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即便是斯大林死後，也並非一切皆有可能。該體制任意性的主要受害者──因「反革命」活動被判罪的政治犯，並未受益於這次大赦。將政治犯排除在大赦之外，在古拉格特殊營地、河流勞改營（Rechlag）和草原勞改營（Steplag）的囚犯中，引發了多起暴動和反抗。
4月4日，《真理報》上宣布，「醫生的陰謀」的策劃者本身就是審判不公的受害者；他們被「以非法審訊手段」逼供。每個人都明白，這些手段意味著酷刑。幾天後，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項關於「國家安全部隊違法行為」的決議，讓這一承認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可明顯看出，「醫生的陰謀」並非孤立事件；多年來安全部隊一直在濫用權力，且參與了非法活動。黨聲稱，它此時正拒絕這些方式，並遏制警察的過度權力。這些言論所產生的希望立即引起巨大反響，數十萬份平反要求淹沒了法院。囚犯，特別是特殊營地的囚犯，對3月27日大赦的有限性和選擇性感到憤怒。他們很清楚看守們當中的混亂和全系統的危機，索性衝著看守和指揮官而來，拒不工作或服從命令。1953年5月14日，來自諾裡爾斯克教養院（Norilsk penitentiary）不同分院的14,000多名囚犯，組織了一次罷工並成立了各委員會。委員會由各族群中選出的代表組成，烏克蘭人和波羅的海諸國的人在族群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囚犯的主要要求是：將工作日時數縮短為9小時；去除衣服上的標籤；終結與家人通訊的限制；除掉所有告密者；擴展大赦範圍以包含政治犯。
1953年7月10日，官方宣布逮捕貝利亞。他被指控是英國間諜以及「人民的公開敵人」。這一宣布證實了囚犯們的印象──莫斯科確實有所改變，使他們對自己的要求愈發堅決。罷工變得日益廣泛；7月14日，來自沃爾庫塔監獄綜合設施的12,000多名囚犯，也舉行了罷工。形勢改變的一個確切跡象是，當局開始與囚犯談判，一再推遲其打擊行動。
從1953年夏天起，騷亂在特殊營地內盛行開來，直到1956年2月的「二十大」。1954年5月，在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附近，位於肯吉爾（Kengir）的草原勞改營監獄綜合設施第三分支爆發了規模最大、最持久的起義。它持續了40天，在內務部特種部隊用坦克包圍該營地後，才被撲滅。約400名囚犯被捕，並重新被判刑；領導反抗的委員會的6名倖存成員則被處決。
隨著斯大林之死，情況真正改變的另一個跡象是，1953年和1953年，罷工的囚犯提出的一些要求實際得到了滿足；工作日時數確實縮短為9小時；囚犯生活質量上推行了其它重大改善措施。
1954至1955年，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極大改變了國家安全力量的巨大權力。國家安全力量在貝利亞被捕後被完全重組。三人法庭（troiki），即對祕密警察處理的所有案件進行審理的特別法庭，被完全廢除。祕密警察被改組為一個自主實體，更名為Komitet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國家安全委員會，或克格勃﹝KGB﹞），被清洗掉斯大林死前在那裡工作的人員的五分之一，並置於伊萬．謝羅夫將軍的領導之下。他的「業績」包括在戰爭期間監督對各族群的驅逐行動。赫魯曉夫的同伴謝羅夫體現了過渡時期的諸多含糊之處。在這段時期內，前任領導人仍處於權力職位上。政府下令實行更多的局部大赦；其中最重要的大赦，於1955年9月進行，釋放了所有因「通敵」而於1945年被判刑的人，以及其餘的德國戰俘。最後，幾項措施令「特殊移民」受益；他們此後被允許更自由地四處走動，不再被要求那麼定期地到當地軍事管制總部登記。繼德蘇高層談判之後，德國被放逐者成為1955年9月首批受益於放寬限制的人。他們占特殊流放區被關押者的40%（約275萬人中的100多萬人）。不過。這些新法律的措辭表明，司法限制的解除，以及職業地位和居住要求上的變化，不會促使「被沒收財物返還或『特殊移民』有權返回其來源地」。
這些限制是後來被稱為「去斯大林化」的局部而漸進過程的一個重要部分。由於在斯大林主義者赫魯曉夫的指揮下進行，「去斯大林化」就能一味地譴責某些過分的「個人崇拜」。他和他那一代的所有其他領導人一樣，在最嚴重的鎮壓行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諸如去富農化、清洗、驅逐和處決行動。1956年2月24日，在蘇共二十大上對代表們發表的「祕密演說」中，赫魯曉夫極有選擇性地譴責了斯大林主義，沒有對黨自1917年以來所作出的任何重大決定表示懷疑。這種選擇性，在斯大林主義「偏離」的年表中也顯而易見。由於這種偏離據稱始於1934年，它排除了集體化罪行和1932至1933年的飢荒。在對受害者的選擇上，這種選擇性也很明顯：他們都是共產黨人，且一般都遵循斯大林主義路線；他們從來不是普通公民。藉由將壓迫受害者名單限定於在斯大林手下受害的共產黨人，藉由只關注基洛夫被暗殺後發生的歷史事件，「祕密演說」迴避了自1917年以來黨對社會的集體責任這一核心問題。#（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
4月4日，《真理報》上宣布，「醫生的陰謀」的策劃者本身就是審判不公的受害者；他們被「以非法審訊手段」逼供。每個人都明白，這些手段意味著酷刑。幾天後，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項關於「國家安全部隊違法行為」的決議，讓這一承認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可明顯看出，「醫生的陰謀」並非孤立事件；多年來安全部隊一直在濫用權力，且參與了非法活動。黨聲稱，它此時正拒絕這些方式，並遏制警察的過度權力。這些言論所產生的希望立即引起巨大反響，數十萬份平反要求淹沒了法院。囚犯，特別是特殊營地的囚犯，對3月27日大赦的有限性和選擇性感到憤怒。他們很清楚看守們當中的混亂和全系統的危機，索性衝著看守和指揮官而來，拒不工作或服從命令。1953年5月14日，來自諾裡爾斯克教養院（Norilsk penitentiary）不同分院的14,000多名囚犯，組織了一次罷工並成立了各委員會。委員會由各族群中選出的代表組成，烏克蘭人和波羅的海諸國的人在族群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囚犯的主要要求是：將工作日時數縮短為9小時；去除衣服上的標籤；終結與家人通訊的限制；除掉所有告密者；擴展大赦範圍以包含政治犯。
1953年7月10日，官方宣布逮捕貝利亞。他被指控是英國間諜以及「人民的公開敵人」。這一宣布證實了囚犯們的印象──莫斯科確實有所改變，使他們對自己的要求愈發堅決。罷工變得日益廣泛；7月14日，來自沃爾庫塔監獄綜合設施的12,000多名囚犯，也舉行了罷工。形勢改變的一個確切跡象是，當局開始與囚犯談判，一再推遲其打擊行動。
從1953年夏天起，騷亂在特殊營地內盛行開來，直到1956年2月的「二十大」。1954年5月，在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附近，位於肯吉爾（Kengir）的草原勞改營監獄綜合設施第三分支爆發了規模最大、最持久的起義。它持續了40天，在內務部特種部隊用坦克包圍該營地後，才被撲滅。約400名囚犯被捕，並重新被判刑；領導反抗的委員會的6名倖存成員則被處決。
隨著斯大林之死，情況真正改變的另一個跡象是，1953年和1953年，罷工的囚犯提出的一些要求實際得到了滿足；工作日時數確實縮短為9小時；囚犯生活質量上推行了其它重大改善措施。
1954至1955年，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極大改變了國家安全力量的巨大權力。國家安全力量在貝利亞被捕後被完全重組。三人法庭（troiki），即對祕密警察處理的所有案件進行審理的特別法庭，被完全廢除。祕密警察被改組為一個自主實體，更名為Komitet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國家安全委員會，或克格勃﹝KGB﹞），被清洗掉斯大林死前在那裡工作的人員的五分之一，並置於伊萬．謝羅夫將軍的領導之下。他的「業績」包括在戰爭期間監督對各族群的驅逐行動。赫魯曉夫的同伴謝羅夫體現了過渡時期的諸多含糊之處。在這段時期內，前任領導人仍處於權力職位上。政府下令實行更多的局部大赦；其中最重要的大赦，於1955年9月進行，釋放了所有因「通敵」而於1945年被判刑的人，以及其餘的德國戰俘。最後，幾項措施令「特殊移民」受益；他們此後被允許更自由地四處走動，不再被要求那麼定期地到當地軍事管制總部登記。繼德蘇高層談判之後，德國被放逐者成為1955年9月首批受益於放寬限制的人。他們占特殊流放區被關押者的40%（約275萬人中的100多萬人）。不過。這些新法律的措辭表明，司法限制的解除，以及職業地位和居住要求上的變化，不會促使「被沒收財物返還或『特殊移民』有權返回其來源地」。
這些限制是後來被稱為「去斯大林化」的局部而漸進過程的一個重要部分。由於在斯大林主義者赫魯曉夫的指揮下進行，「去斯大林化」就能一味地譴責某些過分的「個人崇拜」。他和他那一代的所有其他領導人一樣，在最嚴重的鎮壓行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諸如去富農化、清洗、驅逐和處決行動。1956年2月24日，在蘇共二十大上對代表們發表的「祕密演說」中，赫魯曉夫極有選擇性地譴責了斯大林主義，沒有對黨自1917年以來所作出的任何重大決定表示懷疑。這種選擇性，在斯大林主義「偏離」的年表中也顯而易見。由於這種偏離據稱始於1934年，它排除了集體化罪行和1932至1933年的飢荒。在對受害者的選擇上，這種選擇性也很明顯：他們都是共產黨人，且一般都遵循斯大林主義路線；他們從來不是普通公民。藉由將壓迫受害者名單限定於在斯大林手下受害的共產黨人，藉由只關注基洛夫被暗殺後發生的歷史事件，「祕密演說」迴避了自1917年以來黨對社會的集體責任這一核心問題。#（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