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幾十年來的貪腐治國，使得現在的中國人大概都懂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人們對絕對權力的質疑與領導人對絕對權力的戀棧，往往會引發公共輿論或明或暗、不可迴避的話題，並不斷挑戰著人類自由力量與專制力量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底線。
這個底線自毛澤東時代，就已成了一根被中共賦予了生殺大限的高壓線。在那個時代，經歷了各類運動的人們對領袖和絕對的權力產生了身不由己般的神話幻覺。
領袖一定是「萬壽無疆」的，無問任期，這是「主旋律」。但就有那麼幾個「不著調」的名流，不知是「迂腐」還是出於「愚忠」，偏偏劍走偏鋒，在「普天同慶」「吾皇萬歲」之際，「炮打終身制」，諍諫黨領袖。
毛澤東假意辭職 陳銘樞激情祝賀成右派
陳銘樞，國民黨元老，一生風雲際會，亦頗能仗義執言，但被中共迷惑，認賊作父鑄下歷史大錯。早年參加過東征陳炯明和北伐， 1933年與李濟深等發動福建政變反蔣。1948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中央常委。1948年底，陳銘樞策動了國民黨元老陳儀反水，1949年春策反程潛。陳銘樞轉投中共，並「立下大功」。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的最後，提出要效仿瑞士七人委員會總統輪流當的做法：「明年二屆人大，一定辭去國家主席，減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我們幾年輪一次總可以，採取逐步脫身政策。」
毛還指示與會者把消息透出去。黨內人士當然是都懂的，因此反應謹慎。黨外人士亦「英雄」所見略同，黃炎培、陳叔通第二天就致信劉少奇、周恩來，不同意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一職。並說：「似應再連一任，而於憲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任期四年』下加一句『連選不得過兩任』，則以後依法辦事，可以解除全國人民的種種惶惑。」
四天之後，毛澤東對黃、陳二人的信件加了批註，重申不連任國家主席的意見，但提出「可以考慮修改憲法」，並指示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
半個月之後才聽到消息的陳銘樞，喜出望外，5月18日上書毛澤東，對毛的不連任動議大加讚賞：「非目光爍射俯察寰區，照見未來者，決不足以有此。」
聽聞毛曾在會上作自我批評「好大喜功」，陳銘樞激情蕩漾，讚美之餘，無遮攔地點評起毛來：「並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國華盛頓然。偉大的毛主席，不是如華盛頓然，而是與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
「好好的一個優良的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弄到中國八年來混亂不清，天天忙於鎮壓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
陳銘樞還直抒胸臆：「光榮的、偉大的毛主席，還沒有搞清楚歷史文化和國本的地位、民性的風格，硬去尊夷，鬧了一些什麼總路線的新名詞，無產階級專政的什麼經驗……這些多餘的新名詞，在愚民的蘇聯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國不會有人重視。」
此信的直接結果就是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第2版評論定調：《陳銘樞公然誣衊毛主席》，批判陳銘樞「狂妄無恥」、「是一個包藏禍心、喪心病狂、忘恩負義的反動分子」。
虛心納諫的毛澤東不見了，爛漫天真的陳銘樞冷卻了。瞬間被打為右派的陳，自此閉門謝客，整日參禪打坐。
也許是傳統文化「文諫死」的家國情懷，也許是對中共仍抱有幻想，1958年，陳銘樞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大加韃伐：「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是斯大林主義。」
1965年5月14日，陳銘樞在慶祝核試驗成功的民革中央座談會上，心臟病突發，搶救無效，不幸離世。
但對比後文的兩位名流，陳銘樞的不幸離世實為幸事，得以免遭文革荼毒。
薛毅上書反對終身制 流放青海二十二年
1980年4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提出廢除幹部終身制的想法，直至中共《八二憲法》，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正式確立。
鄧的這個政策，是拾他人之牙慧。早在1957年6月，地質部12級高幹薛毅就向毛澤東上書廢除終身制，隨後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22年。而反右運動正是一個月前，1957年5月，鄧小平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後開始部署的。
薛毅，河北人，1923年生人，家貧如洗，15歲抗日，16歲加入中共。勤奮好學，喜歡思考與寫作，曾為北嶽三分區和五分區的新華支社副社長。1957年，任地質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享有一定特權的12級幹部。
薛毅一生對馬列著作頗有研究，那個年代的人讀書，對馬列毛理論一廂情願地信以為真，對書中許諾的「共產主義大同世界」深信不疑。認為不隨波逐流堅持己見是美好品質，不是反對中共的領導。薛毅也不例外，但他親身所見所聞的事實和理論發生衝突時，他便發出質問，這就註定了他命運的悲情是不可避免的。
1956年底，薛毅所在的地質局機關黨委副書記張量傳達了一項中共關於幹部穩定提高的方針。傳達時說，幹部不提拔了。並且毛澤東說了：「不是不提拔，死了的就得補。」劉少奇解釋說，每個人都得準備一輩子擔任現在這個職務，要做好這個準備。
中共從1952年開始實行幹部從1級到25級定級工資制，13級以上的幹部，吃飯是小灶，出差是軟席。薛毅對此比較反感，那次傳達精神是要搞終身制，薛毅聽了更反感，共產黨怎麼也搞終身制了呢？
2011年，薛毅在接受中青報記者採訪時曾說：「終身制極容易造成幹部特權思想。……很容易助長領導幹部向貴族化傾向發展的。不鑽研業務，聽不進群眾的批評意見，甚至打擊報復群眾……所以說終身制是產生官僚主義及特權思想的溫床。」
一邊是對中共搞終身制的義憤填膺，一邊是受「大鳴大放」的激勵鼓舞，兩股熱流將薛毅胸中丘壑化成了一份「炮打」中共幹部終身制的雄文：《改革幹部選拔使用制度芻議》。1957年6月8日，反右運動當天，薛毅親手將文章一份寄給毛澤東，一份寄給「人民日報」。 地質部辦公廳主任劉毅也將該文四版登載在內部《整風簡報》上。
薛毅在《芻議》中批評：「在我們的國家行政機關的各種領導職務上，雖然拋棄了封建貴族的世襲制度，卻竟然實際上在實行著終身職的制度。」薛毅在文中建議建立幹部考試制度、有群眾評議鑑定的民主考核制度和有任期的國家委任制度。他還建設性地提出競選上崗的概念。
一石激起千層浪。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報》2版刊發《地質部黨內右派分子薛毅瘋狂進攻黨的組織路線》一文，文中提要說，他（薛毅）認為「現在的各級幹部都不稱職」「老幹部要下台」「讓一般新人來做領導」。 6月23日地質部那一期四版刊登《芻議》的《整風簡報》成了薛毅「向黨瘋狂進攻」的罪證。
薛毅被拉到中山公園音樂堂批鬥了兩天，被定為極右分子，時任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的妻子梁國傑、北京財貿局的幹部弟弟薛德順被連坐劃成右派。地質部一百多人因同情薛毅被打成右派，占地質部右派總數的三分之二。
薛毅的工資從12級降到18級，僅為原來的一半——70多元，梁國傑的工資也降了一級。薛毅先被送到湖北勞改場所，後轉到了青海地質隊，流放時間長達22年。
薛毅從來沒把自己當成人民的敵人，「我那時絕對想不到，會在幾十年的時間裡被打成敵人。根本想不到！」這是薛毅一直想不通的。
不通則痛。1970年，《青海日報》刊登一篇文章《領導班子革命化建設的根本》，說有了正確路線就有了一切，薛毅隨即寫了一篇《果真「有了正確的路線就有了一切」嗎？》，引經據典憤筆反駁，因此地質部再次組織對他的批判。
在青海二十多年，薛毅數次要求甄別右派，希望得到平反，長年無果。當年地質部同情薛的王維新被流放到安徽，在當地娶妻生子。1978年，中共公布了平反右派文件，王維新帶著孩子進京上訪，流落街頭，無錢吃飯，只能買一捧花生米給孩子充飢。
1980年，中共宣布予以薛毅和王維新右派平反。回憶往事，薛毅意味深長地說，「可見當時是多麼天真啊。」
痛斥特權 戴煌九死一生的右派生涯
「新華社，80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時候，它在講真話呢！」八十多歲的新華社高級記者戴煌皺緊眉頭，在應邀為新華社80年社慶寫稿時，無法掩蓋心中的糾結。
戴煌，1928年出生，16歲加入中共，19歲進入新華社，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朝鮮戰爭及越南奠邊府戰役，他因為提出「反對神話和特權」被打成「新華社第一右派」20年，用親身經歷著有《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一書，退休後，採訪、寫作《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晚年為草根鳴冤以及報導腐敗案件。
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文字：「（1956年在上海）我到醫院割瘤子……醫院的大門口沒掛牌子……醫生和醫療設備是當時第一流的。首長和他們的夫人有頭疼腦熱、傷風感冒，常到這裡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可是，就在這家醫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醫院，人卻扶老攜幼，擁擠不堪。」
「這種過分懸殊的差別，難道也是我們應該為之奮鬥的理想之一？！」時任「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記者的戴煌不止一次地思考過類似問題。
高幹有專用商店和專用游泳池，坐著高級小汽車從另一個門自由進出。他們偶爾拿起掃帚、鐵鍬參加勞動，不過幾個小時，「我們馬上就為他們大書特書，說他們受到了怎樣的歡迎，群眾是如何地感動……給人的印象是這些人原是些天生的不該勞動的人，因而才惹得群眾驚異和感動。」
戴煌晚年時說：「我對國民黨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非常憎恨，滿腦子自由民主的理想，那時共產黨、毛澤東也是這麼號召打破一黨獨裁的，這是當時大多數同志的奮鬥目標。」
1955年中國新年，越南胡志明在一次飯後聊天時對戴煌表示，他「反對喊萬歲，沒有人能活到一萬歲，就算是為了表達感情，那也要實事求是，不能狂熱衝動」，這番話引起了戴煌對個人崇拜的深度思考。
「1956年春天，在新華社的一次小型會議上，聽到一位祕書傳達朱總司令帶回來的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之後，我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情愫開始有了大轉彎，不僅徹底否定了斯大林，而且開始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也產生懷疑。」
正是戴煌這些另類於中共，獨立於他人的思考、詰問與文字，成為他被打成右派的根本原因。
1957年反右伊始，彭真在廣安門外白紙坊一個印鈔廠禮堂召開一千多人的北京各大高校的黨支部書記、支部委員會議。彭真說：「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有意見照樣提。就好像我們共產黨員有什麼意見還是照樣提。我代表中央保證，就是提錯了，什麼事也沒有。」
戴煌第一個發言，坦言：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隱患，就是「神化與特權」。如果不立即予以消除，任其發展，必將國蔽民塞，全民族都會跟著遭大難。
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輻吳冷西在新華社全國系統的電話會議上宣布：「總社反右取得重大勝利，戴煌被揪出來了。」 1958年3月18日，中共給予戴煌 「撤銷黨籍軍籍，撤銷記者職務，勞動改造」的處理決定。
「我是二類處分，每個月工資從150多塊變成28塊生活費，這個時候才知道彭真是中央反右小組的副組長，鄧小平是組長，這才知道上了當。」
1958年4月，戴煌被流放到北大荒。隨著「大躍進」和大饑荒的泛濫，每人定量口糧從每月100斤變為72斤，63斤，48斤，36斤，最後一直到19斤，而每天繁重的勞改勞動量從未減少。
戴煌原體重196斤，飢餓浮腫之後，只剩下82斤，他感嘆說：「在那裡待了兩年零八個月，我體重去了一半多，居然還能活著回來，也是萬幸。」
1962年1月，中共「七千人大會」期間，戴煌回到北京，寫了10萬字的《回顧這幾年我所走過的道路》，堅持己見，1964年4月23日，中共將其送北京團河農場勞改，罪名是「堅持反黨立場」，1969年轉山西勞改，歷經文革。1978年10月4日，戴煌重新回到新華社。
「從1958年到1978年這20年間國家和黨犯過的錯誤太多，短短一時的平反活動根本沒有完全揭露。尤其是對於某些領導人所犯的錯誤更是提也不敢提，對其所做的錯誤的事情動也不敢動。不敢承認歷史中的錯誤，就不能真正地進步。從現在的情況看，這一點短時間內還很難做到。」戴煌晚年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晚年的戴煌追求民主憲政，扶弱救貧，但對中共一貫拒絕反思的狀態表示了深深的遺憾。
結語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一書中深刻指出：「共產主義並非一種思潮、學說，或者在人類尋找出路時的一個失敗了的嘗試。它是魔鬼，亦稱共產邪靈，由恨和宇宙底層空間各種敗壞物質構成，其終極目的是毀滅人類。」
無論個人、國家或民族，不能清醒地認識中共的邪惡本質，任何恢弘的抱負與夢想也只是南柯一夢而已，窮盡努力都將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避免不了被歷史無情淘汰的悲局。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這個底線自毛澤東時代，就已成了一根被中共賦予了生殺大限的高壓線。在那個時代，經歷了各類運動的人們對領袖和絕對的權力產生了身不由己般的神話幻覺。
領袖一定是「萬壽無疆」的，無問任期，這是「主旋律」。但就有那麼幾個「不著調」的名流，不知是「迂腐」還是出於「愚忠」，偏偏劍走偏鋒，在「普天同慶」「吾皇萬歲」之際，「炮打終身制」，諍諫黨領袖。
毛澤東假意辭職 陳銘樞激情祝賀成右派
陳銘樞，國民黨元老，一生風雲際會，亦頗能仗義執言，但被中共迷惑，認賊作父鑄下歷史大錯。早年參加過東征陳炯明和北伐， 1933年與李濟深等發動福建政變反蔣。1948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中央常委。1948年底，陳銘樞策動了國民黨元老陳儀反水，1949年春策反程潛。陳銘樞轉投中共，並「立下大功」。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的最後，提出要效仿瑞士七人委員會總統輪流當的做法：「明年二屆人大，一定辭去國家主席，減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我們幾年輪一次總可以，採取逐步脫身政策。」
毛還指示與會者把消息透出去。黨內人士當然是都懂的，因此反應謹慎。黨外人士亦「英雄」所見略同，黃炎培、陳叔通第二天就致信劉少奇、周恩來，不同意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一職。並說：「似應再連一任，而於憲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任期四年』下加一句『連選不得過兩任』，則以後依法辦事，可以解除全國人民的種種惶惑。」
四天之後，毛澤東對黃、陳二人的信件加了批註，重申不連任國家主席的意見，但提出「可以考慮修改憲法」，並指示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
半個月之後才聽到消息的陳銘樞，喜出望外，5月18日上書毛澤東，對毛的不連任動議大加讚賞：「非目光爍射俯察寰區，照見未來者，決不足以有此。」
聽聞毛曾在會上作自我批評「好大喜功」，陳銘樞激情蕩漾，讚美之餘，無遮攔地點評起毛來：「並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國華盛頓然。偉大的毛主席，不是如華盛頓然，而是與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
「好好的一個優良的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弄到中國八年來混亂不清，天天忙於鎮壓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
陳銘樞還直抒胸臆：「光榮的、偉大的毛主席，還沒有搞清楚歷史文化和國本的地位、民性的風格，硬去尊夷，鬧了一些什麼總路線的新名詞，無產階級專政的什麼經驗……這些多餘的新名詞，在愚民的蘇聯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國不會有人重視。」
此信的直接結果就是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第2版評論定調：《陳銘樞公然誣衊毛主席》，批判陳銘樞「狂妄無恥」、「是一個包藏禍心、喪心病狂、忘恩負義的反動分子」。
虛心納諫的毛澤東不見了，爛漫天真的陳銘樞冷卻了。瞬間被打為右派的陳，自此閉門謝客，整日參禪打坐。
也許是傳統文化「文諫死」的家國情懷，也許是對中共仍抱有幻想，1958年，陳銘樞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大加韃伐：「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是斯大林主義。」
1965年5月14日，陳銘樞在慶祝核試驗成功的民革中央座談會上，心臟病突發，搶救無效，不幸離世。
但對比後文的兩位名流，陳銘樞的不幸離世實為幸事，得以免遭文革荼毒。
薛毅上書反對終身制 流放青海二十二年
1980年4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提出廢除幹部終身制的想法，直至中共《八二憲法》，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正式確立。
鄧的這個政策，是拾他人之牙慧。早在1957年6月，地質部12級高幹薛毅就向毛澤東上書廢除終身制，隨後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22年。而反右運動正是一個月前，1957年5月，鄧小平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後開始部署的。
薛毅，河北人，1923年生人，家貧如洗，15歲抗日，16歲加入中共。勤奮好學，喜歡思考與寫作，曾為北嶽三分區和五分區的新華支社副社長。1957年，任地質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享有一定特權的12級幹部。
薛毅一生對馬列著作頗有研究，那個年代的人讀書，對馬列毛理論一廂情願地信以為真，對書中許諾的「共產主義大同世界」深信不疑。認為不隨波逐流堅持己見是美好品質，不是反對中共的領導。薛毅也不例外，但他親身所見所聞的事實和理論發生衝突時，他便發出質問，這就註定了他命運的悲情是不可避免的。
1956年底，薛毅所在的地質局機關黨委副書記張量傳達了一項中共關於幹部穩定提高的方針。傳達時說，幹部不提拔了。並且毛澤東說了：「不是不提拔，死了的就得補。」劉少奇解釋說，每個人都得準備一輩子擔任現在這個職務，要做好這個準備。
中共從1952年開始實行幹部從1級到25級定級工資制，13級以上的幹部，吃飯是小灶，出差是軟席。薛毅對此比較反感，那次傳達精神是要搞終身制，薛毅聽了更反感，共產黨怎麼也搞終身制了呢？
2011年，薛毅在接受中青報記者採訪時曾說：「終身制極容易造成幹部特權思想。……很容易助長領導幹部向貴族化傾向發展的。不鑽研業務，聽不進群眾的批評意見，甚至打擊報復群眾……所以說終身制是產生官僚主義及特權思想的溫床。」
一邊是對中共搞終身制的義憤填膺，一邊是受「大鳴大放」的激勵鼓舞，兩股熱流將薛毅胸中丘壑化成了一份「炮打」中共幹部終身制的雄文：《改革幹部選拔使用制度芻議》。1957年6月8日，反右運動當天，薛毅親手將文章一份寄給毛澤東，一份寄給「人民日報」。 地質部辦公廳主任劉毅也將該文四版登載在內部《整風簡報》上。
薛毅在《芻議》中批評：「在我們的國家行政機關的各種領導職務上，雖然拋棄了封建貴族的世襲制度，卻竟然實際上在實行著終身職的制度。」薛毅在文中建議建立幹部考試制度、有群眾評議鑑定的民主考核制度和有任期的國家委任制度。他還建設性地提出競選上崗的概念。
一石激起千層浪。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報》2版刊發《地質部黨內右派分子薛毅瘋狂進攻黨的組織路線》一文，文中提要說，他（薛毅）認為「現在的各級幹部都不稱職」「老幹部要下台」「讓一般新人來做領導」。 6月23日地質部那一期四版刊登《芻議》的《整風簡報》成了薛毅「向黨瘋狂進攻」的罪證。
薛毅被拉到中山公園音樂堂批鬥了兩天，被定為極右分子，時任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的妻子梁國傑、北京財貿局的幹部弟弟薛德順被連坐劃成右派。地質部一百多人因同情薛毅被打成右派，占地質部右派總數的三分之二。
薛毅的工資從12級降到18級，僅為原來的一半——70多元，梁國傑的工資也降了一級。薛毅先被送到湖北勞改場所，後轉到了青海地質隊，流放時間長達22年。
薛毅從來沒把自己當成人民的敵人，「我那時絕對想不到，會在幾十年的時間裡被打成敵人。根本想不到！」這是薛毅一直想不通的。
不通則痛。1970年，《青海日報》刊登一篇文章《領導班子革命化建設的根本》，說有了正確路線就有了一切，薛毅隨即寫了一篇《果真「有了正確的路線就有了一切」嗎？》，引經據典憤筆反駁，因此地質部再次組織對他的批判。
在青海二十多年，薛毅數次要求甄別右派，希望得到平反，長年無果。當年地質部同情薛的王維新被流放到安徽，在當地娶妻生子。1978年，中共公布了平反右派文件，王維新帶著孩子進京上訪，流落街頭，無錢吃飯，只能買一捧花生米給孩子充飢。
1980年，中共宣布予以薛毅和王維新右派平反。回憶往事，薛毅意味深長地說，「可見當時是多麼天真啊。」
痛斥特權 戴煌九死一生的右派生涯
「新華社，80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時候，它在講真話呢！」八十多歲的新華社高級記者戴煌皺緊眉頭，在應邀為新華社80年社慶寫稿時，無法掩蓋心中的糾結。
戴煌，1928年出生，16歲加入中共，19歲進入新華社，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朝鮮戰爭及越南奠邊府戰役，他因為提出「反對神話和特權」被打成「新華社第一右派」20年，用親身經歷著有《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一書，退休後，採訪、寫作《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晚年為草根鳴冤以及報導腐敗案件。
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文字：「（1956年在上海）我到醫院割瘤子……醫院的大門口沒掛牌子……醫生和醫療設備是當時第一流的。首長和他們的夫人有頭疼腦熱、傷風感冒，常到這裡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可是，就在這家醫院附近的一家普通市立醫院，人卻扶老攜幼，擁擠不堪。」
「這種過分懸殊的差別，難道也是我們應該為之奮鬥的理想之一？！」時任「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記者的戴煌不止一次地思考過類似問題。
高幹有專用商店和專用游泳池，坐著高級小汽車從另一個門自由進出。他們偶爾拿起掃帚、鐵鍬參加勞動，不過幾個小時，「我們馬上就為他們大書特書，說他們受到了怎樣的歡迎，群眾是如何地感動……給人的印象是這些人原是些天生的不該勞動的人，因而才惹得群眾驚異和感動。」
戴煌晚年時說：「我對國民黨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非常憎恨，滿腦子自由民主的理想，那時共產黨、毛澤東也是這麼號召打破一黨獨裁的，這是當時大多數同志的奮鬥目標。」
1955年中國新年，越南胡志明在一次飯後聊天時對戴煌表示，他「反對喊萬歲，沒有人能活到一萬歲，就算是為了表達感情，那也要實事求是，不能狂熱衝動」，這番話引起了戴煌對個人崇拜的深度思考。
「1956年春天，在新華社的一次小型會議上，聽到一位祕書傳達朱總司令帶回來的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之後，我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情愫開始有了大轉彎，不僅徹底否定了斯大林，而且開始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也產生懷疑。」
正是戴煌這些另類於中共，獨立於他人的思考、詰問與文字，成為他被打成右派的根本原因。
1957年反右伊始，彭真在廣安門外白紙坊一個印鈔廠禮堂召開一千多人的北京各大高校的黨支部書記、支部委員會議。彭真說：「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有意見照樣提。就好像我們共產黨員有什麼意見還是照樣提。我代表中央保證，就是提錯了，什麼事也沒有。」
戴煌第一個發言，坦言：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隱患，就是「神化與特權」。如果不立即予以消除，任其發展，必將國蔽民塞，全民族都會跟著遭大難。
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輻吳冷西在新華社全國系統的電話會議上宣布：「總社反右取得重大勝利，戴煌被揪出來了。」 1958年3月18日，中共給予戴煌 「撤銷黨籍軍籍，撤銷記者職務，勞動改造」的處理決定。
「我是二類處分，每個月工資從150多塊變成28塊生活費，這個時候才知道彭真是中央反右小組的副組長，鄧小平是組長，這才知道上了當。」
1958年4月，戴煌被流放到北大荒。隨著「大躍進」和大饑荒的泛濫，每人定量口糧從每月100斤變為72斤，63斤，48斤，36斤，最後一直到19斤，而每天繁重的勞改勞動量從未減少。
戴煌原體重196斤，飢餓浮腫之後，只剩下82斤，他感嘆說：「在那裡待了兩年零八個月，我體重去了一半多，居然還能活著回來，也是萬幸。」
1962年1月，中共「七千人大會」期間，戴煌回到北京，寫了10萬字的《回顧這幾年我所走過的道路》，堅持己見，1964年4月23日，中共將其送北京團河農場勞改，罪名是「堅持反黨立場」，1969年轉山西勞改，歷經文革。1978年10月4日，戴煌重新回到新華社。
「從1958年到1978年這20年間國家和黨犯過的錯誤太多，短短一時的平反活動根本沒有完全揭露。尤其是對於某些領導人所犯的錯誤更是提也不敢提，對其所做的錯誤的事情動也不敢動。不敢承認歷史中的錯誤，就不能真正地進步。從現在的情況看，這一點短時間內還很難做到。」戴煌晚年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晚年的戴煌追求民主憲政，扶弱救貧，但對中共一貫拒絕反思的狀態表示了深深的遺憾。
結語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一書中深刻指出：「共產主義並非一種思潮、學說，或者在人類尋找出路時的一個失敗了的嘗試。它是魔鬼，亦稱共產邪靈，由恨和宇宙底層空間各種敗壞物質構成，其終極目的是毀滅人類。」
無論個人、國家或民族，不能清醒地認識中共的邪惡本質，任何恢弘的抱負與夢想也只是南柯一夢而已，窮盡努力都將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避免不了被歷史無情淘汰的悲局。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