皆在綵排一幕驚恐劇，但那時的父母卻是實實在在地驚恐，害怕我們遭遇流彈。
我親眼目睹過兩次武鬥。一次是傳說四川萬縣的「黑色派」要來血洗利川，鎮上的武裝民眾在318國道上架設鐵絲網和機槍，並埋下地雷。我至今都無法想像他們是從哪裡弄來的那些電影裡的利器，他們真誠地要為遙遠的毛主席向另外的毛信徒大開殺戒。還有一次是一群飢餓的知青來洗劫了鎮上唯一一家飯館的饅頭，全鎮老少大打了一場巷戰，像追殺日本鬼子一樣將這幾十個年輕的男人全部打癱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這樣的恐懼中度過，還有許多慘劇無法在此一一敘述。這只是中國最偏遠的外省邊鎮的文革鬧劇，而且此鎮歷來都是民風淳樸與世無爭，卻在一個非常年代同樣演變成為一個血腥的殺場。
所有的罪惡都應該有個起點，那小鎮的惡魔又是誰給放出來的呢？是那些大學生嗎？
迄今，我仍不能懷疑他們的初衷會有什麼卑鄙的目的。在我78年上大學開始與許多老紅衛兵成為朋友之後，我逐漸加深了對那一代人的理解。他們最初是深懷某種高尚純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為己任」「改造世界」這樣一種教育模式，把每個青年學子都鼓動成政治家一樣目空無物。他們並不單純，至少不是我們今天想像的那麼幼稚。只要仔細研究整個文革期間由這些青年所導演的無數派性謀略和戰爭，就可以相信他們遠比今天的學生聰明而複雜，更富有實踐操作能力。然而，他們的成熟往往表現在具體鬥爭的算計上，他們缺乏對那個偉大意志的準確把握，沒有吃透這場統治者要造自己的反——這種確實史無前例的運動的實質。同一個天音，往往使他們幻化為完全敵對和矛盾的兩種行動，這種熱情盲動的本質是缺乏世故的輕身躁進。
動機不錯的行動並不能保證其結果的正確。這其中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個隱而未見的事實——那就是在文革之前，這個民族已經經歷了太多運動折騰，遞增的鬥爭帶來的是經濟的倒退。天無寧日，哀鴻遍野，對普通平民的一系列剝奪和強制早已怨聲載道。然而，偉大的專政機器又確實讓人敢怒不敢言。在積怨中他們看見整個統治階級的利益建立在平民的犧牲之上，官僚主義盛行於各政府部門，一個民族的正常神經早已衰弱且瀕於瘋狂。個體的人在沉默，集體的火山卻正在形成。人民在期待一場大的社會變革，而不管這場變革會導致什麼結局，只要能一泄20幾年的怨憤也不失為一種痛快。
當此之際，天音頒響——要打倒一切當權派。人民無法不歡呼雀躍，奔走相告。神的旨意和草民的積怨暗合，蒼天當死黃天當立，振臂一呼從者千萬，這樣的革命怎麼能不吸引那一代胸懷天下志存高遠的人呢？試想換成今天的我輩，能不風隨景從嗎？人與人的互相殘殺開始，所有的基層官僚無論功過善惡，都將分擔這個黨的罪責而成為冤鬼。所有人幾乎都忘記追問——誰是真正的當權派，誰真正應該被打倒。即使到了今天，連這個黨都承認這是一場「浩劫」了，可是真正的罪魁卻依舊要作為神器繼續祭起。
幾個大學生在點燃小鎮的文革之火後又回到了他們的大學，但火勢卻不會就此湮滅。從「封資修」到「當權派」，再蔓延燃向知識分子時，他們被發配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最後又被分回他們的故鄉母校，開始漫長的被閹割的生活。這個小鎮已經起來革命的群眾，早已忘記了他們曾經是革命的發起人和引導者，於是他們也很自然地成為了革命的目標。當他們意識到這場運動被導向一個有違初衷的悲劇性深淵時，他們已無能力去扭轉，甚至連自救尚不及。
在去那場最初的火光之後的二十年，我與其中的一個大學生——古老師成了朋友。他已調到縣城一中，是本地最優秀的英語教師，他的許多弟子都相繼考學出山，成為小城新一代風流人物。而他已默默無聞滿頭秋霜了，當年的壯懷激烈早已沉澱為現在的波瀾不驚寵辱俱忘。在一次酒後，我向他提及我四歲時所圍觀的那場焚書之火，以及我幼年對他的景仰，還有我的恐懼和仇恨，他付諸一笑說——毛早就告訴我們：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場運動中真正被徹底玩弄了的究竟是哪些人呢？我們可以承認，知識分子確實在反右時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認為真正被玩弄和傷害的卻是那些普通草民。他們稀裡糊塗地被青年學生帶進一條報復社會的道路，文攻武衛，挑戰秩序和權力，最後，又被戴上暴徒的荊冠，棄置於萬惡深淵，一直不被主流話語所真正認識和憐惜。
現在我要回到開篇時我所暴打的那個仇人身上。
因為我在酒醒後的內疚，我決定暗訪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時原是煤礦的一個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貧苦，沒有文化。那時的工人階級雖然號稱是領導階級，實際上該下地獄的還是要下地獄——幽深黑暗的礦井在今天仍然還是吞噬生命的血口，況乎當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負擔，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復一日的井下辛勞，卻沒有足夠敷家的工資和安全感。這個社會從未給他過真正的溫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談什麼公正，他當然有怨恨。許多他的同事可能都勉強忍耐，他卻比別人多了那麼一點血性和要求，而這，正成了他日後的禍根。
文革，對許多積怨已久的底層人來說，都是一個風雲際會的大好時刻。他們擁護毛主席是因為毛要他們去奪權，去砸碎一切法權。這個制度的全部弊端和罪過，不由總設計師負責，卻要讓各級執行官員來承擔。那麼，周的造反就必將是應運而生的事——上合天意，下符己願。而他針對我父親的迫害和泄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問題在於他和那時的多數讀書人一樣，都並不清楚誰是真正的敵人。如果再調動出人性中的惡的話，那就會像納粹一樣，施暴於無辜的百姓。他會用電線搓成皮鞭隨時打走資派，會想出許多殘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敵，會去勇敢地搶劫武器來組織武鬥，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階級兄弟倒於血泊——這幾乎是文革時多數風流人物的普遍悲劇——在運動的後期，他們被抓捕，被清除，被歷史所徹底拋棄。周也難逃覆轍，失去工作的機會，靠拖板車拉石頭養家糊口。一次下坡剎不住車，他又被自己的重車壓斷了一隻腿，成了殘廢。
他有三個女兒，大的倆都嫁在農村，自顧不暇，只有三妹失學在家陪著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這個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娼養家，於是不斷被抓，後來去特區當了「「新中國」」第一代媽咪。
文革結束許多年了，而對他，對於他的家來說，災難還在無限延長，還要繼續承擔這個國家玩笑的巨大後果。
我唯一保留的一張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萬縣的一家紅旗照相館，我八歲，大姐十五歲。
十五歲的大姐初中畢業修了一年水庫，母親還是決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漢平原下鄉，因為家庭成分不好，成績優異的她依舊不能獲准上高中。父親被打倒了，母親是右派，在當地下鄉則永無招工的可能。父親第一次帶我出遠門——送大姐到萬縣碼頭。那時山裡小鎮沒有照相館，父親似乎也不知道這對兒女何時再見，便破例帶我們去照了這張像，相片上加了一句手書——我們姐弟永遠忠於毛主席。
許多時候，我翻出這張相片都會發笑——那種傻樣，那種莊嚴，那種毫無來由的愚忠都讓我忍俊不禁。當我讀出我父親當年的苦衷時，我油然而生一種驚悚——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啊。我怎能相信父親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兒，正因為毛而失學，他正因為毛，而要承受漫無邊際的侮辱和傷害。但是在那個年代，他別無選擇，他像多數人一樣要學會愚蠢以求自保。49年鼎革以來，全部宣傳和教育都圍繞如何愚民來展開。誰要堅持在常識的立場上說話，也難逃厄運。而這種愚民政策，在文革時達到頂峰。現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就很難理解當初的許多細節——何以一個民族會整體可笑至此。
恐懼會使人變得可笑——這是我經歷了鐵窗生活後開始懂得的道理。
中國的監獄至今保留的一個監規就是每天集合數次，每次點名前都要犯人高唱沒有什麼黨就沒有「「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好。也許始作俑者是想通過這種方式，潛移默化地改變罪人的思想和行為。但多數囚徒——包含刑事犯——都是制度和教育的犧牲品，他們又怎能被這種陳詞濫調所感化。
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今天的監獄，仍舊是文革惡習的最大保留地。一個犯人作錯了事，管教會組織批判會，如果是被抓回的逃犯，則依舊要掛沉重的木牌，巡迴批鬥。犯人代代相傳的批判稿，都是文革時代的拷貝。我們這個民族的掌權者，多數都還是文革的過來人，他們豈不知那個時代的乖謬和荒誕，但卻在方方面面傳承著文革的衣缽，繼續貫徹著那種愚蠢和搞笑。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鄉小鎮。青石街換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復存在，連當日河山也難相認了。我忽然從一處斷牆上，又看見幾道斑駁字跡——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彷彿又回到了童年時代，彷彿又聽見半夜的警報突然拉響，我弱小的身體在暗夜戰慄，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2008年1月22日
──轉自《文史網》
（責任編輯：李芸）
下文是作家土家野夫憶述自己出生的小鎮在文革期間的一些軼事。
一
在我而言，企圖從對家族的考察以及對個人成長經歷的回顧，來反映20世紀後半葉人們的生存狀態和心路歷程，以期更全面地彌補宏觀敘事的不足，使後人得以窺見大事記背後所隱含的無數微弱生靈的奇特實況；這一動機看來是愚蠢可笑的——因為歷史的公正和客觀，要求記錄者淡忘一己的悲歡好惡而進行超越道德的批判——這，不是我所能輕易做到的。
我在19歲時成為了一名中學教師，在一個醉酒的黃昏醺然穿過1982年的小城深巷，我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僂地站在路燈下潦倒而蒼老。我從五歲開始便牢記著他的面孔，那時他把一挺插上彈倉的機槍架在我家門口，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著我的父親。我在外婆的膝間瑟瑟發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樣的槍口何時會噴吐。以後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親煤礦的造反派頭目。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一直為我童年的恐懼而羞愧，這種羞愧漸漸被歲月熬製成一種仇恨。我難以原諒他對我善良親人曾有過的巨大侮辱以及對我——一個孩子的傷害。但是早在我成為一個青年以前，他就被礦山開除了，我也漸漸淡忘了對他的懷恨。而這個夜晚當他重新出現在我被酒精點燃的眼中時，我潛伏的恨意頓生。他不再是一個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我看到的仍是十五年前的邪惡畫面。我殺機四伏地撲向他一頓暴打，他永遠無法想像這場橫禍究竟因何而起。
二
很長時間來，我一直為我青春時代的狂怒心存內疚，並由此開始思考關於文革的問題。
我的故鄉是一個四省交界的偏遠小鎮，即使今天依舊交通閉塞。外地人很難想像文革之火，竟然也會燃燒到這樣的角落。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個初有記憶的孩子，但恐怖的畫面卻會讓人終身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發出一種死魚的腥穢，瘴氣盈滿小街。突然某個午後，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搖動著黑壓壓的扁頭，河水頓時渾濁如湯。全鎮人目瞪口呆地面對如此奇觀彷彿大禍將至，遂傾巢而動手持竹竿朝水面亂打，無數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戰一直持續到黃昏，一場暴雨才終於結束這次血腥屠殺。
小鎮的文革之火事實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讀大學的幾個學生回鄉點燃的。此前人們只知道山外又在開始一場運動，其具體形式和對象皆不明了。若干年來的運動都是對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對這所謂史無前例的新的革命皆無興趣。
這幾個大學生是小鎮的鳳毛麟角，他們在都市學習和洗腦，必然要成為時代精神的先鋒和代表。他們秉承一個偉大意志彷彿懷揣真理，以一種神聖的使命姿態回來，要把小鎮拖入歷史軌道並與時代保持同一節奏。只因他們有知識，所以他們比鎮長更能詮釋「封資修」的涵義。沒有誰敢於阻擋他們率領一群學弟學妹去焚燒圖書室，去砸碎寺廟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當人們看見他們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鎮領導押出來批鬥，竟然無人干預時，被壓制多年的人民終於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三
我的父親當時是一個小煤礦的礦長，他是一個嚴肅認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氣急躁偶爾罵人外，基本可謂共產黨內的好人。那個夏天，我突然發現他頭戴一頂紙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後則跟著一大隊扛著刀槍的工人。我興沖沖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親的化裝遊行，卻看見母親的淚眼——從此，我們被帶進了一個驚恐而壓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燈塔園，那是模仿延安寶塔的建築，是那個時代普遍流行的批鬥台。家父則成了那石階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項掛沉重木牌，彎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為當時小鎮的一道風景。母親實在不忍，用玻璃瓶裝上涼茶讓我和姐姐送去，我從大人的腳縫中鑽進去叫父親喝水，卻被扭著他手臂的人搶去喝光然後將瓶子砸碎。
那個時代，每個基層單位都有武裝部，充滿了各種二戰時期的武器。被發動起來的群眾開始有恃無恐地搶劫這些槍彈武裝自己，他們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農民運動時期，一切無政府主義的行為皆成為時尚。
我看見鄰居的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槍，鐵匠天天在打造梭鏢大刀，平時老實巴交的鎮民忽然都變成了戲劇人物，各自扎著皮帶戴著袖章斜挎著盒子炮在大街上巡迴，彷彿暴動或起義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進了戰爭歲月。母親是供銷社的會計，一個右派卻要負責財務報銷審核，現在那些造反了的同事來報帳，都是先把手槍往桌子上一拍。我們每天都在戰戰兢兢中進入黑夜。
但並不是每個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從北京傳來，全鎮要舉行火炬遊行歡慶，家家得自備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報尖叫，說是蘇修的坦克已開到鄰縣，全體鎮民要鑽山洞備戰。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隊伍來突擊檢查，看誰家在收聽敵台。在一個孩子的眼中，彷彿所有的大人皆在綵排一幕驚恐劇，但那時的父母卻是實實在在地驚恐，害怕我們遭遇流彈。
我親眼目睹過兩次武鬥。一次是傳說四川萬縣的「黑色派」要來血洗利川，鎮上的武裝民眾在318國道上架設鐵絲網和機槍，並埋下地雷。我至今都無法想像他們是從哪裡弄來的那些電影裡的利器，他們真誠地要為遙遠的毛主席向另外的毛信徒大開殺戒。還有一次是一群飢餓的知青來洗劫了鎮上唯一一家飯館的饅頭，全鎮老少大打了一場巷戰，像追殺日本鬼子一樣將這幾十個年輕的男人全部打癱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這樣的恐懼中度過，還有許多慘劇無法在此一一敘述。這只是中國最偏遠的外省邊鎮的文革鬧劇，而且此鎮歷來都是民風淳樸與世無爭，卻在一個非常年代同樣演變成為一個血腥的殺場。
四
所有的罪惡都應該有個起點，那小鎮的惡魔又是誰給放出來的呢？是那些大學生嗎？
迄今，我仍不能懷疑他們的初衷會有什麼卑鄙的目的。在我78年上大學開始與許多老紅衛兵成為朋友之後，我逐漸加深了對那一代人的理解。他們最初是深懷某種高尚純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為己任」「改造世界」這樣一種教育模式，把每個青年學子都鼓動成政治家一樣目空無物。他們並不單純，至少不是我們今天想像的那麼幼稚。只要仔細研究整個文革期間由這些青年所導演的無數派性謀略和戰爭，就可以相信他們遠比今天的學生聰明而複雜，更富有實踐操作能力。然而，他們的成熟往往表現在具體鬥爭的算計上，他們缺乏對那個偉大意志的準確把握，沒有吃透這場統治者要造自己的反——這種確實史無前例的運動的實質。同一個天音，往往使他們幻化為完全敵對和矛盾的兩種行動，這種熱情盲動的本質是缺乏世故的輕身躁進。
動機不錯的行動並不能保證其結果的正確。這其中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個隱而未見的事實——那就是在文革之前，這個民族已經經歷了太多運動折騰，遞增的鬥爭帶來的是經濟的倒退。天無寧日，哀鴻遍野，對普通平民的一系列剝奪和強制早已怨聲載道。然而，偉大的專政機器又確實讓人敢怒不敢言。在積怨中他們看見整個統治階級的利益建立在平民的犧牲之上，官僚主義盛行於各政府部門，一個民族的正常神經早已衰弱且瀕於瘋狂。個體的人在沉默，集體的火山卻正在形成。人民在期待一場大的社會變革，而不管這場變革會導致什麼結局，只要能一泄20幾年的怨憤也不失為一種痛快。
當此之際，天音頒響——要打倒一切當權派。人民無法不歡呼雀躍，奔走相告。神的旨意和草民的積怨暗合，蒼天當死黃天當立，振臂一呼從者千萬，這樣的革命怎麼能不吸引那一代胸懷天下志存高遠的人呢？試想換成今天的我輩，能不風隨景從嗎？人與人的互相殘殺開始，所有的基層官僚無論功過善惡，都將分擔這個黨的罪責而成為冤鬼。所有人幾乎都忘記追問——誰是真正的當權派，誰真正應該被打倒。即使到了今天，連這個黨都承認這是一場「浩劫」了，可是真正的罪魁卻依舊要作為神器繼續祭起。
五
幾個大學生在點燃小鎮的文革之火後又回到了他們的大學，但火勢卻不會就此湮滅。從「封資修」到「當權派」，再蔓延燃向知識分子時，他們被發配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最後又被分回他們的故鄉母校，開始漫長的被閹割的生活。這個小鎮已經起來革命的群眾，早已忘記了他們曾經是革命的發起人和引導者，於是他們也很自然地成為了革命的目標。當他們意識到這場運動被導向一個有違初衷的悲劇性深淵時，他們已無能力去扭轉，甚至連自救尚不及。
在去那場最初的火光之後的二十年，我與其中的一個大學生——古老師成了朋友。他已調到縣城一中，是本地最優秀的英語教師，他的許多弟子都相繼考學出山，成為小城新一代風流人物。而他已默默無聞滿頭秋霜了，當年的壯懷激烈早已沉澱為現在的波瀾不驚寵辱俱忘。在一次酒後，我向他提及我四歲時所圍觀的那場焚書之火，以及我幼年對他的景仰，還有我的恐懼和仇恨，他付諸一笑說——毛早就告訴我們：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場運動中真正被徹底玩弄了的究竟是哪些人呢？我們可以承認，知識分子確實在反右時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認為真正被玩弄和傷害的卻是那些普通草民。他們稀裡糊塗地被青年學生帶進一條報復社會的道路，文攻武衛，挑戰秩序和權力，最後，又被戴上暴徒的荊冠，棄置於萬惡深淵，一直不被主流話語所真正認識和憐惜。
六
現在我要回到開篇時我所暴打的那個仇人身上。
因為我在酒醒後的內疚，我決定暗訪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時原是煤礦的一個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貧苦，沒有文化。那時的工人階級雖然號稱是領導階級，實際上該下地獄的還是要下地獄——幽深黑暗的礦井在今天仍然還是吞噬生命的血口，況乎當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負擔，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復一日的井下辛勞，卻沒有足夠敷家的工資和安全感。這個社會從未給他過真正的溫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談什麼公正，他當然有怨恨。許多他的同事可能都勉強忍耐，他卻比別人多了那麼一點血性和要求，而這，正成了他日後的禍根。
文革，對許多積怨已久的底層人來說，都是一個風雲際會的大好時刻。他們擁護毛主席是因為毛要他們去奪權，去砸碎一切法權。這個制度的全部弊端和罪過，不由總設計師負責，卻要讓各級執行官員來承擔。那麼，周的造反就必將是應運而生的事——上合天意，下符己願。而他針對我父親的迫害和泄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問題在於他和那時的多數讀書人一樣，都並不清楚誰是真正的敵人。如果再調動出人性中的惡的話，那就會像納粹一樣，施暴於無辜的百姓。他會用電線搓成皮鞭隨時打走資派，會想出許多殘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敵，會去勇敢地搶劫武器來組織武鬥，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階級兄弟倒於血泊——這幾乎是文革時多數風流人物的普遍悲劇——在運動的後期，他們被抓捕，被清除，被歷史所徹底拋棄。周也難逃覆轍，失去工作的機會，靠拖板車拉石頭養家糊口。一次下坡剎不住車，他又被自己的重車壓斷了一隻腿，成了殘廢。
他有三個女兒，大的倆都嫁在農村，自顧不暇，只有三妹失學在家陪著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這個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娼養家，於是不斷被抓，後來去特區當了「「新中國」」第一代媽咪。
文革結束許多年了，而對他，對於他的家來說，災難還在無限延長，還要繼續承擔這個國家玩笑的巨大後果。
七
我唯一保留的一張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萬縣的一家紅旗照相館，我八歲，大姐十五歲。
十五歲的大姐初中畢業修了一年水庫，母親還是決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漢平原下鄉，因為家庭成分不好，成績優異的她依舊不能獲准上高中。父親被打倒了，母親是右派，在當地下鄉則永無招工的可能。父親第一次帶我出遠門——送大姐到萬縣碼頭。那時山裡小鎮沒有照相館，父親似乎也不知道這對兒女何時再見，便破例帶我們去照了這張像，相片上加了一句手書——我們姐弟永遠忠於毛主席。
許多時候，我翻出這張相片都會發笑——那種傻樣，那種莊嚴，那種毫無來由的愚忠都讓我忍俊不禁。當我讀出我父親當年的苦衷時，我油然而生一種驚悚——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恐懼啊。我怎能相信父親真的愚蠢到不知他的女兒，正因為毛而失學，他正因為毛，而要承受漫無邊際的侮辱和傷害。但是在那個年代，他別無選擇，他像多數人一樣要學會愚蠢以求自保。49年鼎革以來，全部宣傳和教育都圍繞如何愚民來展開。誰要堅持在常識的立場上說話，也難逃厄運。而這種愚民政策，在文革時達到頂峰。現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就很難理解當初的許多細節——何以一個民族會整體可笑至此。
八
恐懼會使人變得可笑——這是我經歷了鐵窗生活後開始懂得的道理。
中國的監獄至今保留的一個監規就是每天集合數次，每次點名前都要犯人高唱沒有什麼黨就沒有「「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好。也許始作俑者是想通過這種方式，潛移默化地改變罪人的思想和行為。但多數囚徒——包含刑事犯——都是制度和教育的犧牲品，他們又怎能被這種陳詞濫調所感化。
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在今天的監獄，仍舊是文革惡習的最大保留地。一個犯人作錯了事，管教會組織批判會，如果是被抓回的逃犯，則依舊要掛沉重的木牌，巡迴批鬥。犯人代代相傳的批判稿，都是文革時代的拷貝。我們這個民族的掌權者，多數都還是文革的過來人，他們豈不知那個時代的乖謬和荒誕，但卻在方方面面傳承著文革的衣缽，繼續貫徹著那種愚蠢和搞笑。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鄉小鎮。青石街換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復存在，連當日河山也難相認了。我忽然從一處斷牆上，又看見幾道斑駁字跡——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彷彿又回到了童年時代，彷彿又聽見半夜的警報突然拉響，我弱小的身體在暗夜戰慄，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
2008年1月22日
──轉自《文史網》
（責任編輯：李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