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歷史的事實充分說明，「反右運動」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文字冤獄，是前所未有的「以言治罪」的一場大災難。僅僅因為言論而把人治罪，而且這些言論是應毛澤東的反覆動員而發的，全是幫共產黨整風的好心之言。好心之言卻不得好報，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何在？公理何在？
據史料記載，「反右運動」中全國有55萬多民主人士和知識界精英被劃為「右派」，受株連的無辜者則可達數百萬之眾，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場大浩劫、大災難，並因此而造成了其後中華民族的一系列巨大災難。此乃毛澤東的罪過也。
現在，「反右運動」已經過去60年了，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雖然它已永遠地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今天的人們仍然不應遺忘它，我們在祭念那些無數冤死者的同時，更要牢記這一段悲慘的歷史，以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才能使我們這個民族不再重蹈這樣的災難之中。
當今60歲以下的中國人，特別是現時的青年人，他們對當年的「鳴放」和「反右」是陌生的。「反右運動」是如何發生、如何進行，被劃為「右派」的人們及他們的家屬、親友受到了何種迫害，他們是不清楚或者知之甚少的。歷史不應遺忘，為了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重溫「反右運動」的歷史，重讀當年的報紙，許多問題是發人深省，給人啟迪的。以下就讓我們來重溫和反思這一歷史事件吧！
一、「反右運動」產生的時代背景：
任何一次歷史事件的產生，都是由當時諸多的內在與外在因素促成的。「反右運動」作為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它的發生也絕非偶然的，而是由當時國內外的諸多因素促成的。
1.國內諸多矛盾的產生：
從1946年6月爆發的國共兩黨內戰，經過3年多的時間，最終國民黨敗走臺灣，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奪得了政權，1949年10成立了新的政權，毛澤東成了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內戰後的中國百廢待興，國人多麼地盼望過上平靜的幸福生活啊！開始時人們對新政權是滿懷希望的，然而好景不長，奪權之前毛澤東的種種許諾及大談民主之言尤在耳，共同綱領的墨汁未乾，奪權後馬上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開始行使「鎮壓之權」，瘋狂的鎮壓和屠殺，從1950年起，所謂的清匪、反霸、土改斗地主及其後的統購統銷、肅反、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使無數的人慘遭迫害，家破人亡，形成了一條罪孽深重的極「左」路線，對此人們怨聲載道，恕火深埋心中。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幹部進城後，地位和環境變了，一些人脫離群眾、生活腐化；一些人由此產生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使國內的不滿情緒日益增多；城鄉矛盾、工農矛盾、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和人民的矛盾不斷產生和發展，嚴重的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面對這諸多的矛盾，為著鞏固新政權，毛澤東急切需要尋找一種解決矛盾的辦法。
2.國際共運多事之秋：
1953年蘇共獨裁者斯大林死後，共產陣營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在1956，這是國際共運多事的一年。
首先是1956年2月14日至24日，蘇共22大的召開。會議結束後，2月24日午夜，新當選的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突然召集所有代表和中央委員開會，會上赫魯曉夫一口氣作了長達七個小時的祕密報告。報告的題目是《個人迷信及其後果》，內容是遣責「反史上最凶暴殘忍的罪犯」斯大林！這是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一個報告。
報告中赫魯曉夫列舉了大量事實，揭露斯大林「心胸狹窄，殘忍和濫用職權」。赫魯曉夫公布了觸目驚心的數字：「蘇共十七大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即70%在1927年至1936年被逮捕和處決了！」「軍隊內的5個元帥有3個被處決；全部軍區司令員被清洗，海軍和空軍首腦被槍決；所有艦隊司令員只有一人得以生還。」
赫魯曉夫說，斯大林是一個疑心很重的人，直接受他迫害的蘇共黨員多達70萬人。蘇維埃政府15個人民委員中竟有9人死於斯大林之手。
赫魯曉夫還尖銳地批判斯大林在蘇聯大搞個人崇拜，遣責斯大林的「獨斷專行」、「沽名釣譽」、「濫用權力」等等罪行。
這個祕密報告雖然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但絕大多數與會者對這個報告給予長時間的暴風雨般的掌聲，蘇共中央也最終贊成這個報告，於1956年6月30日通過了《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定》。
然而在中國，中共的最高當權者毛澤東則反對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並由此最終引發中蘇兩黨的長期論戰。
其次是波蘭的動盪。赫魯曉夫祕密報告的衝擊波首先影響到波蘭，1956年6月28日，有著悠久歷史的波蘭西部城市波茲南發生了騷亂，工人舉行總罷工，五萬多工人上街遊行，要求「麵包和自由」，要求蘇軍撤出波蘭。市人民議會、市黨委會、軍事檢查署、公安局、廣播電臺都受到了襲擊，監獄的大門被打開……
波茲南的騷動，震驚了波蘭全國，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產生了嚴重分歧。
騷亂雖然最終被鎮壓和平息了，卻使波蘇關係處於萬分緊張之中，使國際共運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第三件事是舉世震驚的匈牙利事件。波蘭的動亂激發了相隔不遠的匈牙利隨之動盪。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風雲變幻，數千大學生湧上首都布達佩斯街頭，舉行示威遊行，聲援正處於蘇聯重壓之下的波蘭哥穆爾卡政權，從而引發了「匈牙利事件」的暴發。
在大學生們的影響下，布達佩斯的市民、工人近十萬之眾湧上街頭遊行，他們搗毀了位於多熱、捷爾吉街上的斯大林銅像，不久又佔領電臺。10月27日，布達佩斯各報急出號外，刊載納吉主持成立「民族政府」的消息。
面對如此局勢，赫魯曉夫下令蘇軍前往鎮壓。11月4日清晨，匈牙利索爾諾克電臺響起了親蘇領導人卡達爾的聲音，向納吉「反革命集團」展開軍事進攻。在二十萬蘇軍的壓力下，納吉政府當即垮臺。
從10月23日至11月4日；整整13天時間，上萬的匈牙利人死於這一鎮壓事件之中，成為當時全世界關注的焦點。
以上的三件事，對於國際共運來說影響是十分嚴重的。面對這一系的動盪，毛澤東坐立不安了。他密切地關注著蘇聯，關注著東歐，他越來越覺得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是造成這一切的惡果。在斯大林死後，特別在匈牙利事件暴發後，毛澤東按奈不住了，他企圖成為國際共運新的領袖，為此，他要發言了。為了在中國杜絕匈牙利事件的產生，他必須找到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就是開展「大鳴大放」，「引蛇出洞」，然後聚而懺之，才能使中國永遠立於他的極權統治之下。
3.「整風運動」的形成過程：
毛澤東強烈的批評蘇共二十大，批評赫魯曉夫和東歐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毛認為他與赫魯曉夫的分歧是原則的分歧。毛曾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
毛從匈牙利事件看中國，他意識到對於中國來說，發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險是存在的。他認為「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
毛認為，要解除中國發生波匈事件的危險，「大民主」是不可取的，只有用「小民主」的方法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而這種中國式的「小民主」就是整風運動。
中共在1942年的延安時代曾開展了一次整風運動，即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等所謂「三風」，使共產黨後來取得了奪權鬥爭的勝利。現在毛澤東又要利用過去的法寶來解決面臨的新問題。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召開了「八大」，9月28日召開了八屆一中全會，事隔一個半月又召開八屆二中全會，正式拉開了與蘇共、南共、意共和東歐共產集團論戰的序幕。此時的毛澤東處於異常活躍的狀態，他認為此時國際共運的領袖非他莫屬了。他把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在思索著怎樣在中國防止出現波匈事件。
1956年12月5日，毛在一次講話中說：「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經常發生的，層出不窮的。……對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機關鎗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批評、自我批評解決，動口不動手。」
到了12月8日，毛又說：「劉少奇同志在『八大』報告中說，主要的階級矛盾已經解決了，國內有了和平。階級矛盾雖不打仗，但是有鬥爭。在農業合作化和公私合營後，階級之間的緊張局勢基本上沒有了。資本家和過去不同了。……」在這一系列思想的基礎上，毛澤東終於明確提出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命題。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身份對一千八百多黨內外人士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系統的講述了他的「新思想」。特別是他在講話中說到的「國內形勢急風暴雨似的階級鬥爭時代已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毛還很風趣地談到，整風時「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似的和風細雨。」在講話中，毛還談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雙百方針使黨外民主人士激動不已。他們認為毛的講話成了「早春二月」的一股暖流。
緊接著，毛又於1957年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講話。這次講話的中心點是鼓勵人們「放」，鼓勵人們打消各種顧慮幫助共產黨整風。毛說「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出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共產黨人方面，我們要給這些合作者創造有利條件……」
「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我們主張放的方針，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
毛的一系列講話，表明瞭他面對赫魯曉夫祕密報告、面對波匈事件的憂慮，他在試圖著手解決中國的問題，防止這些事件在中國重演。而解決的方法就是中共必須開展「整風」，理論基礎則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措施則是鼓勵民主人士大膽地「放」，幫助共產黨整風。由此，一場由毛澤東導演的中共的整風運動開始了，緊跟其後則是「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一場歷整風運動史的大災難。「反右運動」就是在上述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二、「大鳴大放」的出現和發展演變
關於「大鳴大放」的形成，現在再來重溫當年的報載，許多問題人們可以一目瞭然。
早在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會議上，作為總理的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這一報告使知識份子感到了快慰和溫暖，猶如春風拂面。此時的知名大學者費孝通被任命為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使他的心中充滿了喜悅。他同時還兼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長會副主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民主同盟中央文教委員會負責人。這真是「春到人間，老樹也會放出新枝」，費孝通感到春天到來了。
其後，對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鳴放」問題，毛澤東作了三次講話。在這種形勢的影響下，1957年3月24日費孝通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自己寫的《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一文，在全國知識份子中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一時間全國知識界普遍出現了談論「天氣」的景象。人們吹呼這早春的天氣，但同時也感到乍暖還寒，還是最難將息的時節……從費孝通的文章中，披露了知識份子亦喜亦憂的複雜心緒。
此時的《人民日報》在毛澤東的批評之後，便於1957年4月10日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明確指出「目前的問題不是放得太寬而是放得不夠。黨的任務是要繼續放手，堅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社論緊接著作了自我批評，並指出「到現在為止，黨內還有不少同志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實際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們就片面收集了一些消極的現象，加以渲染和誇大，企圖由此來證明這方針的『危害』，由此來『勸告』黨趕快改變自己的方針。……」
三天後，《人民日報》於4月13日又發表社論《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的矛盾》，正面闡述了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基本思想。
在整個4月份，《人民日報》以異乎尋常的速度連續發表多篇社論，宣傳毛澤東的「新思想」。如：
4月17日社論《從團結的願望出發》；
4月23日社論《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
4月26日社論《從各民主黨派的會議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在《人民日報》的帶動下，由於輿論的導向，全國各地的報紙也緊跟其後，紛紛發表社論。諸如：
4月13日上海《解放日報》社論《我們贊成「放」》；
4月21日上海《解放日報》社論《只能「放」，不能「收」》；
4月23日江蘇《新華日報》社論《大膽「放」，好得很》。
毛澤東很會運籌帷幄，深謀遠慮。他利用中央發通知，抓住了輿論喉舌《人民日報》，大發社論來傳播他的聲音，一下子便在4月份使全國從中央到地方，一言以蔽之，曰：「放！」，全國的鳴放高潮由此出現了。
從4月下旬開始，《人民日報》天天曰「放」，「放」成了神州大地的中心話題。
《人民日報》和各地方報紙都在大喊「放」，中共的各級領導人（特別是宣傳和統戰部門的領導人）也四處在鼓勵「放」，如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說：「現在不是小放，要大放！」
4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上海知識界的新氣象》一文，說「人們認為這次大討論是三個字：好！好！好！毫無顧慮地提意見，這是一好；各種意見充分交流，這是二好；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有利，這是三好。」
也就是從這天起，《人民日報》以《聽了毛主席講話受到極大鼓舞，各地知識份子談「百家爭鳴」》為題，連續發表報導，並加了《編者按》指出：「本報編輯部日前通知各地記者分別訪問駐地文化界、教育界、科學界的知名人士。這些人士，大部分是曾經去北京聽過毛主席講話的。他們的體會和意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編輯部決定將各地知識份子談話刊登。」
果然，各地知識份子的聲音「放」出來了：
如：在山東省會濟南，山東省文聯主席於黑丁說：「目前知識份子有兩種顧慮：一是怕犯了錯誤遭到粗暴打擊；二是怕正確意見不能發揮作用。」
在南京，著名國畫家傅抱石說：「過去不敢『放』，是怕帽子。」
在杭州，杭州市副市長、中國民主促進會浙江籌委會主委陳禮節說得更明白：「浙江知識份子在『放』和『鳴』上，還有顧慮，因為怕鉤魚和怕被整！」
四川省教育廳副廳長羅承烈也說：「粗暴批評，就會使人懷疑『鳴』、『放』的目的是放長線、釣大魚。」
這些知識份子的心聲表明，他們正在準備「大鳴大放」，但又擔心「放長線、釣大魚」，因而正處於欲言又止，「猶抱琵琶半面遮」的矛盾心態。
此時的毛澤東則時時在觀察著中國的局勢，天天在看著《人民日報》，他深深地感到整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終於，毛澤東正式下令了，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下達了。
4月30日，毛澤東把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知名人士請上天安門城樓，對他們說：「明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人民日報》要登載中央關於整風的通知。中國共產黨全黨就要行動起來，今天請各位來，是要請各位幫助我黨整風」。
在會上，毛澤東談笑風生，使在座的人士心裡感到熱乎乎的。
5月1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2日又配發社論《為什麼要整風》，5月7日又發社論《為什麼要和風細雨的方法整風》。
各級黨委聞風而動，也紛紛發出指示；各地的報紙也緊步《人民日報》的後塵，紛紛發表社論和文章，鼓動「大鳴大放」，幫共產黨整風。「大鳴大放」終於開展起來了。
真心誠意的好心之言
在毛澤東的指令下，在中央和各地報刊的宣傳鼓動下，整風運動開始了。中央統戰部和各省市的統戰部門多次召開座談會，邀請民主人士發表意見幫共產黨整風，民主黨派和知識界人士出於好心，果然開始「鳴放」了。
根據當時報刊報導的全國許許多多的「鳴放」言論，現摘其主要的列於其後。重溫這些言論，對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定會有諸多的感慨和懷念之情；從未所聞的人定會有一份新鮮和驚奇之感，會從中受到啟迪。
（1）.鐘惦裴首先敲響「電影的鑼鼓」
早在1956年11月14日，上海《文匯報》就開展了關於電影問題的討論，在《文匯報》上首先發表了《國產片上座率境況不好》的新聞報導，並配發了一篇短評《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麼少？》，還同時發表了兩篇讀者來稿。
《文匯報》的短評指出，編輯部經常收到讀者來信，認為國產影片普遍存在的問題是：
「題材狹窄，故事雷同，內容公式化、概念化」；「看了開頭，就知道結局」。
短評鮮明地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
《文匯報》的這一舉動，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引起了電影界人士和廣大觀眾紛紛參加到這一討論中來。
電影導演孫瑜說：「今天的觀眾……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沒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我們不能尊重他們。他們要求政治，但不要政治口號。」
導演吳永剛也發表文章指出：「政治不能代替藝術。人們花了時間和金錢，但是得到的不是藝術的欣賞，卻是像在聽一個報告，讀一篇政論，這樣的電影怎能使廣大觀眾接受呢！」
導演陳鯉庭提出：「導演應該是影片生產的中心環節。」
電影演員上官雲珠也在報上發表文章說：
現在「絕大多數演員，尤其是女演員們，在七年中就偏偏有這樣的遭遇，其中有七年之久只在銀幕上露過一個鏡頭，或只在舞臺演出過一兩次戲的。老演員們感到力無處使，在業務上一年一年的荒疏，青年演員們還是原地沒有動，學了七年的理論都沒有實踐的機會，……每個演員被擱置得快要生鏽了！」
電影界的問題討論了近兩個月，《文匯報》發表了近50篇文章，許多人發表了很有益的意見。這時需要發表一篇有份量、總結性的文章，這一任務自然落到了鐘惦裴的身上。
鐘惦裴是中宣部主管電影的負責人，他一直關注著《文匯報》上的討論，讀了每一篇討論文章。他當時兼任《文藝報》編委和藝術部主任。當《文匯報》的編輯和記者找到鐘惦裴要他就電影界的討論寫一篇總結文章時，他當即答應以《文藝報》評論員的名義寫一篇《電影的鑼鼓》的評論文章，此文於1956年12月15日在《文藝報》和《文匯報》上同時發表。文章尖銳的指出了「當前電影創作中存在的問題，要求電影藝術創作必須給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須充分尊重藝術家的風格」。「所謂『導演中心』，乃是指為了克服當前導演在攝製組工作時感覺婆婆過多而且過嚴，某些藝術描寫的細節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
鐘惦裴的《電影的鑼鼓》聲，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毛澤東對於《文匯報》上的這場討論，最初是肯定和鼓勵的。毛曾說：「這次對電影的批評，很有益。……我看大多數批評文章提出的問題，對於我們的電影是很有益的。現在的電影，我就不喜歡看」。對批評的意見，「電影局必須接受，否則電影工作不能改正」。
毛澤東的這些話，使《文匯報》的編輯記者和電影界的人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2）.民主人士發自內心的吶喊：
鐘惦裴的《電影的鑼鼓》可以說是「大鳴大放」的前奏曲，大規模的「鳴放」則是從1957年的5月中旬開始的。
自5月初起，全國政協召開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總共開了十三次，有70多人發言。
自5月中旬起，在國務院禮堂召開工商界人士座談25次，有108人發言。
與此同時，國務院各部門黨委、各省市的黨委以及一些高等院校黨委、科研機關也都召開了黨外人士座談會。
所有這些座談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幫助共產黨整風。
期間，毛澤東又說了許多熱情洋溢的話：
「整風總的題目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
「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該繼續下去。揭露出來的矛盾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
「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
由此，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鳴大放」出現了。
1957年5月8日的座談會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陳銘樞發言說：「當前學校的領導方面，多半是靠黨、團、工會這『一條鞭』進行工作，這是值得研究的。……今後應該更多地依靠教師和學生……學校中的黨委制，今後也應該從多方面進行考慮。」「凡是出於善意的批評，都應該歡迎，批評者都應被視為師與友。」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黃紹閎說：「『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經成為工作報告中的一種公式，任何工作報告都套上這個公式，我認為這樣會意味著強調成績掩蓋錯誤，造成更多錯誤的危險，個別錯誤即僅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績來掩蓋它、忽視它。」
黃紹閎還就黨政關係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不能以黨代政。」
在5月1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座談會上，無黨派人士張奚若發言說：「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三大主義的根源是三句話，即『居功自大、知識水平低、經驗不足』」。
次日，他再度發言，批評中共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5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會上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鈞發言說：「近二十天來，全國各地都在談論人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正常的。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民主精神，已經取得了極大的效果。……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這就是著名的「政治設計院」的來歷。
5月22日，中國民主同盟的另一個副主席羅隆基發言，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他說：「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並保證『鳴、放』得好，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他方麵人士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示過，由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成立一個機構來檢查肅反偏差。」他「擁護這個主張」。
這就是羅隆基「平反委員會」的來歷。
在6月1日的座談會上，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發言，他事先準備了發言稿，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儲安平照著稿子念到：「解放以後，一般說來，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開展以後，也很少講話。九三、作家協會來邀，都未發言，……一則我對發言的積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談。所以統戰部座談會開得很久，我一直沒有去。5月30日上午統戰部來電話要我去，我答應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聽說6月1日還要開會，統戰部彭處長希望我6月1日發一次言。……31日下午在家寫發言稿。」
他接著說：「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大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副總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可以研究？」
在接著的發言中，儲安平批評了「黨天下」：
「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士』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
儲安平的發言，震驚了所有在座的人，把大鳴大放推上了最高潮。
章乃噐身為中國民主建國會的副主任委員，早在1957年4月15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會宣傳工作座談會上，他就談及不要神化毛澤東。他說：「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祕，不要僅僅喊沒有內容的、抽像的口號，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一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
在5月31日的座談會上，他又發言說：「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
接著他又說：「為什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於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儘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不能做到這點。」
這些意見是多麼的誠懇和可貴啊！
（3）.大學教師們的鳴放：
黃藥眠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全國文聯副祕書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兼宣傳部長。在1957年5月10日發表的文章中，他說：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就已經是春天。……當然，春天也還不免有一兩次的春寒，或者是一夜東風不知吹散了花紅多少，或者甚至個人也還不免有一個時期的『傷春』的情緒。但春天究竟還是春天。可惋惜的只是我不能像梅花最先傳出春天的消息。」
在5月11日的座談會上，他說：
「當前最重要的缺點是黨與非黨的關係搞得很不好。有些事黨員不對也認為是對的，非黨員對的也認為是不對的。黨員可以一年提升三級，非黨員儘管勤勤懇懇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級。黨員犯錯誤關起門來在黨內檢討，只要不受組織處分，依然有權在手」。「有些學校領導人怕和教師群眾見面，專門坐在辦公室聽黨、團員的匯報，造成部分群眾怕和黨、團員接觸。還有部分黨員恃功驕傲，有特權思想，不甚讀書，靠黨吃飯，口談馬列主義，而不肯刻苦鑽研。」
在6月5日的座談會上，他更談起了自己的處境：
「我自到了北京後，很滿意，不滿的就是叫我當了系主任，有職無權而拿人當玩具玩一玩。」
清華大學教授、副校長、著名力學家錢偉長在5月11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我是老清華了，一向是敢說敢做的，但是這些年來，當家作主的味道越來越稀薄了。許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為另外有一條線總是比你走得快」。「在高等學校究竟依靠誰呢？應該主要依靠老教授。目前全國高等學校對老教授的作用和積極性的估計不足是個普遍、嚴重的問題。……現在的情況是首先把人分成了兩類，對一類人總先看他的優點，對另一類先看他的缺點，這樣老用『先入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牆就造成了。」
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陳仁炳，也是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在當年的鳴放中他曾說：
現在許多單位是「外行領導內行」，即使有民主人士當領導也是「有職無權」，「我們幫助黨整風的最好方法就是向這些黨內同志們大喝一聲：同志，你必須改走另一條道路了」。「在整風運動中是應該著重鼓勵人發掘缺點和錯誤的，決不要拿『抹煞過去成績』的帽子往人家頭上戴」。「為了黨和祖國的前途，需要算舊賬。……有的犯了錯誤的同志，最喜歡用反對算舊賬來掩蓋自己的錯誤。……你如果不贊成算舊賬，那就無法逃避掩蓋自己的錯誤的嫌疑，而且就無法逃避不『為了黨和祖國的前途』的罪名」。「治大病要用重藥」。
在教師們的鳴放中，最「驚人」的發言要算葛佩奇了。
葛佩奇當年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講師，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報》摘載了葛佩奇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座談會上的發言：
「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裡。……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和面。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資供應緊張，『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說良心話，這是生活水平下降，這是黨的政策犯了錯誤。豬肉哪裡去了呢？被幹部吃光了。」
「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老百姓幾時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有得到統治地位時，老百姓總是歡迎他們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人們就要反對他們。1945年抗戰勝利時，老百姓也歡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很危險的。」
「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這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在6月5日的座談會上，葛佩奇又發言說：
「至今群眾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那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
葛佩奇的這些言論，空前激烈，空前尖銳。通過《人民日報》轉載，頓時傳遍了全國。從此葛佩奇「名震全國」了。
（4）.大學生們也大膽地鳴放：
當年大學生們的鳴放，要首推北京大學。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張元勛和瀋澤宜率先貼出《是時候了》的大字報，用詩的形式寫出：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弟兄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這首激情的政治詩，激勵了許許多多的北大學生，在短短的三天內，鳴放的大字報驟然增加。5月20日，署名「一個『強壯而懷有惡意的小夥子』」題為《一株大毒草》的大字報出來了，作者的真實名字叫譚天榮，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級的學生。他的大字報寫到：
你凝了一下眸，
你微微一笑，
你目瞪口呆，
你緊鎖雙眉，
你咬牙切齒，
你點一點頭。
在幾句詩之後，作者寫到：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萬不要發神經病，應該改一改那種聽到一句不習慣的話，就本能地反對那種條件或無條件反射，要不我說西郊公園比北大對你更合適。」
「我曾經痛苦的思考過，看過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經典著作，現在到底整理出一個眉目來。」
作者宣稱整理出的「眉目」，就是他寫的長篇文章《教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文章說：
「我是從物理學本身發現辯證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現在哲學已經江河日下，一切科學在形而上學的統治下已經面臨毀滅，一些著名的學者，例如周培源、錢學森、華羅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學科學常識方面存在多麼可怕的空虛和混亂啊。緊接著，我意識到，全世界面臨一次空前的變革，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的兩支大軍在不同領域內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學生運動不過是一次世界規模的民主運動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視著中國，中國注視著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注視著我們北京大學，所以我們沒有權利放鬆自己的戰鬥。」
在文章的結尾，譚天榮高呼五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社會主義民主萬歲！馬克思主義萬歲！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
此後，譚天榮又與人在廣場上多次發表演講，並與人展開辯論，一時間譚天榮成了北大敢於講真話的英雄人物，鼓舞著許多學生投身到鳴放中來。林昭就是深受激勵的一員，此後林希翎也投入到譚天榮的演講隊伍之中。
林希翎本名程海果，當年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的學生。在大鳴大放出現之後，1957年5月23日晚上，他到北京大學廣場進行演講。據後來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華社長篇通訊記載了她演講的一些內容：
她說：「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
林希翎還談到「資產階級國家的部長可以罷免，這我看是好的。」「肅反擴大化了。」
……
類似以上的鳴放在全國都是很普遍的，在此無須一一贅述了。以下僅就筆者當年所在省、市的鳴放情況概述其後。
（5）.廣西地區的鳴放：
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下達後，1957年5月17日，中共廣西省委也發出《貫徹執行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以指導廣西各地整風運動的進行。
從5月23日開始，中共廣西省委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林克武在講話中誠懇希望黨外人士幫共產黨整風。「盛情難卻」，黨外人士們講話了。
在眾多的發言中，要首推民革成員李文釗，他說：「肅反搞錯了。……把在舊社會做過事的，有年齡的，都在肅反中加以打擊」，「專家、學者等都被鬥爭，無一倖免」。「現在黨內盛行黨八股，就是我是黨員，反對我即反對黨，反對黨即是反革命」。
許多的民主人士都爭相發言，如：
呂集義說：「共產黨以黨代政，宗派主義嚴重。」
李任仁說：「共產黨員虛心不夠，驕傲自大。」
賴信說：「運動出偏差，工作受損失嚴重。」
陳雄說：「大家有三怕，焉能無隔閡！」「共產黨員有三怕：一怕有損黨的權威，於是聽了不順耳之言就給人扣上『損害黨』、『反黨』的帽子；二怕有損自己的威信，黨員認為比人高出一頭，於是不懂裝懂，不尊重民主人士；三怕民主黨派人士辦壞國家大事。黨員認為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天下事應該由我來辦。於是非黨人士就有職無權。」
「民主黨派人士也有三怕：一認為自己是舊社會過來的，怕看問題不全面，不對頭，自卑，對問題不敢處理；二怕丟了飯碗棄了前程，有意見不敢揭，等人指揮；三怕坐牢，怕挨報復。」
張景甯說：黨與非黨的關係是「深溝厚牆，使人消極」。
工商界人士雷成說：「企業界裡有兩堵牆，黨與非黨之間是一堵牆，公方與私方之間又是一堵牆。歧視資本家現象還是存在的。」
直到1957年7月5日，此時北京已開始「反右」了，而《廣西日報》還以「廣西師範學院（即現在的廣西師範大學）鳴放空前活躍」為題，報導民主人士和教授們的鳴放。
黃現番教授說：「非黨人士做負責人的都是傀儡，全國都是如此。我們應該有職有權有責。」
總務長萬仲文說：「黨的宗派主義情緒嚴重」。「我總有一個感覺，領導上對一個知識份子，沒有從他實在的知識水平上去對待他，好像有了下列六種情況之一就對他不尊重：一是歷史複雜的；二是政治思想所謂後進的；三是教學觀點稍有問題的；四是教學效果不太好的；五是生活上和工作作風上稍有點人情味的；六是跟領導上意見不一致的。只要有這六條之一，就得不到尊重。」
馮振教授說：「我是擁護黨、愛護黨的。但是擁護黨和愛護黨是相對而言，而不是絕對的。假如黨變了質，它與群眾利益相違背的時候，它就必定會失去人們的熱愛和擁護。因此，希望共產黨能以國民黨為什麼失敗作為自己的一面鏡子，這樣人民對黨的擁護和熱愛才不會減少。」
以上摘選的這些鳴放言論，都是那個時代有代表性的言論；雖然只是眾多鳴放者中的少數人之言，然而從這些言論中足可以看到當時共產黨存在的問題，也使人看到了鳴放者的真情所在，他們確是在誠懇地、實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希望，幫助共產黨整風。許多民主人士在過去共產黨未執政的時候，都是與共產黨共同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和腐敗的；現在共產黨執政了，他們一如既往的愛護共產黨，擁護共產黨，用「肝膽相照」來比喻這些民主人士是恰如其分的。然而這些好心，卻不能為毛澤東所容忍，他是在搞「陽謀」、在「引蛇出洞」，以便把鳴放者一網打盡，實現他長久的獨裁統治，其用心真是何其毒也。
三、荒唐而瘋狂的「反右運動」的產生
1、「誘敵深入」、「引蛇出洞」與「陽謀」：
當全國大鳴大放高潮出現的時候；毛澤東無時無刻不在注視著局勢的發展變化，每天都在認真讀著各種報紙和內部簡報。
其實，所謂的號召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份子起來鳴放，幫共產黨整風，這是假的，是毛澤東為「誘敵深入」、「引蛇出洞」而搞的「陽謀」，只是當時不為許多人所知道和理解罷了！
在過去與國民黨的長期鬥爭中，毛澤東是慣於用「誘敵深入」這一策略的，現在「反右運動」他又輕車熟路的在運用這一策略，毛把它稱之為「陽謀」。
這從1957年7月1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可以看出毛關行「陽謀」的論述。這篇社論是毛澤東寫的。
社論說：「本報及一切黨報，在5月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文章，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對於這種猖狂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麼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麼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農民不是每年要鋤幾次草嗎？草鋤過來還可以作肥料。」
毛的這一策略早在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就說到了：
「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這「後發制人」，就是「誘敵深入」的另一種說法，也就是林彪所解釋成的「引蛇出洞」。林彪把「右派份子」稱之為化成美女的蛇，讓他們喝雄磺酒就會現出原形。顯而易見，毛澤東在1957年初的講話，就已經定下了他在整風運動中對待民主人士的策略。
毛澤東在鼓動民主人士起來鳴放的同時，便於1957年5月4日起草《中央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中明確指示各級黨組織，對民主人士的鳴放意見「要研究回答的時機」，也就是要精心選擇反擊的時機。這些都是黨外人士當時不可能知道的。
就是鳴放高潮到來之初，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文中特別指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想要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刮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颱風，妄圖消滅共產黨。」
從此文可再次明顯的看出，毛澤東早就定下了反擊「右派」的方針。由於此文當時未公開發表，只是給中共最高層領導人參閱的（1977年毛選「五卷」出版時才正式公布此文），所以一般的人是無法知道的，故他們仍在好心的鳴放。好心的人們是做夢也不會想到毛澤東是在讓他們鑽「口袋」，最終被一網打盡。
「整風運動」實際上就毛澤東布好「口袋」，等著大批的「右派」往「口袋」裡鑽，他一聲令下，「右派」們就插翅難飛了。
2.「反右運動」的突破口：
儘管毛澤東已張開了「口袋」等民主人士往裡鑽，他隨時都可以發起反擊置他們於死地；但，狼要吃人，他總是會要尋找藉口的。「反右運動」作為一場運動，它必定也會要尋找突破口才便於「名正言順」的行事。這一突破口終於在盧郁文這裡找到了。
盧郁文當年是國務院祕書長助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他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共產黨整風的時候，曾發表與眾多鳴放者不同的意見。他說：
「不要混淆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國務院開會時應該事先準備好文件，以便討論，免得像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一樣每天爭吵，議而不決，不能說就是形式主義，就是不讓大家討論」；「自己同共產黨相處得融洽，中間沒有牆和溝，如果有些人和黨員之間有了牆和溝，應該『從兩面拆、填』，雙方都要主動」；「共產黨人對某些批評可以辯駁，這種辯駁不能認為是報復打擊」。
由於盧郁文的這些意見與眾不同，在當時眾口一詞對共產黨提意見出現高潮之際，盧郁文的這些意見顯然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譚惕吾就是反對者之一。
譚惕吾是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在過去的國共鬥爭年代站在共產黨一邊做過一些好事。對盧郁文的發言她表示強烈的不滿。他說：
「盧郁文的意見不是幫助共產黨整風……盧郁文說與黨員毫無隔閡，那不是由衷之言。」「我們要講真話，領導黨選擇人也要注意，要選對黨進忠言的人。」「很多黨與非黨的關係問題，常常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由無恥的民主人士弄出來的。這些人隔離黨、隔離群眾，藉機會向上爬。」
在5月29日上午舉行的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盧郁文和譚惕吾又繼續發生爭論。
到了6月6日，在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盧郁文的發言捅出了「匿名信事件」。
盧郁文說：他在5月25日會議上發言之後，有人給他寫匿名信，辱罵他是「為虎作倀」，是「無恥之徒」，恫嚇他要「及早回頭」，否則「不會饒怒你的」。匿名信最後還說：「共產黨如果認你這班人的話」，「總有一天會走向滅亡」。
平心而論，盧郁文與譚惕吾發表的不同意見，應該屬正常現象。有意見能在會上發表，這本沒有什麼；但如果真有以匿名的形式給人寫信，這就不足以稱道了。
盧郁文收到匿名信，當時就有不少人對他的真實性表示懷疑。真實情況如何，只有盧郁文自己清楚了；而匿名信究竟是何人所為就難說清楚了。
匿名信本來就是一件偶發的個案，對整風運動也本無大礙的；但，在毛澤東看來，卻是給他抓住反擊的機會了。
毛澤東認為：「這封恫嚇信好就好在他攻擊的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盟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
果然，毛澤東不放過這一機會，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起反擊右派的鬥爭。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社論是毛澤東親自改定並決定發表時間的。這是一篇石破天驚的社論，「反右運動」正是從這一天開始拉開序幕的。
也是在這一天，毛澤東親筆所寫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作為中共中央文件而電發各地。
文件指示各地：「請你們注意各民主黨派中反動分子的猖狂進攻。要組織每個黨派自己開座談會，左中右的人都參加，正反兩面意見都讓其暴露，派記者予以報導。我們巧妙地推動左中右分子發言，反擊右派。」
「這是個偉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只有這樣做，我黨才能掌握主動，鍛練人才，教育群眾，孤立反動派，使反動派陷入被動。……總之，這是一場大戰，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膿瘡），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分子又未能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練，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現在國內形勢很好，我們能夠鞏固地掌握工農黨政軍及大多數學生。」
這一文件的下達，毛澤東發起反擊「右派」的鬥爭開始了。
6月10日，毛澤東起草的另一個文件《中央關於反擊右派份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下達，毛澤東要求各地仿照北京，開始「反擊右派」。可憐這些民主人士及知識份子們，他們好心的鳴放，喚來的卻是滅頂之災陷入深淵。
3.「反右」高潮的到來：
抓住「匿名信事件」，毛澤東找到突破口，拉開了「反右運動」的序幕。在毛澤東的號令下，工人們率先動起來了。就在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的同時，報紙以大字標題《石景山鋼鐵工人反對離開社會主義的謬論痛斥匿名恐嚇的卑鄙手段》發出報導，說：「報紙上登載了盧郁文接到恐嚇信的消息，激起了石景山鋼鐵工人的憤怒。……」
緊接著，6月9日《人民日報》又報導了《北京國棉二廠職工座談不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抬頭》。6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又發表社論：《工人說話了》。
社論說：「這兩天，北京、上海、天津、瀋陽、鞍山等地的許多職工紛紛舉行座談會，憤怒地譴責極少數右派份子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工人階級的輿論，正在吸引著全國人民愈來愈強烈的注意……」
在各級黨委的具體領導下，各地工人的座談會上，工人們普遍譴責了給盧郁文寫匿名信的行為。這似乎表明毛澤東選擇「匿名信事件」作為反擊右派的突破口是很有眼力的。因為這樣的事件很容易激起公憤。
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毛澤東又抓住時機發起對《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的反擊。因為這兩家報紙是中國兩家黨外的大報，又恰恰是民主人士和知識界人士的言論陣地。
6月14日，毛澤東寫的《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是「反右」戰鬥打響以來毛澤東首次公開發表的批駁「右派」的文章。
6月19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由《人民日報》和首都其它報紙公開發表。此文是毛澤東於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現在正式公開發表，又增加了許多新的論述，頓時成為全國人民的重要學習文件，成為反擊「右派」的理論武器。
7月1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公開指名批判《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社論說：《文匯報》「在春季裡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並指出「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
同時，社論還無中生有的捏造了所謂「章羅同盟」這一大冤案：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畫、有路線，都是自絕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又發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講話。毛說：「這次反右鬥爭的性質，主要是政治鬥爭」，「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囂，發源地都是在北京」。「知識份子是最無知識的……知識份子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沒有別的出路」。
在毛澤東的一系列指令下，全國轟轟烈烈的「反右」高潮到來了。從6月到9月，是全國大規模集中「反右」的時期。不但工人階級率先站起來反擊「右派」，高等學校和知識界、文學藝術界以及黨政機關中，廣大幹部和群眾都站出來反擊「右派」了。就是一些民主人士和知識界中的一些社會名流，如許廣平、何香凝、吳晗、老捨、郭沫若、鄧初民、趙一明……等諸多名人也都站出來揭發和批判「右派」了。
全國「反右運動」的重點是揭露和批判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葛佩琦的「殺共產黨人」以及所謂的「章羅同盟」。
章伯鈞和羅隆基從來就沒有「同盟」過，從國民黨時代以來他們倆就是對立的，「章羅同盟」完全是毛澤東強加於人的。而「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等所謂的「右派言論」、「反黨言論」，也完全是毛澤東把別人的話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的歪曲和誣陷，即使在當時來看，縱觀發言者的全文，完全是對共產黨善意的忠言，絕找不出絲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之言。至於葛佩琦「殺共產黨人」之言，表面上來看是有些出格了，但縱觀他的全部發言，仍然是好心之言，只不過「殺共產黨人」一句屬氣話罷了。因為葛佩琦早在1935年「12.9」運動期間就是學生會領導人之一，1938年加入共產黨，長期在國民黨軍政機關從事地下工作。之後由於他的單線聯繫人被捕了，使他失去了組織關係。解放後，他多次向組織上反映這一問題，但始終得不到解決，使他很有意見。
1957年大鳴大放之時，黨組織來找他，要他在「黨外」教師座談會上向黨委提意見。他本來是共產黨員，一聽「黨外」兩字，心中就有氣。由於心中有氣，所以發言時有些話就出格了。
在黑雲壓城般壓力之下，此時許多的鳴放者為了保護自己，也紛紛互相揭發，並紛紛檢討、認錯，幾乎成了一支檢查和認錯的「合唱大軍」。看到這些，毛澤東高興極了。他的心境很不錯，因為「右派」們被他打垮了。
「反右鬥爭」的高潮主要集中在1957年的6月至9月，著名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他的許多成員、知識界名流及大學生，如章伯鈞、章乃囂、羅隆基、費孝通、曾昭掄、黃紹閎、陳銘樞、龍雲、黃藥眠、陳仁炳、彭文應、錢偉長、陳新桂、浦熙修、譚惕吾、譚天榮、林希翎等等，一大批人都遭到無情的揭發和批判鬥爭，就是黨內一些人，因為對自己的黨有意見，也成了毛澤東「反右」的目標。
1957年8月1日，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中，指出「反右派運動」已進入「深入挖掘時期」，要注意黨內團內的「右派」。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肅清對待黨內右派份子問題的指示》，黨內的「反右鬥爭」也開始了。
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講話說：「有的人進了共產黨，他還反共，丁玲、馮雪峰不就是共產黨反共嗎？」
由此，黨內也揭出了一批「右派」，如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長沙文漢，浙江省委委員、省財貿部部長孫章錄，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河北省政協主席潘復生，青海省省長孫作賓、甘肅省副省長孫殿才、安徽省副省長李世農、監察部副部長王漢、貴州省副省長歐百川等一批中共黨員被打成「右派」。
1957年10月「反右運動」進入尾聲，要開始著手對「右派」的處理。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的通知》，《通知》說：
凡言論、行動屬於下列性質者，應劃為右派份子：
（A）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B）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
（C）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
（D）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
（E）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F）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份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通知》同時還指出，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劃為極右份子：
（A）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陰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B）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C）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D）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其實早在這一《通知》下達之前，全國已有幾萬人被打成「右派份子」了！
在「反右運動」之初，1957年6月29日，毛澤東當時估計北京的「右派份子」只有四百來人，全國也只有四千人左右。十天之後，毛澤東把所估計的「右派份子」的數字翻了一番，全國的「右派份子」達到了八千人上下。
到了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時，全國已劃的「右派份子」則達到六萬二千多人。這時，毛澤東估計到「反右運動」結束時，全國的「右派份子」可達十五萬人。
到了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的數字稱「全國揭發出右派份子約四十五萬人」。而到了1980年統計時為五十五萬多人，這僅僅指的是「正宗」的「右派」分子，還不包括那些僅受到批判的「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分子」。如果把這些「分子」和受牽連的家屬們計算在內數量就可達數百萬之眾，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了。
4.對「右派」們的組織處理：
經過「反右鬥爭」的高潮，到了1957年的10月，「反右運動」進入尾聲，需要對「右派」們進行組織處理，也就是「反右運動」進入整改階段了。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國家機關黨委《關於目前反右派鬥爭和轉入第三階段的情況與問題的報告》。
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談到了對「右派」的處理：
「章伯鈞的部長恐怕當不成了。右派當部長，人民恐怕不贊成吧！還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來是人民代表，現在怎麼辦？恐怕難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當人民代表了。」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統戰部在12月召開了第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提出了對一百多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右派份子」的處理意見，內中絕大多數人被撤職或降職。
在中央統戰部意見的基礎上，12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一屆人大代表中右派份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在「反右派鬥爭中，共揭發出一屆人大代表的右派份子共62人。經中共中央決定，內中53人由原選區的人民代表大會撤銷其代表資格。
到了1958年1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又會同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部共同研究，選擇了96位知名的「右派份子」作為「標兵」，寫出了《對一部分右派份子處理的初步意見》，上報中共中央，轉發全國，以供各地在處理「右派份子」時作為「樣榜」來參照。
這96名「右派」包括：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黃紹閎、龍雲、陳銘樞、曾昭掄、費孝通、王造時、黃藥眠、黃琪翔、錢偉長、徐鑄成、瀋哲民、彭一湖、彭文應、曾景超、張雲川、陳仁炳……
這96人全是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社會各界知名人士。這些人大部分被撤職降職，有的開除公職，有的送勞動教養，有的被監督勞動，只有兩人免於處分。
有了中央的樣品，各地對「右派份子」的處分就有椐可循了。在各地對「右派份子」的處分中，往往更為嚴厲，使「右派份子」甚至他們的家屬和親友受到更大的傷害。長達20年的時間，這些「右派」們都被打入另冊，受到非人的特遇，身心都受到極大的傷害。他們中的少數人被投入監獄，或者被送勞動教養，有的被迫害至死；有的被逼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的被開除黨藉、公職；有的雖保留公職，但長期受到歧視和迫害。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有部分「右派」被摘帽了，但仍被以「脫帽右派」稱之，一有什麼政治運動首先是警告這些人不准「亂說亂動」，「禁止右派翻天」。
數百萬之眾20多年受盡欺凌，歷盡人世間的奇恥大辱，這是極為罕見的歷史性災難。人的一生能有幾個20年呢？這不是毛澤東的一大罪過嗎？
四、廣西地區的「反右運動」：
當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後，「反右運動」在全國拉開了序幕，此時的廣西雖然也跟著中央的部署開始了「反右運動」，但也僅僅是轉載中央級報紙的「反右」消息，尚未真正開始「反右」。這從當時《廣西日報》所報導的消息即可看出。如《廣西日報》1957年6月13日報導：民革廣西省委成員集會，決定一面繼續鳴放，一面分辨香花毒草；6月16日報導：本省各民主黨派成員及社會人士發表意見，駁斥右派反動言論決不是「收」，鄧達之說「《人民日報》不應過早下結論，不應扣過大的帽子」。
就是到了7月5日，《廣西日報》還報導：
廣西師範學院鳴放空前活躍，黃現番說非黨人士做負責人都是傀儡；萬仲文列舉六條黨對知識份子不信任不尊重的「標準」。
也就在同一天還報導：省委統戰部在省政治學校連續召開座談會，宋育雲、趙伯衡等人繼續鳴放的消息。
從這些報導中不難看出，這一期間的廣西仍然是處在「鳴放」之中。而「反右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7月中旬。
7月11日，《廣西日報》報導：廣西師範學院揭開反右派鬥爭序幕。
7月14日，《廣西日報》報導：右派份子萬仲文向黨猖狂進攻，桂林市民革、民盟組織要他徹底檢討交代；黃現番以人民代表身份煽動學生鬧事。
這前後不到十天，風向突然變了，從「鳴放」轉入了「反右」，「反右運動」在廣西是真正開展起來了。
「反右運動」首先也是在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界中展開。如7月16日，《廣西日報》報導：
千夫所指，鐵證如山，必須老實交代，桂林各界人士揭露萬仲文反黨罪行。
7月17日《廣西日報》：
省教師進修學院全院師生舉行大會，揭露和聲討盧顯能等右派份子。
7月19日《廣西日報》：
高舉起保衛社會主義的旗幟，南甯八千多職工憤怒反擊右派份子。
8月2日《廣西日報》：
胡明樹、林喚平、李文釗結成反社會主義聯盟，在省宣傳會議期間瘋狂進行反黨活動，他們開了向黨進攻的「誓師大會」，有計畫有步驟地攻擊中共廣西省委、廣西日報和省文化局，並在共產黨內和《廣西日報》內設立反黨據點蒐集情報，放火煽風。
8月3日上午，廣西黨政領導幹部韋國清在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上作「反右鬥爭動員報告」，把廣西的「反右運動」推上了高潮。
廣西「反右運動」的重點是桂林、南寧兩市的民主黨派領導機關、高等院校及文化、科技界的知識份子。
重點揭露和批鬥的對像是民主人士及知識界知名人士。如李文釗、黃現番、盧顯能、黃半文、萬仲文、林喚平、胡明樹、蒙偉民、何自堅、胡慰祖、陳良佐、陳雄、賴慧鵬……等等一大批人。
隨著「反右運動」的深入，不但在黨外反擊「右派」，黨內的不同意見者也難逃毀滅的命運。如：
8月6日《廣西日報》報導：
中共廣西省文化局總支開會，揭發王成（廣西人民出版社編輯部主任）的叛黨行為，誣稱他「已成為右派份子在黨內的內應，與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站在一條戰線上向黨進攻」。
8月13日《廣西日報》報導：
省糧食廳連續舉行辯論會，駁斥黨內「右派」黃孟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
8月14日《廣西日報》報導：
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廣西省分公司黨員幹部徐道頤的反黨謬論受到嚴重批判，他到處販賣資本主義民主，公開叫囂黨不能領導革命。
8月17日《廣西日報》報導：
省工會聯合會及各產業工會幹部，嚴厲聲討黨內右派份子羅復（省工會副主席）瘋狂向黨進攻，煽動別人要以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付黨。
由黨外民主人士及高等院校、文化界的「反右」到省、市黨政機關「反右」，自1957年8月開始至1958年上半年，「反右運動」在各縣及農村中、小學教師中也普遍展開。
據一些市、縣官方的統計資料，如：
平樂縣在1958年3月4日由整風轉入反右，歷時月餘，有273人被劃為右派，338人有右派言論（未戴帽）。
邕寧縣1957年8月開始反右，1958年8月結束，269人被劃為右派。
平果縣1957年6月至8月反右，教師中有113人劃為右派，幹部有108人劃為右派。
貴港市（原貴縣）1957年9月開始反右，1958年夏季結束，有429人被劃為右派，244人為中右。
蒼梧縣1957年10月開始反右，有310人被劃為右派。對這些右派進行處理時，有13人被法辦，43人送勞動教養，89人被開除。
合浦縣1957年11月開始反右，有433人被劃為右派。
梧州市1957年8月開始反右，有1034人被劃為右派。
僅據45個市、縣的統計，被劃為右派的人數達到11,000人；全廣西估計被劃為右派的人數在兩萬人以上。作為當時經濟、文化落後的一個省份，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了。
這些被劃為「右派」的人中，除部分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知名人士和少數黨政幹部而外，大部分為中小學校的教師。可憐這些教師們，他們長年累月在鄉村或者偏僻的山村從事教學工作，外部世界發生的一切他們很少知道，都是一些忠厚老實的人，僅是對某些領導人或者某一件事有不同意見，就被打成「右派」，受到長期的迫害。也許他們對「左」、「右」為何物尚不清楚，也身陷深淵長達20多年之久。我小學時代的一個老師陳友值，還是我的一個遠房親戚，解放後一直從事小學教學工作，後來提拔到平樂縣橋亭小學當了校長；1958年大躍進開展後，他僅說了一句玩笑的戲言：「鼓足幹勁，拿燈上油」，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後開除公職回家當農民，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落實政策時才恢復教師職位。20多年飽受人間之苦，實在也是一件極為罕見的人間災難。
五、中專學生中也抓「右派」：
那時的桂林地質學校是重工業部在1956年建立的一所四年制中等專業學校，1956年秋季招收了第一屆500名學生，筆者就是其中的一員。當1957年春、夏之間全國開始「鳴放」和其後的「反右」鬥爭時，學校中除了日常的政治時事學習而外，也只是從報紙上瞭解全國「反右」鬥爭的情況而已，學校中一切教學秩序還是正常的。
到了7月下旬學校放暑假，我回到了在農村中的家。由於當時的農村缺少報紙，整個暑假期間沒有看報紙，全然不知當時全國「反右」鬥爭進展的情況。
8月底暑假結束，新學年開始，我回到了學校。進入校園內，一走進教學大樓，頓時令我震驚了，但見大樓走廊的牆壁上貼滿了大字報，全是揭發和批判所謂「右派份子」的。有批全國知名「右派」的「反動言論」，更多的則是我熟知的一些老師們的大字報，他們也被當成「右派份子」來揭發和批判了。
僅一個多月時間，學校的形勢就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真是意想不到的。課餘時間我迅速到學生閱覽室查看8月份的報紙，原來廣西的「反右運動」在7月下旬和整個8月是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在廣西省委和桂林市委的部署下，學校才開展「反右運動」的。暑假期間教師們沒有放假，集中「反右」，難怪我們一回到學校就看到這許許多多的大字報，原來是學校教師中的「反右運動」開始了。
1957年學校沒有招收新生，只有56級的500名學生，當時有教師約40人左右，加上幹部和職工，全校教職工也只有80人左右。但，在「反右運動」中卻有副校長孫德文和工會主席劉一帆夫婦，俄語教師傅紹先，數學教師韓學潮、白子芬、黃培信、李志新，語文教師林國慶，測量教師李群，黨委辦公室祕書王學銘等人被打成「右派」。另有數學教師柏樹園等幾名教師雖未戴上「右派」的帽子，也受到了嚴厲的批判。
教職工和幹部中的「反右」鬥爭，所有的揭發、批鬥會主要是在他們之中進行，學生並沒有參加這些會議。但所貼的大字報則是公開的，學生們可以看到。看了這些大字報，我總覺得沒有多少實際內容，往往是大帽子嚇人、壓人，一些批判也顯得事實不充分，顯得牽強附會，缺乏誠信和說服力。諸如什麼有人「鼓吹教師治校，反對黨的領導」；俄文教研組傅紹先老師是東北人，曾對蘇軍在東北期間的行為和肅反運動發表過一些意見，就被誣指為「反蘇」、「反對肅反政策」；一些人對某領導或者某一個黨員有意見，就被指責為「反對黨的領導」；對統購統銷、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業合作化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就被指責為「反對黨的政策，反對社會主義」……等等。再有就是翻老底，揭露一些人的所謂「歷史問題」，如××人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是「三青團員」，××和「國民黨的特務組織有聯繫」，更有××的父親或者舅舅是「國民黨的反動軍官」也都搬出來了。看得出來，這些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不實之詞。在那個年代，這些東西卻是可以將人打入另冊的重要「罪證」。
1957年的9月中旬以後，學生中也開始「反右」了。
如果說在教師和幹部中進行「反右」鬥爭是那個時代無法避免的話，那麼在中專學生中也抓「右派」則是令人不解了。
據說當時中央就有通知，在工人、農民和中學生（包括中專學生）中不開展「反右運動」，只進行正面教育。而我們學校是一所中專學校，當時學生的年齡大多是16∼20歲之間，也開始「反右」，則不能令人理解了。
我記得學校「反右」領導小組的主要負責人是蔡智（學校團委書記），此人是一個表面滿面笑容，背地裡卻是陰險狡詐的人。他在各個學生班級都成立了「反右」領導小組，由各班級學生中的黨員或者團支部負責人組成，如學生中黨員溫兆斌、陳瑞義、林炳營、林榮光、王仁剛，以及共青團員中的積極份子如尹維和、吳乃光、湯鎮靜、楊兆便等多人，可以說這些人都成了「反右」的積極策劃者和蔡智的得力幫兇，成了學生中的整人狂。
十個學生班級不到500名學生（原有500名學生，經過一年的學習後，有十多人因病休學或因成績差退學了），竟有近20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如地質專業的學生蔣有順、盧國昆、陸明珠、劉正基、龐業基、郭卓平、陸宏津、陳建德、蘇其炳、陳家賢、趙晴生、石友南、易鵬飛，物探專業的鄒東林、劉志斌、江通創、鄭成業、黃星、肖道全等人。還有十多名學生雖未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但因有嚴重的「右派」言論，也多次受到了批判，如梁大玲、程康國、羅清宇、黃炳瑜、鄧文雄等人，其中梁大玲並被逼跳樓自殺（幸未死）。中專學生中也抓「右派」，真是令人不解的千古奇談。
這些學生「右派」的所謂「右派言論」，概括起來不外乎是：
對班級黨員或者團支部負責人有意見被視為是「反對黨的領導」；
對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業合作化有意見，被指為「反對黨的政策，反對社會主義」；
有人說「把好的農產品都出口給蘇聯了」，還有陸明珠一次在說尼赫魯時，說成「赫魯曉夫」，都被誣稱為「反蘇」言論；
更有陸明珠、劉正基等同學，因為個子高大，平時又愛運動，為此經常向學校反映意見，說是「糧食不夠，吃不飽」，也被認為是「對現實不滿，反對社會主義」。
…………
這許許多多的所謂「右派言論」，實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為了深入開展「反右運動」，「反右」領導小組曾組織全校師生觀看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有關「反右」鬥爭的新聞記錄片，也曾組織我們到廣西師範學院（現今的廣西師大）參觀該院的「反右」大字報。
早在6、7月份時，在報紙上我都看過許多「鳴放」的言論和「反右」鬥爭的報導了，對知名的大「右派」章伯鈞、章乃囂、羅隆基、儲安平……等代表性的人物，對大學生中的「右派」譚天榮、林希翎等人都是熟知了的。現在通過記錄電影，看到了這些真實的人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希翎，在記錄片中只見她著一身褪色的灰黃軍裝，短髮，顯得一表人材，平靜地坐著面對別人對她的「批判」，不時用筆在記著什麼……說實在的，不論是從報紙上看到對她的報導，還是影片中看到她的形象，在我的內心裡都有一股難以言狀的同情和敬仰之心，我贊同她的觀點，認為她是一個有為的青年，一個有時代氣息和有棱角的青年。對這些人的批判越深入，越發產生對他們崇敬之心。參觀廣西師院的「反右運動」，看到了揭發、批判林喚平、黃現番……等教授們的大字報，也看到了學生中的「右派」謝登堡、廖志孝、王光漢、李家福等人的大字報，我都充滿了同情和敬意，只是這種思想當時沒有勇氣表露出來而只能隱藏在內心深處罷了。
看了「反右」的記錄片，參觀了師院的「反右」大字報，回到學校後，「反右」領導小組就組織大家討論，談感想。「反右」積極份子們當然會利用這樣的場合來表現自己，大談收穫體會，表示決心，要把「反右」運動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而我們一批不熱心「反右」的學生，在這樣的會上雖然也違心的說幾句「受到了教育和啟發」之類的空話、套話，但在後來的批鬥「右派」們的會上，我們只是跟著喊喊口號，積極性始終是提不起來的。
「反右」運動的後期，1958年的春天，開始了對「右派」們的組織處理。我記得學生中有幾名被劃為「極右份子」的學生易鵬飛、蘇其炳、石友南等人，被譴送到農村勞動，一年多之後才重新回到學校學習（仍然受到監督）。其他被劃為「右派」的學生雖然仍留在學校學習，但已經喪失了做人的尊嚴和應有的權利，受到了各種歧視。1960年7月畢業分配工作，這些「右派」畢業生被分配到地質勘探隊後，長期從事勞動，當普通工人使用。有的人雖在上世紀60年代初因勞動表現好而脫掉「右派」帽子了，但仍長期被以「脫帽右派」稱之，受到歧視。政治運動一來就要被警告，不准亂說亂動，甚至受到批判鬥爭。一些人是到了70年代初期才脫掉「右派」帽子的。十多年的苦難歷程，他們的青春被消磨盡了，實在是人生的一大悲劇。
至於教師中的「右派」，他們受迫害的時間就更長了。林國慶和孫德文、劉一帆夫婦雖然在「文革」前脫掉了「右派」帽子，但長期得不到重用，只在圖書館做管理員工作，工資被降級，政治上長期受歧視。王學銘是「文革」結束後才脫帽的，一直在學校被監督勞動，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和工作的權利。被劃為「極右份子」的俄文教師傅紹先和數學教師韓學潮、李志新均被開除公職，譴送到農村勞動。直到「文革」結束後，80年代初，傅、韓、李三人才得到改正「右派」的結論，重新回到學校，恢復教師的待遇。20多年的磨難，使他們本人和他們的親屬身心都受到極大的傷害與摧殘，這悲劇的人生是多麼地令人惋惜和同情啊！
與此相反，那些「反右」的英雄們，像蔡智及學生中的溫兆斌、陳端義、吳乃光等一批人都受到表彰。吳乃光、尹維和、湯靜鎮等一批團員入黨了，1958年未到畢業時間即提前留校擔任行政幹部了，成了其後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份子。在「文革」運動的中期，1971年學校開展清查「5.16」運動時，吳乃光成了審查我的所謂「『5．16』專案組」負責人，成了學校紅極一時的所謂「紅人」。
六、值得總結和反思的幾個問題：
今年是「反右運動」的60週年。60年前發生的這段歷史，今天再回首當年之事，仍然是令人驚心動魄和非常痛恨的。
在紀念「反右運動」60週年的時候，我們應該永遠牢記這段歷史、反思歷史，才能指導我們民族的未來。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重溫和反思歷史，是有著極為重大的現實和深遠歷史意義的。
前車之鑒，後事之師。為了更好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筆者認為下列幾個問題是特別值得當今的人們深思的。
1.是「勝利」還是一場歷史性的大災難
這是世人首先要深思的問題。
大規模的「反右運動」在1958年初基本結束（個別地方是在1958年底甚至到1959年初才結束的），195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八屆四中全會，會上宣布「反右鬥爭」取得了「偉大勝利」。人們自然會問，「反右」是「勝利」嗎？又是誰的「勝利」？
對毛澤東而言，「反右鬥爭」他是勝利了，因為「反右鬥爭」完全是按他的策劃進行的，按照他的「陽謀」——「誘敵深入」，「引蛇出洞」，使大批的「右派」往他準備好的口袋裡鑽，給他聚而殲之，由此，使他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統治得以實現，他從此走上了中國的神壇。毛澤東勝利了，他發出了勝利者的奸笑。
然而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特別是對知識界而言，「反右鬥爭」決不是什麼「階段性勝利」，而是一場大浩劫，一場有史以來少有的空前民族大災難。
且不說被打成「右派」的人們和他們的家屬以至親友數百萬之眾飽受20多年的磨難，有的被迫害至死，家破人亡，有的被投入監獄或者勞動教養，有的被開除黨藉、公職譴送農村過著非人的生活，有的雖留職，也是長期被監視、被歧視，喪失了做人的尊嚴和政治權利。
更主要的是「反右鬥爭」後，中國從此走上了一條極「左」的道路，一個緊接一個的大災難更是使中華民族陷入了連續不斷的苦難深淵之中……
1958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的生態環境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超英趕美……等等假話、空話、大話害得國人苦不堪言，公社化成了現代的農奴制；
1959年的「反右傾」，極「左」思潮進一步發展，「反瞞產運動」更使假話和浮誇禍害無窮；
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大飢荒，三千多萬中國人被活活餓死；
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運動」，整幹部、整群眾，大搞階級鬥爭，大割資本義尾巴，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使剛剛開始復甦的經濟又遭到嚴重破壞；
直至1966年開始「文革運動」，為期十年，數百萬人慘死，數千萬人慘遭迫害，經濟全面崩潰，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
上述的一切，都是「反右鬥爭」帶來的災難後果。
可以說，1957年的「反右鬥爭」是中國向「左」轉的一個大轉折點，是「文革運動」的一場預演。沒有1957年的「反右鬥爭」，就不可能有1966年開始的「文革運動」。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來一次，1957年「反右」後，1966年果然來了一場更大規模的運動。「文革運動」是一場大災難，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發起的第二次「反右運動」。
毛澤東曾說，他實行的是「剝筍政策」。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剝去了民主人士和知識界中的黨外「右派」，1966年開始的「文革運動」中，他則剝去了黨內的「右派」。這毫無疑問的都是民族的大災難。
2.僅僅是「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還是根本上的錯誤：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10月「四人幫」倒臺，「文革」壽終正寢。
隨著毛的去世和「文革」的結束，否定毛的路線，平反毛時代所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就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徹底否定「反右運動」，為「右派」們平反就是擺在世人面前的一項重要工作。
「反右運動」是根本錯誤的，「右派」們必須徹底平反，這幾乎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認識。
然而在1978年4月中央的「55號文件」中只是提出全部摘去「右派份子」帽子，對錯劃的「右派」也只是採用「改正」一詞，這樣做雖然較毛時代有進步了，但仍然是令人疑慮，令人不能滿意的。
到了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講話說：「反右運動是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份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確實處理得不適當，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1957年不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總之，1957年的反右鬥爭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
鄧小平的結論顯然是錯誤的，是謊謬透頂的無恥之言。
鄧小平當年是總書記，是「反右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是「反右運動」的積極份子，他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反右運動」，不可能為「右派」們徹底平反，這是早在人們意料中之事。
如果當今還有執政者在步鄧的後塵，還在維護毛、鄧當年的錯誤，就實屬無必要了。因為當今的執政者在「反右運動」時大多還是中小學生，對世事是知之不多的，「反右運動」對他們來說不存在什麼責任問題，何必還要背上「反右」的包袱來維護毛、鄧當年的錯誤呢？
「反右運動」是根本錯誤的，這是任何一個尊重歷史事實、有良知的人都會得出的共同結論。
就以1978年給「右派」摘帽時的核查結果來說，當年改正的「右派份子」為54萬多人，佔「右派份子」總數99%以上，這就表明99%以上的「右派」是錯劃的，1957年開展的這場「反右運動」所打擊的「右派份子」之中，99%以上是打錯了的。
當年經過審查，全國「維持原案」、「未予改正」的「右派份子」就中央一級而言，只有5人，加上地方90多人，即全國只有不足百名「右派」未予改正，而開展一場全國規模的「反右運動」就是為了打擊這不足百人的「右派」嗎？這樣的一場荒唐運動還有必要嗎？
核查表明，作為1957年「反右」核心的「章羅同盟」是子虛烏有的，而99%以上的「右派」又是打錯了，發動這樣一場空前的「反右運動」它的必要性在那裡？
其實所謂中央一級的五名「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未予改正，也是根本錯誤的。縱觀這五人的全部言論和他們的一貫表現，國共內斗時他們就是站在共產黨一邊的，解放後他們都在不同的崗位為共產黨效力。就是在「大鳴大放」時，他們也絕非「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是出於對共產黨的愛護才提出了善意的批評意見，而且這種意見是在毛澤東和中央統戰部反覆邀請、動員之後才提出來的。既然是意見，並無任何的綱領和行動，即使有「錯誤的意見」，那也是憲法和法律允許範圍內的言論自由，又何談得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呢？毛澤東不是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為什麼人家一「言」，卻要給人以言治罪呢？
中央級的這五名「右派」未予改正是錯誤的，地方上的90多「右派」堅持不改正就更是錯了。
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認為：「反右是中共的自閹」，「反右鬥爭對民族、國家、文化、知識份子是嚴重的傷害，同時也極大地傷害了共產黨自身」。這話是誠懇而又實際的，但願有更多的領導人能有這種認識，能從根本上徹底否定「反右運動」，為「右派」們徹底平反，向他們和他們的家屬認錯、道歉、賠償他們的經濟損失。這樣做對執政黨不會有任何損害，相反只會增強執政黨在人們心目中的威望，人們會更擁護執政黨。
3.值得反思的民族
「反右運動」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巨大的災難，這固然是因為毛澤東大搞「陽謀」，是因為他的封建法西斯獨裁專制及大興文字獄的原因而外，與我們這個民族自身存在的缺陷也是有關係的。「反右」中假如沒有許許多多人的積極參與，沒有這許多人的揭發和批判，也絕不會抓出如此多的「右派」，「反右運動」所帶來的災難也許要小多了。
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無疑也是世界上偉大的民族之一。然而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由於封建專制文化的影響，我們這個民族也會有懦弱、醜陋以至劣根性的諸多缺陷。雖然在不同層次的人群中表現有所不同，但所存在的問題卻是不容否定的。
如，在「大鳴大放」開始之時，許多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界人士能團結一致的發表意見，發泄內心的不滿；而一旦毛澤東開始施加壓力、開始反擊的時候，許多人不但紛紛檢討、認錯，有的甚至反戈一擊揭發自己的同類，有的甚至落井下石，把兩個人私下交往的談話也當作「罪證」予以揭發，使被揭發者無故頻添了許多「罪狀」，自己也未必能逃過劫難。
這樣的例子在「反右運動」中是不少的。我親眼所見，在我們學校，原來相處較好無話不談的兩名同學，「反右運動」開始後，其中的一人受到揭發和批判，另一人為了「過關」，或者為了「立功」，也把私下交談的話揭發出來，以至發展到互相揭發，結果雙雙成了「右派」，實屬可憐而又幼稚之舉。
像這樣的例子全國各地都會有的。
當時全國的知名人士，有的在運動一開始就充當了積極份子，揭發批判「右派」，如吳晗、老捨、郭沫若……等等都成了「反右」的積極份子；而到「文革」開始後，吳晗、老捨等人卻被迫害致死，實在是令人可憐而又值得同情的。
許多人紛紛檢討、認錯，這種檢討成了「罪證」的自供，最終也難逃「右派」這頂帽子。如全國「右派」的頭麵人物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黃紹閎、陳銘樞、龍雲、譚惕吾、馬哲民、宋雲彬、葉篤義等一大批人，都紛紛在報紙上發表自己的檢討。就我們學校而言，不論教師還是學生中的「右派」，個個都檢討低頭「認罪」。但也有少數人能堅持真理，拒不承認錯誤的，章乃囂、馬演初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更有像林昭一類的人，她（他）們不但從不認錯檢討，相反卻遣責「反右運動」是根本錯誤的。雖然她（他）們最終被獨裁者殺害了，但她（他）們的精神的光芒卻是永存的，人們會永遠懷念和敬仰她（他）們。
這充分反映出我國知識份子的不同狀況。有優秀分子，如林昭、馬演初一類有骨氣的先進人物；也有一大批懦弱的人，他們在災難來臨之際，喪失了人的尊嚴和應有的良知，在毛澤東突然變臉後自相殘殺，或者背後告密，打小報告，借誣陷他人來洗刷自己，借批判他人來表明自己的革命和忠心，結果有的雖僥倖過關，有的也難逃災難的厄運。這些懦弱者們之所為，雖然是由於壓力和威逼所致，檢討大多也是違心的，但它所反映出的卻是我們民族的缺陷所在，也是懦弱的典型表現。
至於那些在「反右運動」中大喊大叫的積極份子，他們或策劃於密室，或赤膊上陣，揭發和批判「右派」，是踩著別人往上爬的吃狼奶長大的狼群，是我們民族中最具有劣根性的典型人物。正是有了這樣的一批人，毛澤東發動的所謂政治運動才能得心應手，也才能有如此大的災難產生。「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四清」乃至「文革」，在這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人們對那些吃狼奶長大的愚昧而又凶殘之徒是早已司空見慣了的。
我們必須要深入反思這些，要徹底清除我們民族中的劣根性和大大小小的缺陷，才不至於給一些政治騙子所利用，才能減少以至徹底清除那些兇惡的狼群，使我們的民族不再有大的災難產生。
4.憲政民主制度才入是社會和諧進步和根本保障：
毛澤東當權的年代，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連年不斷，不但經濟上屢遭破壞，人民長期貧窮困苦；在政治上更是由於獨裁專制和「馴服工具」、「輿論一律」、「保持一致」等的說教，使人民不但失去了民主和自由，而且冤假錯案叢生，橫遭生靈塗炭，整個社會是毫無和諧進步可言的。
反思這個社會，歸結到一點，就是我們的社會尚未建成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會有這許多災難的產生，才會有社會的不和諧，這是多麼值得深思的一個大問題啊！
想當年毛澤東在與蔣介石爭鬥的時候，他是多麼地希望在中國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他不斷的向蔣介石提出「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張；他大言不慚的向人民許諾要建立「民主政治」，許諾「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選、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並向選舉他的人民負責。它將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原來這一切只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是鬥爭需要的一種宣傳手段，他是從不打算真正實行的。他奪得政權後的一系列所為，對他的這些許諾就是最徹底的否定。他的獨裁專制比起蔣介石來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假如真正建立了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毛時代的一切災難都是不可能發生的。
當今的社會比毛時代是有許多進步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有了很大的成就，人民生活與毛時代相比要好多了。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有了一些改進，對此人民當然是歡迎的。然而這還是遠遠不夠的，可以說僅僅是一種改良而已，還不能說有根本上的改變。當今社會現實中的許多不和諧就是最好的說明。如：弱勢群體的擴大和兩極分化的愈日嚴重；社會的道德危機、誠信危機、世風日下；腐敗橫行，黑社會性質犯罪甚囂塵上；治案惡化，惡性事故頻發；假貨充斥市場，嚴重的危害著國民的一切；環境屢遭破壞，污染日甚一日的嚴重……所有這一切，都是這個社會不和諧的重要表現。
要使這個社會和諧，單有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和政治上的某些改良是遠遠不夠的。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如：從80年代初開始的反腐敗，至今已經30多年了，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腐敗不但不能有效遏制，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勢，貪污受賄的人數增多，涉案的金額增大，腐敗官員們的級別也越來越高，就是最好的證明。
因此，必須要在社會制度上實行徹底的改革，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才能有效的遏制腐敗的滋生蔓延，才能有社會的和諧與進步。這就要開放黨禁、報禁，給全體國民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經濟市場化，只有這樣，一切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據媒體報導，有某領導者曾聲言說：「讓媒體說話，天塌不下來。」這話說到了老百姓的心坎裡。如果所有的執政官員都有這種共識，那我國的憲政民主政治體制早就會建成了。遺憾的是當今的許多官員尚無這種認識，連「普世價值」和人權之類的他們都要反對，不許談論，他們只知道獨裁專制，只知道自己是「主」，老百姓是「民」；他們的權力大得很，失去了制約，一切為非作歹之事就應運而生了。
君不見，至今主管宣傳和出版的官員們還在唸唸不忘「輿論導向」，還在禁書，還在強調「統一宣傳口徑」，還在強調「反右題材要淡化」，「文革題材要淡化」，禁止人民研究和反思「反右」和「文革」一類的歷史問題。這種種做法顯然是徒勞而又愚蠢的，必將會遭到國人的反對和抵制。
連「反右」、「文革」這樣的歷史大災難及他所造成的社會不和諧的事實都不敢承認，不敢讓人們總結、不讓人們反思歷史的教訓，怎麼可能造就和構建今天的和諧社會呢？
時代在前進，螳臂豈能擋車。只要國人堅持不懈的努力，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必將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結束語
我經歷了反右運動的全過程。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時，我還是一名青年學生。由於當時的功課多，學習緊張，我只顧埋頭學習，對政治上的事不太關心，也未能深入地思考問題，故對當時的「大鳴大放」和其後的「反右運動」我是不熱心的，只是看看報紙，以一個旁觀者的心態在觀察事物罷了。
然而對於當時報紙上發表的「大鳴大放」的許多言論我卻是贊同的，對於跟隨而來的「反右運動」我是心存疑慮的。因為此前我親眼目睹瞭解放以來的剿匪、反霸、土改斗地主、統購統銷、肅反、農業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看到了迫害人、整人的種種現實，雖然當時年少許多事情不明事理，但面對這些心裡總是有一種莫明的不滿情緒，只是這種情緒從不敢表露出來，只能埋在心裡罷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平時只注意功課的學習，不過問政治上的事就很自然了。難怪「反右運動」結束時，對每個學生要作政治結論，班級領導對我的評價是「反右運動表現一般」，這實在是有點「過獎了」，應該是表現「較差」才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因為在運動中我從未揭發過任何人的問題，也從未發言批判什麼人，只是在積極份子們帶頭呼喊口號「打倒×××」，「徹底批判×××的反動言論」時，也跟著舉手喊喊口號罷了。
「反右運動」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文字冤獄，是前所未有的「以言治罪」的經典案例。僅僅因為言論而把人治罪，而且這些言論是應毛澤東的反覆動員而發的，全是幫共產黨整風的好心之言。好心之言卻不得好報，也只有毛澤東這樣的獨裁者才做得出來吧。
以上就是筆者在「反右運動」60週年到來之際，所作的簡要回顧與反思，特草成此文，權當作為對這場運動的紀念吧！
我們應該祭奠那些在「反右運動」中及其後被迫害至死或已逝世的人們！對現存於世的「右派」們也應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慰問！對所有「右派」及他們的子女們的合理要求給予充分的理解與支持！
所有的中國人，在紀念「反右運動」60週年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了毛澤東這個獨裁者和迫害狂的一切罪孽。
作於2017年5月
本文主要的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人民日報》1957年3月24日，4月10日、13日、25日，5月1日、2日、7日、12日、31日，6月8日、30日，7月1日、2日、6日、15日、16日刊載的有關社論和文章。
2.《廣西日報》1957年5月23日、24日、28日、29日、30日，6月12日，7月5日、11日、14日，8月7日刊載的有關社論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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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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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平樂縣誌》，方志出版社出版，1995年12月版。
11.《梧州市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12.《蒼梧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版。
13.《貴港市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14.《平果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5.丁惠永主編《中國百年大寫真》，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
──轉自《公民議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歷史的事實充分說明，「反右運動」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文字冤獄，是前所未有的「以言治罪」的一場大災難。僅僅因為言論而把人治罪，而且這些言論是應毛澤東的反覆動員而發的，全是幫共產黨整風的好心之言。好心之言卻不得好報，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何在？公理何在？
據史料記載，「反右運動」中全國有55萬多民主人士和知識界精英被劃為「右派」，受株連的無辜者則可達數百萬之眾，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場大浩劫、大災難，並因此而造成了其後中華民族的一系列巨大災難。此乃毛澤東的罪過也。
現在，「反右運動」已經過去60年了，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雖然它已永遠地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今天的人們仍然不應遺忘它，我們在祭念那些無數冤死者的同時，更要牢記這一段悲慘的歷史，以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才能使我們這個民族不再重蹈這樣的災難之中。
當今60歲以下的中國人，特別是現時的青年人，他們對當年的「鳴放」和「反右」是陌生的。「反右運動」是如何發生、如何進行，被劃為「右派」的人們及他們的家屬、親友受到了何種迫害，他們是不清楚或者知之甚少的。歷史不應遺忘，為了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重溫「反右運動」的歷史，重讀當年的報紙，許多問題是發人深省，給人啟迪的。以下就讓我們來重溫和反思這一歷史事件吧！
一、「反右運動」產生的時代背景：
任何一次歷史事件的產生，都是由當時諸多的內在與外在因素促成的。「反右運動」作為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它的發生也絕非偶然的，而是由當時國內外的諸多因素促成的。
1.國內諸多矛盾的產生：
從1946年6月爆發的國共兩黨內戰，經過3年多的時間，最終國民黨敗走臺灣，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奪得了政權，1949年10成立了新的政權，毛澤東成了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內戰後的中國百廢待興，國人多麼地盼望過上平靜的幸福生活啊！開始時人們對新政權是滿懷希望的，然而好景不長，奪權之前毛澤東的種種許諾及大談民主之言尤在耳，共同綱領的墨汁未乾，奪權後馬上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灣，開始行使「鎮壓之權」，瘋狂的鎮壓和屠殺，從1950年起，所謂的清匪、反霸、土改斗地主及其後的統購統銷、肅反、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使無數的人慘遭迫害，家破人亡，形成了一條罪孽深重的極「左」路線，對此人們怨聲載道，恕火深埋心中。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幹部進城後，地位和環境變了，一些人脫離群眾、生活腐化；一些人由此產生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使國內的不滿情緒日益增多；城鄉矛盾、工農矛盾、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和人民的矛盾不斷產生和發展，嚴重的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面對這諸多的矛盾，為著鞏固新政權，毛澤東急切需要尋找一種解決矛盾的辦法。
2.國際共運多事之秋：
1953年蘇共獨裁者斯大林死後，共產陣營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在1956，這是國際共運多事的一年。
首先是1956年2月14日至24日，蘇共22大的召開。會議結束後，2月24日午夜，新當選的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突然召集所有代表和中央委員開會，會上赫魯曉夫一口氣作了長達七個小時的祕密報告。報告的題目是《個人迷信及其後果》，內容是遣責「反史上最凶暴殘忍的罪犯」斯大林！這是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一個報告。
報告中赫魯曉夫列舉了大量事實，揭露斯大林「心胸狹窄，殘忍和濫用職權」。赫魯曉夫公布了觸目驚心的數字：「蘇共十七大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98人即70%在1927年至1936年被逮捕和處決了！」「軍隊內的5個元帥有3個被處決；全部軍區司令員被清洗，海軍和空軍首腦被槍決；所有艦隊司令員只有一人得以生還。」
赫魯曉夫說，斯大林是一個疑心很重的人，直接受他迫害的蘇共黨員多達70萬人。蘇維埃政府15個人民委員中竟有9人死於斯大林之手。
赫魯曉夫還尖銳地批判斯大林在蘇聯大搞個人崇拜，遣責斯大林的「獨斷專行」、「沽名釣譽」、「濫用權力」等等罪行。
這個祕密報告雖然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但絕大多數與會者對這個報告給予長時間的暴風雨般的掌聲，蘇共中央也最終贊成這個報告，於1956年6月30日通過了《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定》。
然而在中國，中共的最高當權者毛澤東則反對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並由此最終引發中蘇兩黨的長期論戰。
其次是波蘭的動盪。赫魯曉夫祕密報告的衝擊波首先影響到波蘭，1956年6月28日，有著悠久歷史的波蘭西部城市波茲南發生了騷亂，工人舉行總罷工，五萬多工人上街遊行，要求「麵包和自由」，要求蘇軍撤出波蘭。市人民議會、市黨委會、軍事檢查署、公安局、廣播電臺都受到了襲擊，監獄的大門被打開……
波茲南的騷動，震驚了波蘭全國，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產生了嚴重分歧。
騷亂雖然最終被鎮壓和平息了，卻使波蘇關係處於萬分緊張之中，使國際共運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第三件事是舉世震驚的匈牙利事件。波蘭的動亂激發了相隔不遠的匈牙利隨之動盪。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風雲變幻，數千大學生湧上首都布達佩斯街頭，舉行示威遊行，聲援正處於蘇聯重壓之下的波蘭哥穆爾卡政權，從而引發了「匈牙利事件」的暴發。
在大學生們的影響下，布達佩斯的市民、工人近十萬之眾湧上街頭遊行，他們搗毀了位於多熱、捷爾吉街上的斯大林銅像，不久又佔領電臺。10月27日，布達佩斯各報急出號外，刊載納吉主持成立「民族政府」的消息。
面對如此局勢，赫魯曉夫下令蘇軍前往鎮壓。11月4日清晨，匈牙利索爾諾克電臺響起了親蘇領導人卡達爾的聲音，向納吉「反革命集團」展開軍事進攻。在二十萬蘇軍的壓力下，納吉政府當即垮臺。
從10月23日至11月4日；整整13天時間，上萬的匈牙利人死於這一鎮壓事件之中，成為當時全世界關注的焦點。
以上的三件事，對於國際共運來說影響是十分嚴重的。面對這一系的動盪，毛澤東坐立不安了。他密切地關注著蘇聯，關注著東歐，他越來越覺得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是造成這一切的惡果。在斯大林死後，特別在匈牙利事件暴發後，毛澤東按奈不住了，他企圖成為國際共運新的領袖，為此，他要發言了。為了在中國杜絕匈牙利事件的產生，他必須找到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就是開展「大鳴大放」，「引蛇出洞」，然後聚而懺之，才能使中國永遠立於他的極權統治之下。
3.「整風運動」的形成過程：
毛澤東強烈的批評蘇共二十大，批評赫魯曉夫和東歐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毛認為他與赫魯曉夫的分歧是原則的分歧。毛曾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
毛從匈牙利事件看中國，他意識到對於中國來說，發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險是存在的。他認為「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
毛認為，要解除中國發生波匈事件的危險，「大民主」是不可取的，只有用「小民主」的方法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而這種中國式的「小民主」就是整風運動。
中共在1942年的延安時代曾開展了一次整風運動，即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等所謂「三風」，使共產黨後來取得了奪權鬥爭的勝利。現在毛澤東又要利用過去的法寶來解決面臨的新問題。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召開了「八大」，9月28日召開了八屆一中全會，事隔一個半月又召開八屆二中全會，正式拉開了與蘇共、南共、意共和東歐共產集團論戰的序幕。此時的毛澤東處於異常活躍的狀態，他認為此時國際共運的領袖非他莫屬了。他把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在思索著怎樣在中國防止出現波匈事件。
1956年12月5日，毛在一次講話中說：「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經常發生的，層出不窮的。……對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機關鎗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批評、自我批評解決，動口不動手。」
到了12月8日，毛又說：「劉少奇同志在『八大』報告中說，主要的階級矛盾已經解決了，國內有了和平。階級矛盾雖不打仗，但是有鬥爭。在農業合作化和公私合營後，階級之間的緊張局勢基本上沒有了。資本家和過去不同了。……」在這一系列思想的基礎上，毛澤東終於明確提出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命題。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身份對一千八百多黨內外人士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系統的講述了他的「新思想」。特別是他在講話中說到的「國內形勢急風暴雨似的階級鬥爭時代已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毛還很風趣地談到，整風時「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似的和風細雨。」在講話中，毛還談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雙百方針使黨外民主人士激動不已。他們認為毛的講話成了「早春二月」的一股暖流。
緊接著，毛又於1957年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講話。這次講話的中心點是鼓勵人們「放」，鼓勵人們打消各種顧慮幫助共產黨整風。毛說「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出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共產黨人方面，我們要給這些合作者創造有利條件……」
「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我們主張放的方針，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
毛的一系列講話，表明瞭他面對赫魯曉夫祕密報告、面對波匈事件的憂慮，他在試圖著手解決中國的問題，防止這些事件在中國重演。而解決的方法就是中共必須開展「整風」，理論基礎則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措施則是鼓勵民主人士大膽地「放」，幫助共產黨整風。由此，一場由毛澤東導演的中共的整風運動開始了，緊跟其後則是「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一場歷整風運動史的大災難。「反右運動」就是在上述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二、「大鳴大放」的出現和發展演變
關於「大鳴大放」的形成，現在再來重溫當年的報載，許多問題人們可以一目瞭然。
早在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會議上，作為總理的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這一報告使知識份子感到了快慰和溫暖，猶如春風拂面。此時的知名大學者費孝通被任命為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使他的心中充滿了喜悅。他同時還兼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長會副主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民主同盟中央文教委員會負責人。這真是「春到人間，老樹也會放出新枝」，費孝通感到春天到來了。
其後，對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鳴放」問題，毛澤東作了三次講話。在這種形勢的影響下，1957年3月24日費孝通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自己寫的《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一文，在全國知識份子中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一時間全國知識界普遍出現了談論「天氣」的景象。人們吹呼這早春的天氣，但同時也感到乍暖還寒，還是最難將息的時節……從費孝通的文章中，披露了知識份子亦喜亦憂的複雜心緒。
此時的《人民日報》在毛澤東的批評之後，便於1957年4月10日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明確指出「目前的問題不是放得太寬而是放得不夠。黨的任務是要繼續放手，堅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社論緊接著作了自我批評，並指出「到現在為止，黨內還有不少同志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實際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們就片面收集了一些消極的現象，加以渲染和誇大，企圖由此來證明這方針的『危害』，由此來『勸告』黨趕快改變自己的方針。……」
三天後，《人民日報》於4月13日又發表社論《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的矛盾》，正面闡述了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基本思想。
在整個4月份，《人民日報》以異乎尋常的速度連續發表多篇社論，宣傳毛澤東的「新思想」。如：
4月17日社論《從團結的願望出發》；
4月23日社論《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
4月26日社論《從各民主黨派的會議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在《人民日報》的帶動下，由於輿論的導向，全國各地的報紙也緊跟其後，紛紛發表社論。諸如：
4月13日上海《解放日報》社論《我們贊成「放」》；
4月21日上海《解放日報》社論《只能「放」，不能「收」》；
4月23日江蘇《新華日報》社論《大膽「放」，好得很》。
毛澤東很會運籌帷幄，深謀遠慮。他利用中央發通知，抓住了輿論喉舌《人民日報》，大發社論來傳播他的聲音，一下子便在4月份使全國從中央到地方，一言以蔽之，曰：「放！」，全國的鳴放高潮由此出現了。
從4月下旬開始，《人民日報》天天曰「放」，「放」成了神州大地的中心話題。
《人民日報》和各地方報紙都在大喊「放」，中共的各級領導人（特別是宣傳和統戰部門的領導人）也四處在鼓勵「放」，如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說：「現在不是小放，要大放！」
4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上海知識界的新氣象》一文，說「人們認為這次大討論是三個字：好！好！好！毫無顧慮地提意見，這是一好；各種意見充分交流，這是二好；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有利，這是三好。」
也就是從這天起，《人民日報》以《聽了毛主席講話受到極大鼓舞，各地知識份子談「百家爭鳴」》為題，連續發表報導，並加了《編者按》指出：「本報編輯部日前通知各地記者分別訪問駐地文化界、教育界、科學界的知名人士。這些人士，大部分是曾經去北京聽過毛主席講話的。他們的體會和意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編輯部決定將各地知識份子談話刊登。」
果然，各地知識份子的聲音「放」出來了：
如：在山東省會濟南，山東省文聯主席於黑丁說：「目前知識份子有兩種顧慮：一是怕犯了錯誤遭到粗暴打擊；二是怕正確意見不能發揮作用。」
在南京，著名國畫家傅抱石說：「過去不敢『放』，是怕帽子。」
在杭州，杭州市副市長、中國民主促進會浙江籌委會主委陳禮節說得更明白：「浙江知識份子在『放』和『鳴』上，還有顧慮，因為怕鉤魚和怕被整！」
四川省教育廳副廳長羅承烈也說：「粗暴批評，就會使人懷疑『鳴』、『放』的目的是放長線、釣大魚。」
這些知識份子的心聲表明，他們正在準備「大鳴大放」，但又擔心「放長線、釣大魚」，因而正處於欲言又止，「猶抱琵琶半面遮」的矛盾心態。
此時的毛澤東則時時在觀察著中國的局勢，天天在看著《人民日報》，他深深地感到整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終於，毛澤東正式下令了，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下達了。
4月30日，毛澤東把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知名人士請上天安門城樓，對他們說：「明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人民日報》要登載中央關於整風的通知。中國共產黨全黨就要行動起來，今天請各位來，是要請各位幫助我黨整風」。
在會上，毛澤東談笑風生，使在座的人士心裡感到熱乎乎的。
5月1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2日又配發社論《為什麼要整風》，5月7日又發社論《為什麼要和風細雨的方法整風》。
各級黨委聞風而動，也紛紛發出指示；各地的報紙也緊步《人民日報》的後塵，紛紛發表社論和文章，鼓動「大鳴大放」，幫共產黨整風。「大鳴大放」終於開展起來了。
真心誠意的好心之言
在毛澤東的指令下，在中央和各地報刊的宣傳鼓動下，整風運動開始了。中央統戰部和各省市的統戰部門多次召開座談會，邀請民主人士發表意見幫共產黨整風，民主黨派和知識界人士出於好心，果然開始「鳴放」了。
根據當時報刊報導的全國許許多多的「鳴放」言論，現摘其主要的列於其後。重溫這些言論，對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定會有諸多的感慨和懷念之情；從未所聞的人定會有一份新鮮和驚奇之感，會從中受到啟迪。
（1）.鐘惦裴首先敲響「電影的鑼鼓」
早在1956年11月14日，上海《文匯報》就開展了關於電影問題的討論，在《文匯報》上首先發表了《國產片上座率境況不好》的新聞報導，並配發了一篇短評《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麼少？》，還同時發表了兩篇讀者來稿。
《文匯報》的短評指出，編輯部經常收到讀者來信，認為國產影片普遍存在的問題是：
「題材狹窄，故事雷同，內容公式化、概念化」；「看了開頭，就知道結局」。
短評鮮明地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
《文匯報》的這一舉動，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引起了電影界人士和廣大觀眾紛紛參加到這一討論中來。
電影導演孫瑜說：「今天的觀眾……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沒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作品，我們不能尊重他們。他們要求政治，但不要政治口號。」
導演吳永剛也發表文章指出：「政治不能代替藝術。人們花了時間和金錢，但是得到的不是藝術的欣賞，卻是像在聽一個報告，讀一篇政論，這樣的電影怎能使廣大觀眾接受呢！」
導演陳鯉庭提出：「導演應該是影片生產的中心環節。」
電影演員上官雲珠也在報上發表文章說：
現在「絕大多數演員，尤其是女演員們，在七年中就偏偏有這樣的遭遇，其中有七年之久只在銀幕上露過一個鏡頭，或只在舞臺演出過一兩次戲的。老演員們感到力無處使，在業務上一年一年的荒疏，青年演員們還是原地沒有動，學了七年的理論都沒有實踐的機會，……每個演員被擱置得快要生鏽了！」
電影界的問題討論了近兩個月，《文匯報》發表了近50篇文章，許多人發表了很有益的意見。這時需要發表一篇有份量、總結性的文章，這一任務自然落到了鐘惦裴的身上。
鐘惦裴是中宣部主管電影的負責人，他一直關注著《文匯報》上的討論，讀了每一篇討論文章。他當時兼任《文藝報》編委和藝術部主任。當《文匯報》的編輯和記者找到鐘惦裴要他就電影界的討論寫一篇總結文章時，他當即答應以《文藝報》評論員的名義寫一篇《電影的鑼鼓》的評論文章，此文於1956年12月15日在《文藝報》和《文匯報》上同時發表。文章尖銳的指出了「當前電影創作中存在的問題，要求電影藝術創作必須給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須充分尊重藝術家的風格」。「所謂『導演中心』，乃是指為了克服當前導演在攝製組工作時感覺婆婆過多而且過嚴，某些藝術描寫的細節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
鐘惦裴的《電影的鑼鼓》聲，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毛澤東對於《文匯報》上的這場討論，最初是肯定和鼓勵的。毛曾說：「這次對電影的批評，很有益。……我看大多數批評文章提出的問題，對於我們的電影是很有益的。現在的電影，我就不喜歡看」。對批評的意見，「電影局必須接受，否則電影工作不能改正」。
毛澤東的這些話，使《文匯報》的編輯記者和電影界的人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2）.民主人士發自內心的吶喊：
鐘惦裴的《電影的鑼鼓》可以說是「大鳴大放」的前奏曲，大規模的「鳴放」則是從1957年的5月中旬開始的。
自5月初起，全國政協召開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總共開了十三次，有70多人發言。
自5月中旬起，在國務院禮堂召開工商界人士座談25次，有108人發言。
與此同時，國務院各部門黨委、各省市的黨委以及一些高等院校黨委、科研機關也都召開了黨外人士座談會。
所有這些座談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幫助共產黨整風。
期間，毛澤東又說了許多熱情洋溢的話：
「整風總的題目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
「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該繼續下去。揭露出來的矛盾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
「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
由此，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鳴大放」出現了。
1957年5月8日的座談會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陳銘樞發言說：「當前學校的領導方面，多半是靠黨、團、工會這『一條鞭』進行工作，這是值得研究的。……今後應該更多地依靠教師和學生……學校中的黨委制，今後也應該從多方面進行考慮。」「凡是出於善意的批評，都應該歡迎，批評者都應被視為師與友。」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黃紹閎說：「『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經成為工作報告中的一種公式，任何工作報告都套上這個公式，我認為這樣會意味著強調成績掩蓋錯誤，造成更多錯誤的危險，個別錯誤即僅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績來掩蓋它、忽視它。」
黃紹閎還就黨政關係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不能以黨代政。」
在5月1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座談會上，無黨派人士張奚若發言說：「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三大主義的根源是三句話，即『居功自大、知識水平低、經驗不足』」。
次日，他再度發言，批評中共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5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會上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鈞發言說：「近二十天來，全國各地都在談論人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正常的。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民主精神，已經取得了極大的效果。……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這就是著名的「政治設計院」的來歷。
5月22日，中國民主同盟的另一個副主席羅隆基發言，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他說：「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並保證『鳴、放』得好，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的成員和其他方麵人士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示過，由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成立一個機構來檢查肅反偏差。」他「擁護這個主張」。
這就是羅隆基「平反委員會」的來歷。
在6月1日的座談會上，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發言，他事先準備了發言稿，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儲安平照著稿子念到：「解放以後，一般說來，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開展以後，也很少講話。九三、作家協會來邀，都未發言，……一則我對發言的積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談。所以統戰部座談會開得很久，我一直沒有去。5月30日上午統戰部來電話要我去，我答應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聽說6月1日還要開會，統戰部彭處長希望我6月1日發一次言。……31日下午在家寫發言稿。」
他接著說：「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大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副總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可以研究？」
在接著的發言中，儲安平批評了「黨天下」：
「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士』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
儲安平的發言，震驚了所有在座的人，把大鳴大放推上了最高潮。
章乃噐身為中國民主建國會的副主任委員，早在1957年4月15日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會宣傳工作座談會上，他就談及不要神化毛澤東。他說：「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祕，不要僅僅喊沒有內容的、抽像的口號，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一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
在5月31日的座談會上，他又發言說：「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
接著他又說：「為什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於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儘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不能做到這點。」
這些意見是多麼的誠懇和可貴啊！
（3）.大學教師們的鳴放：
黃藥眠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全國文聯副祕書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兼宣傳部長。在1957年5月10日發表的文章中，他說：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就已經是春天。……當然，春天也還不免有一兩次的春寒，或者是一夜東風不知吹散了花紅多少，或者甚至個人也還不免有一個時期的『傷春』的情緒。但春天究竟還是春天。可惋惜的只是我不能像梅花最先傳出春天的消息。」
在5月11日的座談會上，他說：
「當前最重要的缺點是黨與非黨的關係搞得很不好。有些事黨員不對也認為是對的，非黨員對的也認為是不對的。黨員可以一年提升三級，非黨員儘管勤勤懇懇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級。黨員犯錯誤關起門來在黨內檢討，只要不受組織處分，依然有權在手」。「有些學校領導人怕和教師群眾見面，專門坐在辦公室聽黨、團員的匯報，造成部分群眾怕和黨、團員接觸。還有部分黨員恃功驕傲，有特權思想，不甚讀書，靠黨吃飯，口談馬列主義，而不肯刻苦鑽研。」
在6月5日的座談會上，他更談起了自己的處境：
「我自到了北京後，很滿意，不滿的就是叫我當了系主任，有職無權而拿人當玩具玩一玩。」
清華大學教授、副校長、著名力學家錢偉長在5月11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我是老清華了，一向是敢說敢做的，但是這些年來，當家作主的味道越來越稀薄了。許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為另外有一條線總是比你走得快」。「在高等學校究竟依靠誰呢？應該主要依靠老教授。目前全國高等學校對老教授的作用和積極性的估計不足是個普遍、嚴重的問題。……現在的情況是首先把人分成了兩類，對一類人總先看他的優點，對另一類先看他的缺點，這樣老用『先入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牆就造成了。」
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陳仁炳，也是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在當年的鳴放中他曾說：
現在許多單位是「外行領導內行」，即使有民主人士當領導也是「有職無權」，「我們幫助黨整風的最好方法就是向這些黨內同志們大喝一聲：同志，你必須改走另一條道路了」。「在整風運動中是應該著重鼓勵人發掘缺點和錯誤的，決不要拿『抹煞過去成績』的帽子往人家頭上戴」。「為了黨和祖國的前途，需要算舊賬。……有的犯了錯誤的同志，最喜歡用反對算舊賬來掩蓋自己的錯誤。……你如果不贊成算舊賬，那就無法逃避掩蓋自己的錯誤的嫌疑，而且就無法逃避不『為了黨和祖國的前途』的罪名」。「治大病要用重藥」。
在教師們的鳴放中，最「驚人」的發言要算葛佩奇了。
葛佩奇當年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講師，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報》摘載了葛佩奇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座談會上的發言：
「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裡。……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和面。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資供應緊張，『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說良心話，這是生活水平下降，這是黨的政策犯了錯誤。豬肉哪裡去了呢？被幹部吃光了。」
「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老百姓幾時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有得到統治地位時，老百姓總是歡迎他們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人們就要反對他們。1945年抗戰勝利時，老百姓也歡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很危險的。」
「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這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在6月5日的座談會上，葛佩奇又發言說：
「至今群眾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那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
葛佩奇的這些言論，空前激烈，空前尖銳。通過《人民日報》轉載，頓時傳遍了全國。從此葛佩奇「名震全國」了。
（4）.大學生們也大膽地鳴放：
當年大學生們的鳴放，要首推北京大學。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張元勛和瀋澤宜率先貼出《是時候了》的大字報，用詩的形式寫出：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弟兄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這首激情的政治詩，激勵了許許多多的北大學生，在短短的三天內，鳴放的大字報驟然增加。5月20日，署名「一個『強壯而懷有惡意的小夥子』」題為《一株大毒草》的大字報出來了，作者的真實名字叫譚天榮，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級的學生。他的大字報寫到：
你凝了一下眸，
你微微一笑，
你目瞪口呆，
你緊鎖雙眉，
你咬牙切齒，
你點一點頭。
在幾句詩之後，作者寫到：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萬不要發神經病，應該改一改那種聽到一句不習慣的話，就本能地反對那種條件或無條件反射，要不我說西郊公園比北大對你更合適。」
「我曾經痛苦的思考過，看過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經典著作，現在到底整理出一個眉目來。」
作者宣稱整理出的「眉目」，就是他寫的長篇文章《教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文章說：
「我是從物理學本身發現辯證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現在哲學已經江河日下，一切科學在形而上學的統治下已經面臨毀滅，一些著名的學者，例如周培源、錢學森、華羅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學科學常識方面存在多麼可怕的空虛和混亂啊。緊接著，我意識到，全世界面臨一次空前的變革，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的兩支大軍在不同領域內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學生運動不過是一次世界規模的民主運動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視著中國，中國注視著青年學生，青年學生注視著我們北京大學，所以我們沒有權利放鬆自己的戰鬥。」
在文章的結尾，譚天榮高呼五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社會主義民主萬歲！馬克思主義萬歲！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
此後，譚天榮又與人在廣場上多次發表演講，並與人展開辯論，一時間譚天榮成了北大敢於講真話的英雄人物，鼓舞著許多學生投身到鳴放中來。林昭就是深受激勵的一員，此後林希翎也投入到譚天榮的演講隊伍之中。
林希翎本名程海果，當年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的學生。在大鳴大放出現之後，1957年5月23日晚上，他到北京大學廣場進行演講。據後來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華社長篇通訊記載了她演講的一些內容：
她說：「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黨現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同胡風所提的基本一致。」「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
林希翎還談到「資產階級國家的部長可以罷免，這我看是好的。」「肅反擴大化了。」
……
類似以上的鳴放在全國都是很普遍的，在此無須一一贅述了。以下僅就筆者當年所在省、市的鳴放情況概述其後。
（5）.廣西地區的鳴放：
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下達後，1957年5月17日，中共廣西省委也發出《貫徹執行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以指導廣西各地整風運動的進行。
從5月23日開始，中共廣西省委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林克武在講話中誠懇希望黨外人士幫共產黨整風。「盛情難卻」，黨外人士們講話了。
在眾多的發言中，要首推民革成員李文釗，他說：「肅反搞錯了。……把在舊社會做過事的，有年齡的，都在肅反中加以打擊」，「專家、學者等都被鬥爭，無一倖免」。「現在黨內盛行黨八股，就是我是黨員，反對我即反對黨，反對黨即是反革命」。
許多的民主人士都爭相發言，如：
呂集義說：「共產黨以黨代政，宗派主義嚴重。」
李任仁說：「共產黨員虛心不夠，驕傲自大。」
賴信說：「運動出偏差，工作受損失嚴重。」
陳雄說：「大家有三怕，焉能無隔閡！」「共產黨員有三怕：一怕有損黨的權威，於是聽了不順耳之言就給人扣上『損害黨』、『反黨』的帽子；二怕有損自己的威信，黨員認為比人高出一頭，於是不懂裝懂，不尊重民主人士；三怕民主黨派人士辦壞國家大事。黨員認為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天下事應該由我來辦。於是非黨人士就有職無權。」
「民主黨派人士也有三怕：一認為自己是舊社會過來的，怕看問題不全面，不對頭，自卑，對問題不敢處理；二怕丟了飯碗棄了前程，有意見不敢揭，等人指揮；三怕坐牢，怕挨報復。」
張景甯說：黨與非黨的關係是「深溝厚牆，使人消極」。
工商界人士雷成說：「企業界裡有兩堵牆，黨與非黨之間是一堵牆，公方與私方之間又是一堵牆。歧視資本家現象還是存在的。」
直到1957年7月5日，此時北京已開始「反右」了，而《廣西日報》還以「廣西師範學院（即現在的廣西師範大學）鳴放空前活躍」為題，報導民主人士和教授們的鳴放。
黃現番教授說：「非黨人士做負責人的都是傀儡，全國都是如此。我們應該有職有權有責。」
總務長萬仲文說：「黨的宗派主義情緒嚴重」。「我總有一個感覺，領導上對一個知識份子，沒有從他實在的知識水平上去對待他，好像有了下列六種情況之一就對他不尊重：一是歷史複雜的；二是政治思想所謂後進的；三是教學觀點稍有問題的；四是教學效果不太好的；五是生活上和工作作風上稍有點人情味的；六是跟領導上意見不一致的。只要有這六條之一，就得不到尊重。」
馮振教授說：「我是擁護黨、愛護黨的。但是擁護黨和愛護黨是相對而言，而不是絕對的。假如黨變了質，它與群眾利益相違背的時候，它就必定會失去人們的熱愛和擁護。因此，希望共產黨能以國民黨為什麼失敗作為自己的一面鏡子，這樣人民對黨的擁護和熱愛才不會減少。」
以上摘選的這些鳴放言論，都是那個時代有代表性的言論；雖然只是眾多鳴放者中的少數人之言，然而從這些言論中足可以看到當時共產黨存在的問題，也使人看到了鳴放者的真情所在，他們確是在誠懇地、實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希望，幫助共產黨整風。許多民主人士在過去共產黨未執政的時候，都是與共產黨共同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和腐敗的；現在共產黨執政了，他們一如既往的愛護共產黨，擁護共產黨，用「肝膽相照」來比喻這些民主人士是恰如其分的。然而這些好心，卻不能為毛澤東所容忍，他是在搞「陽謀」、在「引蛇出洞」，以便把鳴放者一網打盡，實現他長久的獨裁統治，其用心真是何其毒也。
三、荒唐而瘋狂的「反右運動」的產生
1、「誘敵深入」、「引蛇出洞」與「陽謀」：
當全國大鳴大放高潮出現的時候；毛澤東無時無刻不在注視著局勢的發展變化，每天都在認真讀著各種報紙和內部簡報。
其實，所謂的號召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份子起來鳴放，幫共產黨整風，這是假的，是毛澤東為「誘敵深入」、「引蛇出洞」而搞的「陽謀」，只是當時不為許多人所知道和理解罷了！
在過去與國民黨的長期鬥爭中，毛澤東是慣於用「誘敵深入」這一策略的，現在「反右運動」他又輕車熟路的在運用這一策略，毛把它稱之為「陽謀」。
這從1957年7月1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可以看出毛關行「陽謀」的論述。這篇社論是毛澤東寫的。
社論說：「本報及一切黨報，在5月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文章，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對於這種猖狂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麼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麼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農民不是每年要鋤幾次草嗎？草鋤過來還可以作肥料。」
毛的這一策略早在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就說到了：
「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這「後發制人」，就是「誘敵深入」的另一種說法，也就是林彪所解釋成的「引蛇出洞」。林彪把「右派份子」稱之為化成美女的蛇，讓他們喝雄磺酒就會現出原形。顯而易見，毛澤東在1957年初的講話，就已經定下了他在整風運動中對待民主人士的策略。
毛澤東在鼓動民主人士起來鳴放的同時，便於1957年5月4日起草《中央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中明確指示各級黨組織，對民主人士的鳴放意見「要研究回答的時機」，也就是要精心選擇反擊的時機。這些都是黨外人士當時不可能知道的。
就是鳴放高潮到來之初，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文中特別指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想要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刮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颱風，妄圖消滅共產黨。」
從此文可再次明顯的看出，毛澤東早就定下了反擊「右派」的方針。由於此文當時未公開發表，只是給中共最高層領導人參閱的（1977年毛選「五卷」出版時才正式公布此文），所以一般的人是無法知道的，故他們仍在好心的鳴放。好心的人們是做夢也不會想到毛澤東是在讓他們鑽「口袋」，最終被一網打盡。
「整風運動」實際上就毛澤東布好「口袋」，等著大批的「右派」往「口袋」裡鑽，他一聲令下，「右派」們就插翅難飛了。
2.「反右運動」的突破口：
儘管毛澤東已張開了「口袋」等民主人士往裡鑽，他隨時都可以發起反擊置他們於死地；但，狼要吃人，他總是會要尋找藉口的。「反右運動」作為一場運動，它必定也會要尋找突破口才便於「名正言順」的行事。這一突破口終於在盧郁文這裡找到了。
盧郁文當年是國務院祕書長助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他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共產黨整風的時候，曾發表與眾多鳴放者不同的意見。他說：
「不要混淆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國務院開會時應該事先準備好文件，以便討論，免得像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一樣每天爭吵，議而不決，不能說就是形式主義，就是不讓大家討論」；「自己同共產黨相處得融洽，中間沒有牆和溝，如果有些人和黨員之間有了牆和溝，應該『從兩面拆、填』，雙方都要主動」；「共產黨人對某些批評可以辯駁，這種辯駁不能認為是報復打擊」。
由於盧郁文的這些意見與眾不同，在當時眾口一詞對共產黨提意見出現高潮之際，盧郁文的這些意見顯然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譚惕吾就是反對者之一。
譚惕吾是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在過去的國共鬥爭年代站在共產黨一邊做過一些好事。對盧郁文的發言她表示強烈的不滿。他說：
「盧郁文的意見不是幫助共產黨整風……盧郁文說與黨員毫無隔閡，那不是由衷之言。」「我們要講真話，領導黨選擇人也要注意，要選對黨進忠言的人。」「很多黨與非黨的關係問題，常常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由無恥的民主人士弄出來的。這些人隔離黨、隔離群眾，藉機會向上爬。」
在5月29日上午舉行的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盧郁文和譚惕吾又繼續發生爭論。
到了6月6日，在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盧郁文的發言捅出了「匿名信事件」。
盧郁文說：他在5月25日會議上發言之後，有人給他寫匿名信，辱罵他是「為虎作倀」，是「無恥之徒」，恫嚇他要「及早回頭」，否則「不會饒怒你的」。匿名信最後還說：「共產黨如果認你這班人的話」，「總有一天會走向滅亡」。
平心而論，盧郁文與譚惕吾發表的不同意見，應該屬正常現象。有意見能在會上發表，這本沒有什麼；但如果真有以匿名的形式給人寫信，這就不足以稱道了。
盧郁文收到匿名信，當時就有不少人對他的真實性表示懷疑。真實情況如何，只有盧郁文自己清楚了；而匿名信究竟是何人所為就難說清楚了。
匿名信本來就是一件偶發的個案，對整風運動也本無大礙的；但，在毛澤東看來，卻是給他抓住反擊的機會了。
毛澤東認為：「這封恫嚇信好就好在他攻擊的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盟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
果然，毛澤東不放過這一機會，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起反擊右派的鬥爭。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社論是毛澤東親自改定並決定發表時間的。這是一篇石破天驚的社論，「反右運動」正是從這一天開始拉開序幕的。
也是在這一天，毛澤東親筆所寫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作為中共中央文件而電發各地。
文件指示各地：「請你們注意各民主黨派中反動分子的猖狂進攻。要組織每個黨派自己開座談會，左中右的人都參加，正反兩面意見都讓其暴露，派記者予以報導。我們巧妙地推動左中右分子發言，反擊右派。」
「這是個偉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只有這樣做，我黨才能掌握主動，鍛練人才，教育群眾，孤立反動派，使反動派陷入被動。……總之，這是一場大戰，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膿瘡），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分子又未能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練，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現在國內形勢很好，我們能夠鞏固地掌握工農黨政軍及大多數學生。」
這一文件的下達，毛澤東發起反擊「右派」的鬥爭開始了。
6月10日，毛澤東起草的另一個文件《中央關於反擊右派份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下達，毛澤東要求各地仿照北京，開始「反擊右派」。可憐這些民主人士及知識份子們，他們好心的鳴放，喚來的卻是滅頂之災陷入深淵。
3.「反右」高潮的到來：
抓住「匿名信事件」，毛澤東找到突破口，拉開了「反右運動」的序幕。在毛澤東的號令下，工人們率先動起來了。就在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的同時，報紙以大字標題《石景山鋼鐵工人反對離開社會主義的謬論痛斥匿名恐嚇的卑鄙手段》發出報導，說：「報紙上登載了盧郁文接到恐嚇信的消息，激起了石景山鋼鐵工人的憤怒。……」
緊接著，6月9日《人民日報》又報導了《北京國棉二廠職工座談不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抬頭》。6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又發表社論：《工人說話了》。
社論說：「這兩天，北京、上海、天津、瀋陽、鞍山等地的許多職工紛紛舉行座談會，憤怒地譴責極少數右派份子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工人階級的輿論，正在吸引著全國人民愈來愈強烈的注意……」
在各級黨委的具體領導下，各地工人的座談會上，工人們普遍譴責了給盧郁文寫匿名信的行為。這似乎表明毛澤東選擇「匿名信事件」作為反擊右派的突破口是很有眼力的。因為這樣的事件很容易激起公憤。
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毛澤東又抓住時機發起對《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的反擊。因為這兩家報紙是中國兩家黨外的大報，又恰恰是民主人士和知識界人士的言論陣地。
6月14日，毛澤東寫的《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是「反右」戰鬥打響以來毛澤東首次公開發表的批駁「右派」的文章。
6月19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由《人民日報》和首都其它報紙公開發表。此文是毛澤東於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現在正式公開發表，又增加了許多新的論述，頓時成為全國人民的重要學習文件，成為反擊「右派」的理論武器。
7月1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公開指名批判《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社論說：《文匯報》「在春季裡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並指出「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
同時，社論還無中生有的捏造了所謂「章羅同盟」這一大冤案：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畫、有路線，都是自絕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又發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講話。毛說：「這次反右鬥爭的性質，主要是政治鬥爭」，「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囂，發源地都是在北京」。「知識份子是最無知識的……知識份子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沒有別的出路」。
在毛澤東的一系列指令下，全國轟轟烈烈的「反右」高潮到來了。從6月到9月，是全國大規模集中「反右」的時期。不但工人階級率先站起來反擊「右派」，高等學校和知識界、文學藝術界以及黨政機關中，廣大幹部和群眾都站出來反擊「右派」了。就是一些民主人士和知識界中的一些社會名流，如許廣平、何香凝、吳晗、老捨、郭沫若、鄧初民、趙一明……等諸多名人也都站出來揭發和批判「右派」了。
全國「反右運動」的重點是揭露和批判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葛佩琦的「殺共產黨人」以及所謂的「章羅同盟」。
章伯鈞和羅隆基從來就沒有「同盟」過，從國民黨時代以來他們倆就是對立的，「章羅同盟」完全是毛澤東強加於人的。而「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等所謂的「右派言論」、「反黨言論」，也完全是毛澤東把別人的話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的歪曲和誣陷，即使在當時來看，縱觀發言者的全文，完全是對共產黨善意的忠言，絕找不出絲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之言。至於葛佩琦「殺共產黨人」之言，表面上來看是有些出格了，但縱觀他的全部發言，仍然是好心之言，只不過「殺共產黨人」一句屬氣話罷了。因為葛佩琦早在1935年「12.9」運動期間就是學生會領導人之一，1938年加入共產黨，長期在國民黨軍政機關從事地下工作。之後由於他的單線聯繫人被捕了，使他失去了組織關係。解放後，他多次向組織上反映這一問題，但始終得不到解決，使他很有意見。
1957年大鳴大放之時，黨組織來找他，要他在「黨外」教師座談會上向黨委提意見。他本來是共產黨員，一聽「黨外」兩字，心中就有氣。由於心中有氣，所以發言時有些話就出格了。
在黑雲壓城般壓力之下，此時許多的鳴放者為了保護自己，也紛紛互相揭發，並紛紛檢討、認錯，幾乎成了一支檢查和認錯的「合唱大軍」。看到這些，毛澤東高興極了。他的心境很不錯，因為「右派」們被他打垮了。
「反右鬥爭」的高潮主要集中在1957年的6月至9月，著名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他的許多成員、知識界名流及大學生，如章伯鈞、章乃囂、羅隆基、費孝通、曾昭掄、黃紹閎、陳銘樞、龍雲、黃藥眠、陳仁炳、彭文應、錢偉長、陳新桂、浦熙修、譚惕吾、譚天榮、林希翎等等，一大批人都遭到無情的揭發和批判鬥爭，就是黨內一些人，因為對自己的黨有意見，也成了毛澤東「反右」的目標。
1957年8月1日，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中，指出「反右派運動」已進入「深入挖掘時期」，要注意黨內團內的「右派」。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肅清對待黨內右派份子問題的指示》，黨內的「反右鬥爭」也開始了。
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講話說：「有的人進了共產黨，他還反共，丁玲、馮雪峰不就是共產黨反共嗎？」
由此，黨內也揭出了一批「右派」，如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長沙文漢，浙江省委委員、省財貿部部長孫章錄，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河北省政協主席潘復生，青海省省長孫作賓、甘肅省副省長孫殿才、安徽省副省長李世農、監察部副部長王漢、貴州省副省長歐百川等一批中共黨員被打成「右派」。
1957年10月「反右運動」進入尾聲，要開始著手對「右派」的處理。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的通知》，《通知》說：
凡言論、行動屬於下列性質者，應劃為右派份子：
（A）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B）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
（C）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
（D）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
（E）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F）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份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通知》同時還指出，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劃為極右份子：
（A）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陰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B）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C）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D）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其實早在這一《通知》下達之前，全國已有幾萬人被打成「右派份子」了！
在「反右運動」之初，1957年6月29日，毛澤東當時估計北京的「右派份子」只有四百來人，全國也只有四千人左右。十天之後，毛澤東把所估計的「右派份子」的數字翻了一番，全國的「右派份子」達到了八千人上下。
到了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時，全國已劃的「右派份子」則達到六萬二千多人。這時，毛澤東估計到「反右運動」結束時，全國的「右派份子」可達十五萬人。
到了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的數字稱「全國揭發出右派份子約四十五萬人」。而到了1980年統計時為五十五萬多人，這僅僅指的是「正宗」的「右派」分子，還不包括那些僅受到批判的「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分子」。如果把這些「分子」和受牽連的家屬們計算在內數量就可達數百萬之眾，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了。
4.對「右派」們的組織處理：
經過「反右鬥爭」的高潮，到了1957年的10月，「反右運動」進入尾聲，需要對「右派」們進行組織處理，也就是「反右運動」進入整改階段了。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國家機關黨委《關於目前反右派鬥爭和轉入第三階段的情況與問題的報告》。
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談到了對「右派」的處理：
「章伯鈞的部長恐怕當不成了。右派當部長，人民恐怕不贊成吧！還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來是人民代表，現在怎麼辦？恐怕難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當人民代表了。」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統戰部在12月召開了第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提出了對一百多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右派份子」的處理意見，內中絕大多數人被撤職或降職。
在中央統戰部意見的基礎上，12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一屆人大代表中右派份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在「反右派鬥爭中，共揭發出一屆人大代表的右派份子共62人。經中共中央決定，內中53人由原選區的人民代表大會撤銷其代表資格。
到了1958年1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又會同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部共同研究，選擇了96位知名的「右派份子」作為「標兵」，寫出了《對一部分右派份子處理的初步意見》，上報中共中央，轉發全國，以供各地在處理「右派份子」時作為「樣榜」來參照。
這96名「右派」包括：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黃紹閎、龍雲、陳銘樞、曾昭掄、費孝通、王造時、黃藥眠、黃琪翔、錢偉長、徐鑄成、瀋哲民、彭一湖、彭文應、曾景超、張雲川、陳仁炳……
這96人全是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社會各界知名人士。這些人大部分被撤職降職，有的開除公職，有的送勞動教養，有的被監督勞動，只有兩人免於處分。
有了中央的樣品，各地對「右派份子」的處分就有椐可循了。在各地對「右派份子」的處分中，往往更為嚴厲，使「右派份子」甚至他們的家屬和親友受到更大的傷害。長達20年的時間，這些「右派」們都被打入另冊，受到非人的特遇，身心都受到極大的傷害。他們中的少數人被投入監獄，或者被送勞動教養，有的被迫害至死；有的被逼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的被開除黨藉、公職；有的雖保留公職，但長期受到歧視和迫害。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有部分「右派」被摘帽了，但仍被以「脫帽右派」稱之，一有什麼政治運動首先是警告這些人不准「亂說亂動」，「禁止右派翻天」。
數百萬之眾20多年受盡欺凌，歷盡人世間的奇恥大辱，這是極為罕見的歷史性災難。人的一生能有幾個20年呢？這不是毛澤東的一大罪過嗎？
四、廣西地區的「反右運動」：
當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後，「反右運動」在全國拉開了序幕，此時的廣西雖然也跟著中央的部署開始了「反右運動」，但也僅僅是轉載中央級報紙的「反右」消息，尚未真正開始「反右」。這從當時《廣西日報》所報導的消息即可看出。如《廣西日報》1957年6月13日報導：民革廣西省委成員集會，決定一面繼續鳴放，一面分辨香花毒草；6月16日報導：本省各民主黨派成員及社會人士發表意見，駁斥右派反動言論決不是「收」，鄧達之說「《人民日報》不應過早下結論，不應扣過大的帽子」。
就是到了7月5日，《廣西日報》還報導：
廣西師範學院鳴放空前活躍，黃現番說非黨人士做負責人都是傀儡；萬仲文列舉六條黨對知識份子不信任不尊重的「標準」。
也就在同一天還報導：省委統戰部在省政治學校連續召開座談會，宋育雲、趙伯衡等人繼續鳴放的消息。
從這些報導中不難看出，這一期間的廣西仍然是處在「鳴放」之中。而「反右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7月中旬。
7月11日，《廣西日報》報導：廣西師範學院揭開反右派鬥爭序幕。
7月14日，《廣西日報》報導：右派份子萬仲文向黨猖狂進攻，桂林市民革、民盟組織要他徹底檢討交代；黃現番以人民代表身份煽動學生鬧事。
這前後不到十天，風向突然變了，從「鳴放」轉入了「反右」，「反右運動」在廣西是真正開展起來了。
「反右運動」首先也是在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界中展開。如7月16日，《廣西日報》報導：
千夫所指，鐵證如山，必須老實交代，桂林各界人士揭露萬仲文反黨罪行。
7月17日《廣西日報》：
省教師進修學院全院師生舉行大會，揭露和聲討盧顯能等右派份子。
7月19日《廣西日報》：
高舉起保衛社會主義的旗幟，南甯八千多職工憤怒反擊右派份子。
8月2日《廣西日報》：
胡明樹、林喚平、李文釗結成反社會主義聯盟，在省宣傳會議期間瘋狂進行反黨活動，他們開了向黨進攻的「誓師大會」，有計畫有步驟地攻擊中共廣西省委、廣西日報和省文化局，並在共產黨內和《廣西日報》內設立反黨據點蒐集情報，放火煽風。
8月3日上午，廣西黨政領導幹部韋國清在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上作「反右鬥爭動員報告」，把廣西的「反右運動」推上了高潮。
廣西「反右運動」的重點是桂林、南寧兩市的民主黨派領導機關、高等院校及文化、科技界的知識份子。
重點揭露和批鬥的對像是民主人士及知識界知名人士。如李文釗、黃現番、盧顯能、黃半文、萬仲文、林喚平、胡明樹、蒙偉民、何自堅、胡慰祖、陳良佐、陳雄、賴慧鵬……等等一大批人。
隨著「反右運動」的深入，不但在黨外反擊「右派」，黨內的不同意見者也難逃毀滅的命運。如：
8月6日《廣西日報》報導：
中共廣西省文化局總支開會，揭發王成（廣西人民出版社編輯部主任）的叛黨行為，誣稱他「已成為右派份子在黨內的內應，與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站在一條戰線上向黨進攻」。
8月13日《廣西日報》報導：
省糧食廳連續舉行辯論會，駁斥黨內「右派」黃孟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
8月14日《廣西日報》報導：
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廣西省分公司黨員幹部徐道頤的反黨謬論受到嚴重批判，他到處販賣資本主義民主，公開叫囂黨不能領導革命。
8月17日《廣西日報》報導：
省工會聯合會及各產業工會幹部，嚴厲聲討黨內右派份子羅復（省工會副主席）瘋狂向黨進攻，煽動別人要以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付黨。
由黨外民主人士及高等院校、文化界的「反右」到省、市黨政機關「反右」，自1957年8月開始至1958年上半年，「反右運動」在各縣及農村中、小學教師中也普遍展開。
據一些市、縣官方的統計資料，如：
平樂縣在1958年3月4日由整風轉入反右，歷時月餘，有273人被劃為右派，338人有右派言論（未戴帽）。
邕寧縣1957年8月開始反右，1958年8月結束，269人被劃為右派。
平果縣1957年6月至8月反右，教師中有113人劃為右派，幹部有108人劃為右派。
貴港市（原貴縣）1957年9月開始反右，1958年夏季結束，有429人被劃為右派，244人為中右。
蒼梧縣1957年10月開始反右，有310人被劃為右派。對這些右派進行處理時，有13人被法辦，43人送勞動教養，89人被開除。
合浦縣1957年11月開始反右，有433人被劃為右派。
梧州市1957年8月開始反右，有1034人被劃為右派。
僅據45個市、縣的統計，被劃為右派的人數達到11,000人；全廣西估計被劃為右派的人數在兩萬人以上。作為當時經濟、文化落後的一個省份，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了。
這些被劃為「右派」的人中，除部分民主黨派和知識界知名人士和少數黨政幹部而外，大部分為中小學校的教師。可憐這些教師們，他們長年累月在鄉村或者偏僻的山村從事教學工作，外部世界發生的一切他們很少知道，都是一些忠厚老實的人，僅是對某些領導人或者某一件事有不同意見，就被打成「右派」，受到長期的迫害。也許他們對「左」、「右」為何物尚不清楚，也身陷深淵長達20多年之久。我小學時代的一個老師陳友值，還是我的一個遠房親戚，解放後一直從事小學教學工作，後來提拔到平樂縣橋亭小學當了校長；1958年大躍進開展後，他僅說了一句玩笑的戲言：「鼓足幹勁，拿燈上油」，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後開除公職回家當農民，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落實政策時才恢復教師職位。20多年飽受人間之苦，實在也是一件極為罕見的人間災難。
五、中專學生中也抓「右派」：
那時的桂林地質學校是重工業部在1956年建立的一所四年制中等專業學校，1956年秋季招收了第一屆500名學生，筆者就是其中的一員。當1957年春、夏之間全國開始「鳴放」和其後的「反右」鬥爭時，學校中除了日常的政治時事學習而外，也只是從報紙上瞭解全國「反右」鬥爭的情況而已，學校中一切教學秩序還是正常的。
到了7月下旬學校放暑假，我回到了在農村中的家。由於當時的農村缺少報紙，整個暑假期間沒有看報紙，全然不知當時全國「反右」鬥爭進展的情況。
8月底暑假結束，新學年開始，我回到了學校。進入校園內，一走進教學大樓，頓時令我震驚了，但見大樓走廊的牆壁上貼滿了大字報，全是揭發和批判所謂「右派份子」的。有批全國知名「右派」的「反動言論」，更多的則是我熟知的一些老師們的大字報，他們也被當成「右派份子」來揭發和批判了。
僅一個多月時間，學校的形勢就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真是意想不到的。課餘時間我迅速到學生閱覽室查看8月份的報紙，原來廣西的「反右運動」在7月下旬和整個8月是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在廣西省委和桂林市委的部署下，學校才開展「反右運動」的。暑假期間教師們沒有放假，集中「反右」，難怪我們一回到學校就看到這許許多多的大字報，原來是學校教師中的「反右運動」開始了。
1957年學校沒有招收新生，只有56級的500名學生，當時有教師約40人左右，加上幹部和職工，全校教職工也只有80人左右。但，在「反右運動」中卻有副校長孫德文和工會主席劉一帆夫婦，俄語教師傅紹先，數學教師韓學潮、白子芬、黃培信、李志新，語文教師林國慶，測量教師李群，黨委辦公室祕書王學銘等人被打成「右派」。另有數學教師柏樹園等幾名教師雖未戴上「右派」的帽子，也受到了嚴厲的批判。
教職工和幹部中的「反右」鬥爭，所有的揭發、批鬥會主要是在他們之中進行，學生並沒有參加這些會議。但所貼的大字報則是公開的，學生們可以看到。看了這些大字報，我總覺得沒有多少實際內容，往往是大帽子嚇人、壓人，一些批判也顯得事實不充分，顯得牽強附會，缺乏誠信和說服力。諸如什麼有人「鼓吹教師治校，反對黨的領導」；俄文教研組傅紹先老師是東北人，曾對蘇軍在東北期間的行為和肅反運動發表過一些意見，就被誣指為「反蘇」、「反對肅反政策」；一些人對某領導或者某一個黨員有意見，就被指責為「反對黨的領導」；對統購統銷、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業合作化有一些不同的意見，就被指責為「反對黨的政策，反對社會主義」……等等。再有就是翻老底，揭露一些人的所謂「歷史問題」，如××人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是「三青團員」，××和「國民黨的特務組織有聯繫」，更有××的父親或者舅舅是「國民黨的反動軍官」也都搬出來了。看得出來，這些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不實之詞。在那個年代，這些東西卻是可以將人打入另冊的重要「罪證」。
1957年的9月中旬以後，學生中也開始「反右」了。
如果說在教師和幹部中進行「反右」鬥爭是那個時代無法避免的話，那麼在中專學生中也抓「右派」則是令人不解了。
據說當時中央就有通知，在工人、農民和中學生（包括中專學生）中不開展「反右運動」，只進行正面教育。而我們學校是一所中專學校，當時學生的年齡大多是16∼20歲之間，也開始「反右」，則不能令人理解了。
我記得學校「反右」領導小組的主要負責人是蔡智（學校團委書記），此人是一個表面滿面笑容，背地裡卻是陰險狡詐的人。他在各個學生班級都成立了「反右」領導小組，由各班級學生中的黨員或者團支部負責人組成，如學生中黨員溫兆斌、陳瑞義、林炳營、林榮光、王仁剛，以及共青團員中的積極份子如尹維和、吳乃光、湯鎮靜、楊兆便等多人，可以說這些人都成了「反右」的積極策劃者和蔡智的得力幫兇，成了學生中的整人狂。
十個學生班級不到500名學生（原有500名學生，經過一年的學習後，有十多人因病休學或因成績差退學了），竟有近20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如地質專業的學生蔣有順、盧國昆、陸明珠、劉正基、龐業基、郭卓平、陸宏津、陳建德、蘇其炳、陳家賢、趙晴生、石友南、易鵬飛，物探專業的鄒東林、劉志斌、江通創、鄭成業、黃星、肖道全等人。還有十多名學生雖未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但因有嚴重的「右派」言論，也多次受到了批判，如梁大玲、程康國、羅清宇、黃炳瑜、鄧文雄等人，其中梁大玲並被逼跳樓自殺（幸未死）。中專學生中也抓「右派」，真是令人不解的千古奇談。
這些學生「右派」的所謂「右派言論」，概括起來不外乎是：
對班級黨員或者團支部負責人有意見被視為是「反對黨的領導」；
對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業合作化有意見，被指為「反對黨的政策，反對社會主義」；
有人說「把好的農產品都出口給蘇聯了」，還有陸明珠一次在說尼赫魯時，說成「赫魯曉夫」，都被誣稱為「反蘇」言論；
更有陸明珠、劉正基等同學，因為個子高大，平時又愛運動，為此經常向學校反映意見，說是「糧食不夠，吃不飽」，也被認為是「對現實不滿，反對社會主義」。
…………
這許許多多的所謂「右派言論」，實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為了深入開展「反右運動」，「反右」領導小組曾組織全校師生觀看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有關「反右」鬥爭的新聞記錄片，也曾組織我們到廣西師範學院（現今的廣西師大）參觀該院的「反右」大字報。
早在6、7月份時，在報紙上我都看過許多「鳴放」的言論和「反右」鬥爭的報導了，對知名的大「右派」章伯鈞、章乃囂、羅隆基、儲安平……等代表性的人物，對大學生中的「右派」譚天榮、林希翎等人都是熟知了的。現在通過記錄電影，看到了這些真實的人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希翎，在記錄片中只見她著一身褪色的灰黃軍裝，短髮，顯得一表人材，平靜地坐著面對別人對她的「批判」，不時用筆在記著什麼……說實在的，不論是從報紙上看到對她的報導，還是影片中看到她的形象，在我的內心裡都有一股難以言狀的同情和敬仰之心，我贊同她的觀點，認為她是一個有為的青年，一個有時代氣息和有棱角的青年。對這些人的批判越深入，越發產生對他們崇敬之心。參觀廣西師院的「反右運動」，看到了揭發、批判林喚平、黃現番……等教授們的大字報，也看到了學生中的「右派」謝登堡、廖志孝、王光漢、李家福等人的大字報，我都充滿了同情和敬意，只是這種思想當時沒有勇氣表露出來而只能隱藏在內心深處罷了。
看了「反右」的記錄片，參觀了師院的「反右」大字報，回到學校後，「反右」領導小組就組織大家討論，談感想。「反右」積極份子們當然會利用這樣的場合來表現自己，大談收穫體會，表示決心，要把「反右」運動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而我們一批不熱心「反右」的學生，在這樣的會上雖然也違心的說幾句「受到了教育和啟發」之類的空話、套話，但在後來的批鬥「右派」們的會上，我們只是跟著喊喊口號，積極性始終是提不起來的。
「反右」運動的後期，1958年的春天，開始了對「右派」們的組織處理。我記得學生中有幾名被劃為「極右份子」的學生易鵬飛、蘇其炳、石友南等人，被譴送到農村勞動，一年多之後才重新回到學校學習（仍然受到監督）。其他被劃為「右派」的學生雖然仍留在學校學習，但已經喪失了做人的尊嚴和應有的權利，受到了各種歧視。1960年7月畢業分配工作，這些「右派」畢業生被分配到地質勘探隊後，長期從事勞動，當普通工人使用。有的人雖在上世紀60年代初因勞動表現好而脫掉「右派」帽子了，但仍長期被以「脫帽右派」稱之，受到歧視。政治運動一來就要被警告，不准亂說亂動，甚至受到批判鬥爭。一些人是到了70年代初期才脫掉「右派」帽子的。十多年的苦難歷程，他們的青春被消磨盡了，實在是人生的一大悲劇。
至於教師中的「右派」，他們受迫害的時間就更長了。林國慶和孫德文、劉一帆夫婦雖然在「文革」前脫掉了「右派」帽子，但長期得不到重用，只在圖書館做管理員工作，工資被降級，政治上長期受歧視。王學銘是「文革」結束後才脫帽的，一直在學校被監督勞動，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和工作的權利。被劃為「極右份子」的俄文教師傅紹先和數學教師韓學潮、李志新均被開除公職，譴送到農村勞動。直到「文革」結束後，80年代初，傅、韓、李三人才得到改正「右派」的結論，重新回到學校，恢復教師的待遇。20多年的磨難，使他們本人和他們的親屬身心都受到極大的傷害與摧殘，這悲劇的人生是多麼地令人惋惜和同情啊！
與此相反，那些「反右」的英雄們，像蔡智及學生中的溫兆斌、陳端義、吳乃光等一批人都受到表彰。吳乃光、尹維和、湯靜鎮等一批團員入黨了，1958年未到畢業時間即提前留校擔任行政幹部了，成了其後歷次政治運動的積極份子。在「文革」運動的中期，1971年學校開展清查「5.16」運動時，吳乃光成了審查我的所謂「『5．16』專案組」負責人，成了學校紅極一時的所謂「紅人」。
六、值得總結和反思的幾個問題：
今年是「反右運動」的60週年。60年前發生的這段歷史，今天再回首當年之事，仍然是令人驚心動魄和非常痛恨的。
在紀念「反右運動」60週年的時候，我們應該永遠牢記這段歷史、反思歷史，才能指導我們民族的未來。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重溫和反思歷史，是有著極為重大的現實和深遠歷史意義的。
前車之鑒，後事之師。為了更好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筆者認為下列幾個問題是特別值得當今的人們深思的。
1.是「勝利」還是一場歷史性的大災難
這是世人首先要深思的問題。
大規模的「反右運動」在1958年初基本結束（個別地方是在1958年底甚至到1959年初才結束的），195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八屆四中全會，會上宣布「反右鬥爭」取得了「偉大勝利」。人們自然會問，「反右」是「勝利」嗎？又是誰的「勝利」？
對毛澤東而言，「反右鬥爭」他是勝利了，因為「反右鬥爭」完全是按他的策劃進行的，按照他的「陽謀」——「誘敵深入」，「引蛇出洞」，使大批的「右派」往他準備好的口袋裡鑽，給他聚而殲之，由此，使他的封建法西斯獨裁統治得以實現，他從此走上了中國的神壇。毛澤東勝利了，他發出了勝利者的奸笑。
然而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特別是對知識界而言，「反右鬥爭」決不是什麼「階段性勝利」，而是一場大浩劫，一場有史以來少有的空前民族大災難。
且不說被打成「右派」的人們和他們的家屬以至親友數百萬之眾飽受20多年的磨難，有的被迫害至死，家破人亡，有的被投入監獄或者勞動教養，有的被開除黨藉、公職譴送農村過著非人的生活，有的雖留職，也是長期被監視、被歧視，喪失了做人的尊嚴和政治權利。
更主要的是「反右鬥爭」後，中國從此走上了一條極「左」的道路，一個緊接一個的大災難更是使中華民族陷入了連續不斷的苦難深淵之中……
1958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的生態環境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超英趕美……等等假話、空話、大話害得國人苦不堪言，公社化成了現代的農奴制；
1959年的「反右傾」，極「左」思潮進一步發展，「反瞞產運動」更使假話和浮誇禍害無窮；
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大飢荒，三千多萬中國人被活活餓死；
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運動」，整幹部、整群眾，大搞階級鬥爭，大割資本義尾巴，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使剛剛開始復甦的經濟又遭到嚴重破壞；
直至1966年開始「文革運動」，為期十年，數百萬人慘死，數千萬人慘遭迫害，經濟全面崩潰，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災難。
上述的一切，都是「反右鬥爭」帶來的災難後果。
可以說，1957年的「反右鬥爭」是中國向「左」轉的一個大轉折點，是「文革運動」的一場預演。沒有1957年的「反右鬥爭」，就不可能有1966年開始的「文革運動」。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來一次，1957年「反右」後，1966年果然來了一場更大規模的運動。「文革運動」是一場大災難，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發起的第二次「反右運動」。
毛澤東曾說，他實行的是「剝筍政策」。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剝去了民主人士和知識界中的黨外「右派」，1966年開始的「文革運動」中，他則剝去了黨內的「右派」。這毫無疑問的都是民族的大災難。
2.僅僅是「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還是根本上的錯誤：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10月「四人幫」倒臺，「文革」壽終正寢。
隨著毛的去世和「文革」的結束，否定毛的路線，平反毛時代所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就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徹底否定「反右運動」，為「右派」們平反就是擺在世人面前的一項重要工作。
「反右運動」是根本錯誤的，「右派」們必須徹底平反，這幾乎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認識。
然而在1978年4月中央的「55號文件」中只是提出全部摘去「右派份子」帽子，對錯劃的「右派」也只是採用「改正」一詞，這樣做雖然較毛時代有進步了，但仍然是令人疑慮，令人不能滿意的。
到了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講話說：「反右運動是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份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確實處理得不適當，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1957年不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總之，1957年的反右鬥爭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
鄧小平的結論顯然是錯誤的，是謊謬透頂的無恥之言。
鄧小平當年是總書記，是「反右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是「反右運動」的積極份子，他不可能從根本上否定「反右運動」，不可能為「右派」們徹底平反，這是早在人們意料中之事。
如果當今還有執政者在步鄧的後塵，還在維護毛、鄧當年的錯誤，就實屬無必要了。因為當今的執政者在「反右運動」時大多還是中小學生，對世事是知之不多的，「反右運動」對他們來說不存在什麼責任問題，何必還要背上「反右」的包袱來維護毛、鄧當年的錯誤呢？
「反右運動」是根本錯誤的，這是任何一個尊重歷史事實、有良知的人都會得出的共同結論。
就以1978年給「右派」摘帽時的核查結果來說，當年改正的「右派份子」為54萬多人，佔「右派份子」總數99%以上，這就表明99%以上的「右派」是錯劃的，1957年開展的這場「反右運動」所打擊的「右派份子」之中，99%以上是打錯了的。
當年經過審查，全國「維持原案」、「未予改正」的「右派份子」就中央一級而言，只有5人，加上地方90多人，即全國只有不足百名「右派」未予改正，而開展一場全國規模的「反右運動」就是為了打擊這不足百人的「右派」嗎？這樣的一場荒唐運動還有必要嗎？
核查表明，作為1957年「反右」核心的「章羅同盟」是子虛烏有的，而99%以上的「右派」又是打錯了，發動這樣一場空前的「反右運動」它的必要性在那裡？
其實所謂中央一級的五名「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未予改正，也是根本錯誤的。縱觀這五人的全部言論和他們的一貫表現，國共內斗時他們就是站在共產黨一邊的，解放後他們都在不同的崗位為共產黨效力。就是在「大鳴大放」時，他們也絕非「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是出於對共產黨的愛護才提出了善意的批評意見，而且這種意見是在毛澤東和中央統戰部反覆邀請、動員之後才提出來的。既然是意見，並無任何的綱領和行動，即使有「錯誤的意見」，那也是憲法和法律允許範圍內的言論自由，又何談得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呢？毛澤東不是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為什麼人家一「言」，卻要給人以言治罪呢？
中央級的這五名「右派」未予改正是錯誤的，地方上的90多「右派」堅持不改正就更是錯了。
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認為：「反右是中共的自閹」，「反右鬥爭對民族、國家、文化、知識份子是嚴重的傷害，同時也極大地傷害了共產黨自身」。這話是誠懇而又實際的，但願有更多的領導人能有這種認識，能從根本上徹底否定「反右運動」，為「右派」們徹底平反，向他們和他們的家屬認錯、道歉、賠償他們的經濟損失。這樣做對執政黨不會有任何損害，相反只會增強執政黨在人們心目中的威望，人們會更擁護執政黨。
3.值得反思的民族
「反右運動」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巨大的災難，這固然是因為毛澤東大搞「陽謀」，是因為他的封建法西斯獨裁專制及大興文字獄的原因而外，與我們這個民族自身存在的缺陷也是有關係的。「反右」中假如沒有許許多多人的積極參與，沒有這許多人的揭發和批判，也絕不會抓出如此多的「右派」，「反右運動」所帶來的災難也許要小多了。
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無疑也是世界上偉大的民族之一。然而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由於封建專制文化的影響，我們這個民族也會有懦弱、醜陋以至劣根性的諸多缺陷。雖然在不同層次的人群中表現有所不同，但所存在的問題卻是不容否定的。
如，在「大鳴大放」開始之時，許多民主黨派人士和知識界人士能團結一致的發表意見，發泄內心的不滿；而一旦毛澤東開始施加壓力、開始反擊的時候，許多人不但紛紛檢討、認錯，有的甚至反戈一擊揭發自己的同類，有的甚至落井下石，把兩個人私下交往的談話也當作「罪證」予以揭發，使被揭發者無故頻添了許多「罪狀」，自己也未必能逃過劫難。
這樣的例子在「反右運動」中是不少的。我親眼所見，在我們學校，原來相處較好無話不談的兩名同學，「反右運動」開始後，其中的一人受到揭發和批判，另一人為了「過關」，或者為了「立功」，也把私下交談的話揭發出來，以至發展到互相揭發，結果雙雙成了「右派」，實屬可憐而又幼稚之舉。
像這樣的例子全國各地都會有的。
當時全國的知名人士，有的在運動一開始就充當了積極份子，揭發批判「右派」，如吳晗、老捨、郭沫若……等等都成了「反右」的積極份子；而到「文革」開始後，吳晗、老捨等人卻被迫害致死，實在是令人可憐而又值得同情的。
許多人紛紛檢討、認錯，這種檢討成了「罪證」的自供，最終也難逃「右派」這頂帽子。如全國「右派」的頭麵人物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黃紹閎、陳銘樞、龍雲、譚惕吾、馬哲民、宋雲彬、葉篤義等一大批人，都紛紛在報紙上發表自己的檢討。就我們學校而言，不論教師還是學生中的「右派」，個個都檢討低頭「認罪」。但也有少數人能堅持真理，拒不承認錯誤的，章乃囂、馬演初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更有像林昭一類的人，她（他）們不但從不認錯檢討，相反卻遣責「反右運動」是根本錯誤的。雖然她（他）們最終被獨裁者殺害了，但她（他）們的精神的光芒卻是永存的，人們會永遠懷念和敬仰她（他）們。
這充分反映出我國知識份子的不同狀況。有優秀分子，如林昭、馬演初一類有骨氣的先進人物；也有一大批懦弱的人，他們在災難來臨之際，喪失了人的尊嚴和應有的良知，在毛澤東突然變臉後自相殘殺，或者背後告密，打小報告，借誣陷他人來洗刷自己，借批判他人來表明自己的革命和忠心，結果有的雖僥倖過關，有的也難逃災難的厄運。這些懦弱者們之所為，雖然是由於壓力和威逼所致，檢討大多也是違心的，但它所反映出的卻是我們民族的缺陷所在，也是懦弱的典型表現。
至於那些在「反右運動」中大喊大叫的積極份子，他們或策劃於密室，或赤膊上陣，揭發和批判「右派」，是踩著別人往上爬的吃狼奶長大的狼群，是我們民族中最具有劣根性的典型人物。正是有了這樣的一批人，毛澤東發動的所謂政治運動才能得心應手，也才能有如此大的災難產生。「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四清」乃至「文革」，在這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人們對那些吃狼奶長大的愚昧而又凶殘之徒是早已司空見慣了的。
我們必須要深入反思這些，要徹底清除我們民族中的劣根性和大大小小的缺陷，才不至於給一些政治騙子所利用，才能減少以至徹底清除那些兇惡的狼群，使我們的民族不再有大的災難產生。
4.憲政民主制度才入是社會和諧進步和根本保障：
毛澤東當權的年代，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連年不斷，不但經濟上屢遭破壞，人民長期貧窮困苦；在政治上更是由於獨裁專制和「馴服工具」、「輿論一律」、「保持一致」等的說教，使人民不但失去了民主和自由，而且冤假錯案叢生，橫遭生靈塗炭，整個社會是毫無和諧進步可言的。
反思這個社會，歸結到一點，就是我們的社會尚未建成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會有這許多災難的產生，才會有社會的不和諧，這是多麼值得深思的一個大問題啊！
想當年毛澤東在與蔣介石爭鬥的時候，他是多麼地希望在中國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他不斷的向蔣介石提出「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的主張；他大言不慚的向人民許諾要建立「民主政治」，許諾「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選、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並向選舉他的人民負責。它將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原來這一切只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是鬥爭需要的一種宣傳手段，他是從不打算真正實行的。他奪得政權後的一系列所為，對他的這些許諾就是最徹底的否定。他的獨裁專制比起蔣介石來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假如真正建立了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毛時代的一切災難都是不可能發生的。
當今的社會比毛時代是有許多進步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有了很大的成就，人民生活與毛時代相比要好多了。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有了一些改進，對此人民當然是歡迎的。然而這還是遠遠不夠的，可以說僅僅是一種改良而已，還不能說有根本上的改變。當今社會現實中的許多不和諧就是最好的說明。如：弱勢群體的擴大和兩極分化的愈日嚴重；社會的道德危機、誠信危機、世風日下；腐敗橫行，黑社會性質犯罪甚囂塵上；治案惡化，惡性事故頻發；假貨充斥市場，嚴重的危害著國民的一切；環境屢遭破壞，污染日甚一日的嚴重……所有這一切，都是這個社會不和諧的重要表現。
要使這個社會和諧，單有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和政治上的某些改良是遠遠不夠的。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如：從80年代初開始的反腐敗，至今已經30多年了，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腐敗不但不能有效遏制，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勢，貪污受賄的人數增多，涉案的金額增大，腐敗官員們的級別也越來越高，就是最好的證明。
因此，必須要在社會制度上實行徹底的改革，建立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才能有效的遏制腐敗的滋生蔓延，才能有社會的和諧與進步。這就要開放黨禁、報禁，給全體國民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經濟市場化，只有這樣，一切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據媒體報導，有某領導者曾聲言說：「讓媒體說話，天塌不下來。」這話說到了老百姓的心坎裡。如果所有的執政官員都有這種共識，那我國的憲政民主政治體制早就會建成了。遺憾的是當今的許多官員尚無這種認識，連「普世價值」和人權之類的他們都要反對，不許談論，他們只知道獨裁專制，只知道自己是「主」，老百姓是「民」；他們的權力大得很，失去了制約，一切為非作歹之事就應運而生了。
君不見，至今主管宣傳和出版的官員們還在唸唸不忘「輿論導向」，還在禁書，還在強調「統一宣傳口徑」，還在強調「反右題材要淡化」，「文革題材要淡化」，禁止人民研究和反思「反右」和「文革」一類的歷史問題。這種種做法顯然是徒勞而又愚蠢的，必將會遭到國人的反對和抵制。
連「反右」、「文革」這樣的歷史大災難及他所造成的社會不和諧的事實都不敢承認，不敢讓人們總結、不讓人們反思歷史的教訓，怎麼可能造就和構建今天的和諧社會呢？
時代在前進，螳臂豈能擋車。只要國人堅持不懈的努力，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必將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結束語
我經歷了反右運動的全過程。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時，我還是一名青年學生。由於當時的功課多，學習緊張，我只顧埋頭學習，對政治上的事不太關心，也未能深入地思考問題，故對當時的「大鳴大放」和其後的「反右運動」我是不熱心的，只是看看報紙，以一個旁觀者的心態在觀察事物罷了。
然而對於當時報紙上發表的「大鳴大放」的許多言論我卻是贊同的，對於跟隨而來的「反右運動」我是心存疑慮的。因為此前我親眼目睹瞭解放以來的剿匪、反霸、土改斗地主、統購統銷、肅反、農業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看到了迫害人、整人的種種現實，雖然當時年少許多事情不明事理，但面對這些心裡總是有一種莫明的不滿情緒，只是這種情緒從不敢表露出來，只能埋在心裡罷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我平時只注意功課的學習，不過問政治上的事就很自然了。難怪「反右運動」結束時，對每個學生要作政治結論，班級領導對我的評價是「反右運動表現一般」，這實在是有點「過獎了」，應該是表現「較差」才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因為在運動中我從未揭發過任何人的問題，也從未發言批判什麼人，只是在積極份子們帶頭呼喊口號「打倒×××」，「徹底批判×××的反動言論」時，也跟著舉手喊喊口號罷了。
「反右運動」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文字冤獄，是前所未有的「以言治罪」的經典案例。僅僅因為言論而把人治罪，而且這些言論是應毛澤東的反覆動員而發的，全是幫共產黨整風的好心之言。好心之言卻不得好報，也只有毛澤東這樣的獨裁者才做得出來吧。
以上就是筆者在「反右運動」60週年到來之際，所作的簡要回顧與反思，特草成此文，權當作為對這場運動的紀念吧！
我們應該祭奠那些在「反右運動」中及其後被迫害至死或已逝世的人們！對現存於世的「右派」們也應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慰問！對所有「右派」及他們的子女們的合理要求給予充分的理解與支持！
所有的中國人，在紀念「反右運動」60週年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了毛澤東這個獨裁者和迫害狂的一切罪孽。
作於2017年5月
本文主要的參考文獻及資料來源：
1.《人民日報》1957年3月24日，4月10日、13日、25日，5月1日、2日、7日、12日、31日，6月8日、30日，7月1日、2日、6日、15日、16日刊載的有關社論和文章。
2.《廣西日報》1957年5月23日、24日、28日、29日、30日，6月12日，7月5日、11日、14日，8月7日刊載的有關社論和文章。
3.《文匯報》1956年11月14日，12月15日的相關報導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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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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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4月。
9.葉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平樂縣誌》，方志出版社出版，1995年12月版。
11.《梧州市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
12.《蒼梧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版。
13.《貴港市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14.《平果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5.丁惠永主編《中國百年大寫真》，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
──轉自《公民議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