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壓的體系（1944—1989）
波蘭的政治鎮壓程度及其採取的各種形式反映了其政治制度的演變。套用一個流行的句式來解釋，「告訴我鎮壓的確切體系，我會告訴你其對應的共產主義階段。」
有兩個主要問題影響對鎮壓系統的描述和分析。首先，因為鎮壓的各個方面都是極其祕密的，許多文件仍然沒有解密。第二，如果只從鎮壓的角度去看待過去，可能會造成對共產主義制度的評估出現偏誤；因為即使在鎮壓最嚴峻的時期，該制度也有其它的功能。不過，任何對於共產政權及其意識形態根源做評估最根本的要點，是鎮壓這個核心。在共產黨壟斷波蘭國家權力的45年中，有五個可辨別的階段，它們的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一個對黨的決策單位和其中一些領導人效忠的祕密警察力量。
一、對國家的武力征服，大恐怖（1944—1947）
在國內層面，共產主義波蘭的國家基礎建立於紅軍的存在之上。在外交政策方面，斯大林的監管是決定性的。蘇聯安全體系的作用不僅限於與新政權的敵人作戰。在經過幾個輕微但重要的調整後，NKVD/KGB的模式成為培養在位於古比雪夫（Kuibyshev，譯者註：前蘇聯一城市）的NKVD官員學校受訓的波蘭共產黨員的首選模式。此外，波蘭安全局還建立起了一個以數百名顧問為核心的中央機構（稱為sovetniki，塞羅夫將軍擔任首席顧問）。盧比揚卡的安全頭目可以通過蘇聯專家網絡獲得他們想要的任何信息，因此莫斯科沒有必要在波蘭建立自己的全面情報網絡。由於波蘭共產黨人和蘇聯共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利益，波蘭安全局成為蘇聯機器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種共同利益在波蘭軍事反間諜系統方面表現得更為顯著。
在波蘭，共產黨人長期以來是個邊緣群體，如果是經由一個民主過程則沒有機會被選中掌權。因為大多數波蘭人在傳統上對蘇聯尤其是俄羅斯，都持謹慎的態度甚至是公開的敵意，特別是在經歷過最近被紅軍「解放」的苦澀之後，共產黨人就更不受歡迎。在戰後最初幾年，反對蘇維埃化的主要力量來自抵抗運動、地下政治團體和合法政黨，其中唯一重要的是波蘭農民黨（即PSL）。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為自己定的第一個任務，是打破波蘭人民的抵抗，鞏固蘇聯式的體系。因此，由公安部長拉德基維奇（Stanislaw Radkiewicz）作為民族解放委員會（1944年7月21日在莫斯科成立）第一位公開露面的代表有顯著意義。波蘭安全機構（1945年後稱為公安部，或MBP）用了整整一年，才能夠接手由紅軍和NKVD開始的權力整合工作。到1945年下半年，MBP組成了一個擁有超過2萬名官員的運作結構（不包括它的警察），以及一個擁有約3萬名全副武裝的士兵、被稱為「內部安全部隊」（KBW）的軍事組織。打擊抵抗力量的戰爭，直到1947年都相當激烈，持續到上世紀50年代早期都是既血腥又殘酷的。鑒於蘇聯武裝部隊和NKVD在波蘭境內部署的人數眾多，波蘭歷史學家不贊成對此戰爭使用「內戰」一詞。
安全機構在所有地區使用了包括滲透、挑釁到平息等各種方法。相對游擊隊一方，它占有物質上的絕對優勢──更多更好的通訊設備和武器，還有從KBW部隊調兵的選項，共產政權從來就不吝使用這項資源。依據負責打擊反共抵抗的「三部」的資料，在1947年的衝突中有1,486人死亡，共產黨方面的損失僅136人。大規模的平息行動不僅由KBW主導，也有正規軍中特別指定的單位。1945年至1948年間，大約有8,700名反政府人士被殺害。大多數這些行動都是由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的，由負責安全和國防的部長們主持。大規模的驅逐，在任何被認為有必要的時候也發生過。烏克蘭人在波蘭東南部的抵抗這一問題正是這樣解決的：1947年4月至7月間，作為代號「維斯拉（Wisla）」（即：維斯瓦拉，Vistula）行動的一部分，波蘭國內所有的烏克蘭人（約14萬人）被驅逐出境並重新安置在波蘭西部和北部早先被德國占領的地區。
安全部門的記錄顯示，許多這些行動都計劃得非常謹慎。例子包括持續發生在1946年6月全民公投期間大規模的作弊行為、1947年1月選舉期間的「準備」（動用了巨大規模的宣傳機器）、把成千上萬人特別放在競選期間抓捕、系統地訴諸於欺詐行為以及發展合作者網絡──截至1946年1月1日這一人數約有17,500。然而很明顯，最典型的的策略是使用蠻力。儘管精確的被囚人犯的數字仍然不得而知，在1947年，大約有32,800人被「三部」逮捕（其中許多人是普通罪犯）。「四部」的任務是保護工業，當年也逮捕了4,500人。在選舉前的幾週內， PSL（波蘭農民黨）約5萬～6萬的武裝分子被MBP各個部門、軍警、KBW和軍隊逮捕。有許多已知的謀殺事件，其中一些可以肯定是由當地共產黨分支執行的。
審訊往往非常殘酷。毆打和折磨很普遍，拘留所的條件也是不人道的。
1945年被捕的反納粹抵抗戰士Kazimierz Moczarski，與1943年一直負責清剿華沙猶太人區的納粹（SS）將軍Jurgen Stroop在同一牢房中被關了225天。在Moczarski被釋放之後，他寫了一篇在獄中面對（納粹）的回憶錄。 以下文字記錄了他在監禁期間的待遇。
Kazimierz Moczarski
囚犯被判終身監禁
1944年8月31日法令第2條
Sztum中央監獄
1955年2月23日
最高刑罰庭法庭
參考號：III K 161/52
根據請求重審並重新考慮之前由我的律師制定的事宜，我做如下宣布：
在1949年1月9日至1951年6月6日由前公安部的一名官員進行調查期間， 我遭到了49種不同類型的酷刑和毆打，我特別指出：
1. 用一根硬橡膠警棍打擊身體特別敏感的部分（鼻梁、下巴、唾液腺，還有突出的部位，如肩胛骨等）。
2. 用覆蓋有粘性橡膠的鞭子打我赤腳的表面，特別是我的腳趾，一個極端痛苦的方法。
3. 用一根硬橡膠警棍打擊我的腳後跟（每個腳一組打十次，每天打幾次）。
4. 撕扯我太陽穴和脖子上的毛髮（稱為「拔鵝毛」），還有鬍鬚、胸毛、會陰和性器官上的毛。
5. 香菸在我的嘴唇和眼瞼上灼燒。
6. 火燒雙手手指。
7. 剝奪睡眠：囚犯被迫直立在一個黑暗的牢房裡7～9天，並遭受打臉來強迫保持清醒……這種方法，官員們稱之為「海灘」（Zakopane），給人帶來近乎瘋狂的狀態。囚犯產生嚴重的心理問題，並看到類似服用麥司卡林和魔法仙人掌（譯者註：均為迷幻劑）才能看到的幻覺。
我還要補充說，有六年三個月我被剝奪了散步（的權利）。有兩年十個月我從未洗過一次澡。約四半年的時間，我被完全隔離，沒能與外部世界聯繫（沒有我家人的消息、沒有信件、書籍、報紙等）。
我上面描述的折磨和痛苦由包括以下的幾個人員執行，Jozef Dusza中校、Jerzy Kaskiewicz指揮官和Eugeniusz Chimczak上尉，他們恐嚇我來提取不實但被認為有必要的口供，來證明對我提出的指控和罪狀。
他們是按照羅贊斯基（[Jozef] Rozanski）上校、[Anatol] Fejgin上校和副部長的命令行事的。盧特考斯基將軍（[Roman]Romkowski，譯者註：MBP高階負責人）在1948年11月30日，當著羅贊斯基上校的面對我講，我將接受一個「純粹是地獄」的調查。實際上這也就正是所發生的。
在許多情況下，當局不滿足於一個總結性的譴責，而是進行公審。在此期間，精心挑選的「公眾」會羞辱被指控的囚犯並對其表現出「人民的仇恨」。一些公審的日期是固定的，以配合各種選舉，使宣傳效果最大化。這個情況發生在對最大的地下組織「自由與獨立」（WIN，Wolnosc i Niezawislosc）的審判。被告不得不從1945年11月等到1947年1月才終於在選舉前一週過堂。另一個常見的手段是指責反德抵抗戰士作為「合作者」。共產黨人在這裡的推理相當簡單，任何不從他們的都是反他們的。所以，主要的反德抵抗單位AK，被認為是希特勒的一個盟友，因為AK實際上並沒有與紅軍並肩作戰。為了讓這些指控看起來可信，蓋世太保的工作人員會被提堂作假證人來證明指控是正當的。
最可恥的司法不公事件之一是有關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的案子。皮雷茨基出生於1901年，他參加了1920年在維爾紐斯對布爾什維克的防守戰。作為一個地主和預備役軍官，他組織了數個騎兵小隊並在1939年被整編加入陸軍。在波蘭戰敗後，他成立了第一批地下抵抗運動中的一個──「波蘭祕密武裝」（成立於1939年11月10日）。1940年，經他本人提議並在AK高級官員的授權下，他自願在一次襲擊中被抓獲，被帶到奧斯威辛（他的犯人編號是4859），並在那裡組織抵抗網絡。1943年4月，他伺機逃脫後，繼續開展他的抵抗活動，特別是在獨立網絡（Niepodleglosc）的工作，隨後還參加了華沙起義。華沙投降後，他被送到穆爾瑙（譯者註：現德國的一個小鎮）的軍官營（Oflag）。獲釋後，他加入了安德斯將軍（Ladislav Anders）的軍隊的第二軍團。1945年秋，他回到波蘭重新加入地下運動，組織了一個小型而高效的網絡，來收集有關國家布爾什維克化的信息，並將其送給安德斯將軍。他在1947年5月5日被捕，遭受酷刑，在1948年3月15日被判處三項死刑。本案中主要的指控是「為外國勢力從事間諜活動」，也就是在西方的波蘭軍隊。他於1948年5月25日被處決，直到1990年才恢復名譽。
黨的領導人自己決定重大審判中的刑期。黨還密切關注安全機構中所有關鍵崗位的任命。
所有有組織和協調的抵抗活動在1947年秋被擊破。在波蘭農民黨（PSL）的幾位領導人逃亡、WIN的第四負責人被捕後，抵抗網絡不再在全國範圍內活動。政治局勢開始趨於穩定：經過多年疲憊不堪的戰爭，社會放棄了得到西方強國援助的所有希望。適應新的現實成為最高的需要，無論這個現實多麼的可恥和討人嫌。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政變，進一步加強了莫斯科對中歐和東歐的控制。波蘭共產黨準備好與其主要盟友社會黨合併。隨著經濟改善和重建工作的進展，波蘭人在以前被德國占領的領土上定居引起了公眾的興趣。這些因素使共產黨能夠進入下一階段：波蘭的蘇維埃化和對整個社會的統治。相當合乎邏輯的，MBP開始減少其人員，其工作人員和和祕密合作者（當時大約45,000人）開始減少。#（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