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這個變種繼承了馬列主義的專政，所以它實行的資本主義就有了比早期資本主義更殘酷剝削的特徵，吸引了東方和西方的資本家們蜂擁進入中國，分享殘酷剝削造成的超額利潤。這是西方資本家們控制的政府幫助共產黨發展經濟的動力。共產黨的經濟實力很快就追上了西方民主國家，馬列主義的專政已經蛻變成為全世界資產階級的聯盟。
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之後，很多人發現了他們的目標共產主義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馬克思自己也承認，要實現共產主義，只有等到“社會產品充分涌流”，人們不再為掙取財產而貪婪的時候才有可能。
這個辯解實在過於蒼白。社會財產涌流得再多，也不會停止人們的貪婪。因為人的慾望會隨着財產的增加而擴大，擴大的速度永遠超過獲得財產的速度。看看那些億萬富翁們仍然在夜以繼日地賺錢，就知道這種從動物時代繼承而來的，原始的，本能的儲存慾望有多強。
因此，迅速擴大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產生了修正主義的分歧。以德國和歐洲為主的社會主義，改變了馬克思主義的專政理論。其主張在即存的民主制度裡，以維護社會平均的口號吸引群眾，制約政府。他們成功地在西方民主制度裡發展壯大，成為西方社會穩定發展的壓艙石。
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有它自己的規律，人類社會可以利用它，但也必須制約它，就像必須用韁繩制約牛馬一樣。早期的資本主義理論崇尚自由市場，認為有那個看不見的手就可以公平自由的發展經濟了，不需要政府來干預。
但是市場經濟也包括窮人更窮，富人更富的規律。很快就出現了嚴重的社會不公，貧富差距。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問題之一。和完全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對抗的社會主義理論，恰好成為制約市場之惡的重要工具。
市場能夠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經濟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而社會主義限制了富人更富的規律，使得市場更好地服務於人類，而不會變成魔鬼。兩者相輔相成，製造了人類社會近百年的快速而穩定的發展。修正主義走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成為西方社會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主流之一。
向另一個方向發展的修正主義，以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堅持使用無產階級專政替代既有的民主體制，試圖創建一種專政的民主制度。列寧和斯大林對它進行了修正：保留了專政和平均分配的經濟體制，把民主修正成為一小部分人的民主以便適合專政。這就是俄語所說的蘇維埃制度，一種只有投票沒有自由的假民主。
人類社會的進步始終遵循着一個規律：就是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給予個人越來越大的自由和人權保障。自由和人權是個人能夠充分發展的條件，只有個人發展了，社會才能夠發展。馬克思和列寧的專政，恰恰違反了這個規律，它的專政是以剝奪個人自由和權力為基礎，所以封建農奴制是它首選的模式。
中國曾經被蘇維埃國家判定沒有實行共產主義制度的條件。因為它有深厚的市場經濟歷史和文化，人民不太容易接受農奴制的模式。中國有太長久的自由和權利保障體系，倒退回不自由的專政可能會遭受劇烈的反抗。現代化的專政工具是否有效，蘇維埃的理論家們沒有把握。
歷史的偶然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在蘇維埃半信半疑的支持下，在美國人驕傲的胡作非為下，共產黨的統治在中國成功了。和蘇維埃的理論家們估計得一樣：平均主義的經濟受到早已習慣市場的人民的反抗和怠工，造成了發展遲滯；專政的蠻橫造成了劇烈的反抗。人們為爭取自由不惜大量流血犧牲，以手無寸鐵對抗坦克機槍。這就是令全世界震驚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
其實在這之前，社會各階層不同形式的反抗此起彼伏，甚至在統治階級內部產生了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堅信馬列主義的毛澤東，使用他惡魔一樣的天才擊退了現實主義的同伴，但他的假社會主義的實驗很快就以失敗告終，並且在中國人的語言中給社會主義製造了臭不可聞的壞名聲。
中國共產黨經過將近十年的醞釀，第一次共產主義實驗就遭到了慘敗。由此造成的大饑荒，兩年就餓死了四千多萬人，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八年中國死亡的人數。因此在我家鄉農民的口中，共產主義是一個絕對貶義的，臭不可聞的名詞。這對少年時代的我造成了極大的震撼，堅定了我反對共產主義的信念。
毛澤東之後的鄧小平，創造了一個新的模式。他對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馬列主義做了新的修正：改變平均主義的經濟模式，保留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所以它仍然是修正後的馬列主義，一個新的變種而已。
由於這個變種繼承了馬列主義的專政，所以它實行的資本主義就有了比早期資本主義更殘酷剝削的特徵，吸引了東方和西方的資本家們蜂擁進入中國，分享殘酷剝削造成的超額利潤。這是西方資本家們控制的政府幫助共產黨發展經濟的動力。
共產黨的經濟實力很快就追上了西方民主國家，馬列主義的專政已經蛻變成為全世界資產階級的聯盟。但是它擴張專政模式的自信和野心，也隨着實力的增強而增長，並沒有消失在腐敗的享受之中。這是生活在民主自由社會環境中的西方人難以理解的現實。
共產主義沒有了，可是馬列主義的核心理論專政體制，仍然在發展壯大。社會主義沒有了，可是成功的資本主義仍然在發展壯大。這個違反人類進步規律的怪胎會不會是第二個納粹呢？下一次節目我們再做進一步的分析。
──轉自《自由亞洲 》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之後，很多人發現了他們的目標共產主義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馬克思自己也承認，要實現共產主義，只有等到“社會產品充分涌流”，人們不再為掙取財產而貪婪的時候才有可能。
這個辯解實在過於蒼白。社會財產涌流得再多，也不會停止人們的貪婪。因為人的慾望會隨着財產的增加而擴大，擴大的速度永遠超過獲得財產的速度。看看那些億萬富翁們仍然在夜以繼日地賺錢，就知道這種從動物時代繼承而來的，原始的，本能的儲存慾望有多強。
因此，迅速擴大的馬克思主義運動，產生了修正主義的分歧。以德國和歐洲為主的社會主義，改變了馬克思主義的專政理論。其主張在即存的民主制度裡，以維護社會平均的口號吸引群眾，制約政府。他們成功地在西方民主制度裡發展壯大，成為西方社會穩定發展的壓艙石。
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有它自己的規律，人類社會可以利用它，但也必須制約它，就像必須用韁繩制約牛馬一樣。早期的資本主義理論崇尚自由市場，認為有那個看不見的手就可以公平自由的發展經濟了，不需要政府來干預。
但是市場經濟也包括窮人更窮，富人更富的規律。很快就出現了嚴重的社會不公，貧富差距。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問題之一。和完全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對抗的社會主義理論，恰好成為制約市場之惡的重要工具。
市場能夠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經濟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而社會主義限制了富人更富的規律，使得市場更好地服務於人類，而不會變成魔鬼。兩者相輔相成，製造了人類社會近百年的快速而穩定的發展。修正主義走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成為西方社會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主流之一。
向另一個方向發展的修正主義，以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堅持使用無產階級專政替代既有的民主體制，試圖創建一種專政的民主制度。列寧和斯大林對它進行了修正：保留了專政和平均分配的經濟體制，把民主修正成為一小部分人的民主以便適合專政。這就是俄語所說的蘇維埃制度，一種只有投票沒有自由的假民主。
人類社會的進步始終遵循着一個規律：就是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給予個人越來越大的自由和人權保障。自由和人權是個人能夠充分發展的條件，只有個人發展了，社會才能夠發展。馬克思和列寧的專政，恰恰違反了這個規律，它的專政是以剝奪個人自由和權力為基礎，所以封建農奴制是它首選的模式。
中國曾經被蘇維埃國家判定沒有實行共產主義制度的條件。因為它有深厚的市場經濟歷史和文化，人民不太容易接受農奴制的模式。中國有太長久的自由和權利保障體系，倒退回不自由的專政可能會遭受劇烈的反抗。現代化的專政工具是否有效，蘇維埃的理論家們沒有把握。
歷史的偶然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在蘇維埃半信半疑的支持下，在美國人驕傲的胡作非為下，共產黨的統治在中國成功了。和蘇維埃的理論家們估計得一樣：平均主義的經濟受到早已習慣市場的人民的反抗和怠工，造成了發展遲滯；專政的蠻橫造成了劇烈的反抗。人們為爭取自由不惜大量流血犧牲，以手無寸鐵對抗坦克機槍。這就是令全世界震驚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
其實在這之前，社會各階層不同形式的反抗此起彼伏，甚至在統治階級內部產生了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堅信馬列主義的毛澤東，使用他惡魔一樣的天才擊退了現實主義的同伴，但他的假社會主義的實驗很快就以失敗告終，並且在中國人的語言中給社會主義製造了臭不可聞的壞名聲。
中國共產黨經過將近十年的醞釀，第一次共產主義實驗就遭到了慘敗。由此造成的大饑荒，兩年就餓死了四千多萬人，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八年中國死亡的人數。因此在我家鄉農民的口中，共產主義是一個絕對貶義的，臭不可聞的名詞。這對少年時代的我造成了極大的震撼，堅定了我反對共產主義的信念。
毛澤東之後的鄧小平，創造了一個新的模式。他對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馬列主義做了新的修正：改變平均主義的經濟模式，保留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所以它仍然是修正後的馬列主義，一個新的變種而已。
由於這個變種繼承了馬列主義的專政，所以它實行的資本主義就有了比早期資本主義更殘酷剝削的特徵，吸引了東方和西方的資本家們蜂擁進入中國，分享殘酷剝削造成的超額利潤。這是西方資本家們控制的政府幫助共產黨發展經濟的動力。
共產黨的經濟實力很快就追上了西方民主國家，馬列主義的專政已經蛻變成為全世界資產階級的聯盟。但是它擴張專政模式的自信和野心，也隨着實力的增強而增長，並沒有消失在腐敗的享受之中。這是生活在民主自由社會環境中的西方人難以理解的現實。
共產主義沒有了，可是馬列主義的核心理論專政體制，仍然在發展壯大。社會主義沒有了，可是成功的資本主義仍然在發展壯大。這個違反人類進步規律的怪胎會不會是第二個納粹呢？下一次節目我們再做進一步的分析。
──轉自《自由亞洲 》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