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們要如何評價共產主義的罪行？要從中汲取什麼教訓？為何必須等到20世紀末，該課題才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儘管對斯大林主義和共產主義恐怖的研究在東歐日益流行，但毫無疑問，與納粹罪行的研究相比，還需做大量工作，才能追趕上。
人們不禁注意到，納粹和共產主義二者罪行之研究存在強烈反差。1945年的勝利者在法律上使納粹罪行成為他們譴責納粹主義的主要焦點，特別是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數十年來，世界各地的很多研究者一直致力於研究這些問題。數以千計的書籍和數十部電影都專門討論這一話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夜與霧》（Night and Fog）、《浩劫》（Shoah）、《蘇菲的抉擇》（Sophie’s Choice）和《辛特勒的名單》（Schmdler’s List）。僅舉一例，拿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來說，其主要工作的核心就是詳述第三帝國殺害猶太人所用的方法。
然而，學者們卻忽視了共產黨人犯下的罪行。儘管像希姆萊（Himmler）和艾希曼（Eichmann）這樣的名字在全世界已被公認為20世紀暴行的代名詞，但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 Feliks Dzerzhinsky）、根裡克．雅戈達（Genrikh Yagoda）、尼古拉．耶卓夫（ Nikolai Ezhov）等名字卻鮮為人知。至於列寧、毛澤東、胡志明，甚至斯大林，一直令人驚訝地享受著人們的尊崇。法國一政府機構國家樂透（National Lottery），曾瘋狂到將斯大林和毛澤東用於它的一場廣告活動。那有人敢出主意讓希特勒或戈培爾在廣告中充當要角嗎？
對希特勒的罪行予以特別關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這種關注尊重了倖存證人的願望，滿足了試圖了解這些事件的研究者們的需求，並反映了道德和政治當局加強民主價值觀的意願。但是，對共產主義罪行的揭露幾乎未引起轟動。政治人物為何會有這種令人尷尬的沉默呢？在長達80年的時間裡，共產主義大災難曾觸及四大洲約三分之一人類的生活，學術界為何對它保持這種震耳欲聾的沉默？對共產主義的分析中，為何人們如此普遍不願將罪行——大規模犯罪、系統性犯罪和反人類罪——這類關鍵因素視為核心因素呢？這難道真的超出了人的理解能力嗎？不然就是，我們正在刻意迴避密切檢視該課題，以免了解真相？
造成這種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首先，有獨裁者極力要求抹去其罪行，並為其無法掩蓋的行為辯護。赫魯曉夫（Khrushchev）1956年的「祕密報告」，首度承認了共產黨領導人所犯下的共產主義暴行。它也是一位暴君企圖掩蓋自身罪行的聲明。這些罪行是他在恐怖高峰期任烏克蘭共產黨黨魁時所犯下的，他狡猾地將其推卸給斯大林，聲稱自己及手下當時只是服從命令。為了掩蓋絕大部分共產主義罪行，赫魯曉夫僅談到受害的共產黨人，但他們在數量上遠遠不及其他人。他用好聽的措辭定義了這些罪行，在結論中將其描述為「在斯大林領導下所犯的虐待行為」。這樣做是為了將該體制的延續正當化，以維持其原則不變、結構不變，以及人員不變。
赫魯曉夫以難以模仿的方式，描述了他在準備其「祕密報告」時所面臨的反對，尤其是來自斯大林一名心腹的反對：「拉扎爾‧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是那麼唯命是從，如果斯大林眨眨眼，說卡岡諾維奇割了自己父親的喉嚨符合事業——斯大林事業的利益，他就會這麼做的。這個事業是……他正在反對我，那是出於一種自私的恐懼，怕自己性命不保。急於逃脫對所發生事件的任何責任，是他的全部動機。如果犯了罪，卡岡諾維奇想確保掩蓋自己的行跡。」為了確保駭人的真相永遠不見天日，他們拒絕任何人接觸共產國家的檔案、全面控制印刷媒體和其它媒體以及邊境通道、用宣傳機構吹噓這些政權的「成就」，並用整個國家機器來嚴密封鎖信息。
暴君們並不滿足於隱瞞其罪行，對所有敢於曝光其罪行的人，還系統性地進行攻擊。二戰後，這一點在法國兩個場合變得顯而易見。1949年1月至4月，巴黎共產主義雜誌《法國文學》（Les lettres françaises）連篇累牘地對維克托．克拉夫琴科（Viktor Kravchenko）進行了「審判」。他是一名前高官，著有《我選擇自由》（I Chose Freedom）一書。書中描述了斯大林的獨裁統治。《法國文學》由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掌管，對克拉夫琴科進行肆意謾罵。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法國文學》又在巴黎舉行了一場「審判」，針對的是大衛．魯塞（David Rousset）。他是一名知識分子和前托洛斯基主義者，曾被關進納粹集中營，1946年因其著作《集中營的世界》（The World of Concentration Camps）而獲得勒諾多獎（Renaudot Prize）。1949年11月12日，魯塞敦促所有前納粹集中營被放逐者組建一個調查蘇聯集中營系統的委員會。他遭到共產黨媒體的野蠻攻擊，後者否認這類集中營的存在。在魯塞發出呼籲後，瑪格麗特‧布伯-諾依曼（Margaret Buber-Neumann）在1950年2月25日《費加羅文學》（Figaro Littéraire）發表的〈對蘇聯集中營的調查：撒旦與別西卜誰更壞？〉（An Inquiry on Soviet Camps:Who Is Worse,Satan or Beelzebub?）一文中，講述了她兩次被放逐到集中營的經歷——一次是納粹集中營，一次是蘇聯集中營。
儘管有人作出這些努力來啟迪人類，但暴君們仍繼續搬出重炮，使世界上任何地方妨礙他們的人噤聲。共產黨的殺手們著手於殘害、誹謗和恐嚇他們的對手。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Aleksandr Zinoviev）和列昂尼德．普柳希（Leonid Plyushch）被逐出自己國家；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被流放到高爾基（Gorky）；佩特羅．赫伊霍倫科（Petro Hryhorenko）將軍被投入精神病院；格奧爾基．馬爾科夫（Georgi Markov）則被一把雨傘刺殺，該雨傘可發射充滿毒藥的小球。
面對這種無休止的恐嚇和掩蓋行為，受害者們變得不願大膽發聲，實際上也被阻止重返主流社會。在那裡，指控和處決他們的人無時不在。瓦西裡．格羅斯曼富有表現力地刻畫了他們的絕望。對受害者及其法律代言人來說，要將共產主義悲劇的紀念持續下去，是不可能的，這與國際猶太社區積極紀念猶太人大屠殺形成鮮明相比。任何紀念的請求或賠償的要求均被置之不理。
當暴君不能再隱瞞真相——行刑隊、集中營、人造飢荒，他們就極力粉飾這些暴行，以此證明其正當性。在承認動用恐怖手段後，他們就使用「砍伐一片森林，刨花難免被風吹走」或「不打破雞蛋就做不成煎蛋卷」這類標語，把恐怖說成是革命中一個必不可少的方面。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反駁說，他見過打碎的雞蛋，但他認識的人都未嚐過煎蛋卷！也許最邪惡的就是對語言的歪曲。彷彿變魔法一般，集中營系統變成了「再教育系統」；暴君們搖身變成了「教育者」，將舊社會的人改造成「新人」。Zeks（該詞用於指蘇聯集中營的囚犯們）被強制「邀請」信任一個奴役他們的系統。在中國，集中營囚犯被稱為「學員」。他們被要求學習黨的「正確思想」和改造自己的錯誤思維。
嚴格說來，謊言並非總是真理的對立面，它一般會包含真理的要素。歪曲的語言，存在於令景象失真的扭曲眼光之中；人們面對的是短視的社會和政治哲學。被共產黨的宣傳所扭曲的態度容易糾正，但教導假先知去奉行理性寬容之道，就非常之難。第一印象總是揮之不去的。基於對語言的破壞，共產黨人像武術家一樣，擁有無與倫比的宣傳力量。這使他們成功擊退了對其恐怖手段的批判，靠著不斷變換花樣，延續共產黨人的信仰，團結其激進分子和支持者隊伍。因此，他們就緊緊抓住其思想信仰的基本原則，正如特土良（Tertullian，譯者註：150年—230年，基督教著名的神學家和哲學家，因理論貢獻被譽為拉丁教父和西方基督教神學鼻祖之一。）對自己所處時代的闡述：「因為它荒謬，所以我才相信。」#（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我們要如何評價共產主義的罪行？要從中汲取什麼教訓？為何必須等到20世紀末，該課題才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儘管對斯大林主義和共產主義恐怖的研究在東歐日益流行，但毫無疑問，與納粹罪行的研究相比，還需做大量工作，才能追趕上。
人們不禁注意到，納粹和共產主義二者罪行之研究存在強烈反差。1945年的勝利者在法律上使納粹罪行成為他們譴責納粹主義的主要焦點，特別是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數十年來，世界各地的很多研究者一直致力於研究這些問題。數以千計的書籍和數十部電影都專門討論這一話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夜與霧》（Night and Fog）、《浩劫》（Shoah）、《蘇菲的抉擇》（Sophie’s Choice）和《辛特勒的名單》（Schmdler’s List）。僅舉一例，拿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來說，其主要工作的核心就是詳述第三帝國殺害猶太人所用的方法。
然而，學者們卻忽視了共產黨人犯下的罪行。儘管像希姆萊（Himmler）和艾希曼（Eichmann）這樣的名字在全世界已被公認為20世紀暴行的代名詞，但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 Feliks Dzerzhinsky）、根裡克．雅戈達（Genrikh Yagoda）、尼古拉．耶卓夫（ Nikolai Ezhov）等名字卻鮮為人知。至於列寧、毛澤東、胡志明，甚至斯大林，一直令人驚訝地享受著人們的尊崇。法國一政府機構國家樂透（National Lottery），曾瘋狂到將斯大林和毛澤東用於它的一場廣告活動。那有人敢出主意讓希特勒或戈培爾在廣告中充當要角嗎？
對希特勒的罪行予以特別關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這種關注尊重了倖存證人的願望，滿足了試圖了解這些事件的研究者們的需求，並反映了道德和政治當局加強民主價值觀的意願。但是，對共產主義罪行的揭露幾乎未引起轟動。政治人物為何會有這種令人尷尬的沉默呢？在長達80年的時間裡，共產主義大災難曾觸及四大洲約三分之一人類的生活，學術界為何對它保持這種震耳欲聾的沉默？對共產主義的分析中，為何人們如此普遍不願將罪行——大規模犯罪、系統性犯罪和反人類罪——這類關鍵因素視為核心因素呢？這難道真的超出了人的理解能力嗎？不然就是，我們正在刻意迴避密切檢視該課題，以免了解真相？
造成這種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首先，有獨裁者極力要求抹去其罪行，並為其無法掩蓋的行為辯護。赫魯曉夫（Khrushchev）1956年的「祕密報告」，首度承認了共產黨領導人所犯下的共產主義暴行。它也是一位暴君企圖掩蓋自身罪行的聲明。這些罪行是他在恐怖高峰期任烏克蘭共產黨黨魁時所犯下的，他狡猾地將其推卸給斯大林，聲稱自己及手下當時只是服從命令。為了掩蓋絕大部分共產主義罪行，赫魯曉夫僅談到受害的共產黨人，但他們在數量上遠遠不及其他人。他用好聽的措辭定義了這些罪行，在結論中將其描述為「在斯大林領導下所犯的虐待行為」。這樣做是為了將該體制的延續正當化，以維持其原則不變、結構不變，以及人員不變。
赫魯曉夫以難以模仿的方式，描述了他在準備其「祕密報告」時所面臨的反對，尤其是來自斯大林一名心腹的反對：「拉扎爾‧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是那麼唯命是從，如果斯大林眨眨眼，說卡岡諾維奇割了自己父親的喉嚨符合事業——斯大林事業的利益，他就會這麼做的。這個事業是……他正在反對我，那是出於一種自私的恐懼，怕自己性命不保。急於逃脫對所發生事件的任何責任，是他的全部動機。如果犯了罪，卡岡諾維奇想確保掩蓋自己的行跡。」為了確保駭人的真相永遠不見天日，他們拒絕任何人接觸共產國家的檔案、全面控制印刷媒體和其它媒體以及邊境通道、用宣傳機構吹噓這些政權的「成就」，並用整個國家機器來嚴密封鎖信息。
暴君們並不滿足於隱瞞其罪行，對所有敢於曝光其罪行的人，還系統性地進行攻擊。二戰後，這一點在法國兩個場合變得顯而易見。1949年1月至4月，巴黎共產主義雜誌《法國文學》（Les lettres françaises）連篇累牘地對維克托．克拉夫琴科（Viktor Kravchenko）進行了「審判」。他是一名前高官，著有《我選擇自由》（I Chose Freedom）一書。書中描述了斯大林的獨裁統治。《法國文學》由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掌管，對克拉夫琴科進行肆意謾罵。1950年11月至1951年1月，《法國文學》又在巴黎舉行了一場「審判」，針對的是大衛．魯塞（David Rousset）。他是一名知識分子和前托洛斯基主義者，曾被關進納粹集中營，1946年因其著作《集中營的世界》（The World of Concentration Camps）而獲得勒諾多獎（Renaudot Prize）。1949年11月12日，魯塞敦促所有前納粹集中營被放逐者組建一個調查蘇聯集中營系統的委員會。他遭到共產黨媒體的野蠻攻擊，後者否認這類集中營的存在。在魯塞發出呼籲後，瑪格麗特‧布伯-諾依曼（Margaret Buber-Neumann）在1950年2月25日《費加羅文學》（Figaro Littéraire）發表的〈對蘇聯集中營的調查：撒旦與別西卜誰更壞？〉（An Inquiry on Soviet Camps:Who Is Worse,Satan or Beelzebub?）一文中，講述了她兩次被放逐到集中營的經歷——一次是納粹集中營，一次是蘇聯集中營。
儘管有人作出這些努力來啟迪人類，但暴君們仍繼續搬出重炮，使世界上任何地方妨礙他們的人噤聲。共產黨的殺手們著手於殘害、誹謗和恐嚇他們的對手。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Aleksandr Zinoviev）和列昂尼德．普柳希（Leonid Plyushch）被逐出自己國家；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被流放到高爾基（Gorky）；佩特羅．赫伊霍倫科（Petro Hryhorenko）將軍被投入精神病院；格奧爾基．馬爾科夫（Georgi Markov）則被一把雨傘刺殺，該雨傘可發射充滿毒藥的小球。
面對這種無休止的恐嚇和掩蓋行為，受害者們變得不願大膽發聲，實際上也被阻止重返主流社會。在那裡，指控和處決他們的人無時不在。瓦西裡．格羅斯曼富有表現力地刻畫了他們的絕望。對受害者及其法律代言人來說，要將共產主義悲劇的紀念持續下去，是不可能的，這與國際猶太社區積極紀念猶太人大屠殺形成鮮明相比。任何紀念的請求或賠償的要求均被置之不理。
當暴君不能再隱瞞真相——行刑隊、集中營、人造飢荒，他們就極力粉飾這些暴行，以此證明其正當性。在承認動用恐怖手段後，他們就使用「砍伐一片森林，刨花難免被風吹走」或「不打破雞蛋就做不成煎蛋卷」這類標語，把恐怖說成是革命中一個必不可少的方面。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反駁說，他見過打碎的雞蛋，但他認識的人都未嚐過煎蛋卷！也許最邪惡的就是對語言的歪曲。彷彿變魔法一般，集中營系統變成了「再教育系統」；暴君們搖身變成了「教育者」，將舊社會的人改造成「新人」。Zeks（該詞用於指蘇聯集中營的囚犯們）被強制「邀請」信任一個奴役他們的系統。在中國，集中營囚犯被稱為「學員」。他們被要求學習黨的「正確思想」和改造自己的錯誤思維。
嚴格說來，謊言並非總是真理的對立面，它一般會包含真理的要素。歪曲的語言，存在於令景象失真的扭曲眼光之中；人們面對的是短視的社會和政治哲學。被共產黨的宣傳所扭曲的態度容易糾正，但教導假先知去奉行理性寬容之道，就非常之難。第一印象總是揮之不去的。基於對語言的破壞，共產黨人像武術家一樣，擁有無與倫比的宣傳力量。這使他們成功擊退了對其恐怖手段的批判，靠著不斷變換花樣，延續共產黨人的信仰，團結其激進分子和支持者隊伍。因此，他們就緊緊抓住其思想信仰的基本原則，正如特土良（Tertullian，譯者註：150年—230年，基督教著名的神學家和哲學家，因理論貢獻被譽為拉丁教父和西方基督教神學鼻祖之一。）對自己所處時代的闡述：「因為它荒謬，所以我才相信。」#（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