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婷的《無依之地》出來後，我看了介紹，覺得這位華裔姑娘不簡單，追蹤被拋棄的社會群體——Mobile House（移動房）一族的生存狀態並拍成影片。這部片子得獎後，我為移動房一族高興，希冀忙於拯救各國難民的美國NGO也能伸出手來，幫助一下本國的無望漂泊者；等到趙婷在中國經歷了從「 華人的驕傲」到「辱華者」的輿論之變，突然發現這位電影藝術從業者的遭遇，竟然不經意間折射了中美兩大國各自的社會病，美國之病在於這2000萬移動房族的貧困者成了「房間裡的大象」；中國之病乃在於虛驕的國家自信。
美國房間裡的大象：2000萬貧困者
趙婷這部《無依之地》影片，是以傑西卡·布魯德（Jessica Bruder）那本《移動房一族：21世紀美國的飄移者》（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為腳本拍攝，講述一個60多歲的白人女子在經濟大蕭條中失去了一切，她作為一個居住在貨車裡的現代「遊牧民」，開始了無盡期的漂泊生活。
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在本世紀初，由於國內媒體一知半解的介紹，誤將Mobile House當作美國人一種乘車游遍天涯的浪漫生活。2008年9月，《都市週報》一篇《新遊牧生活：國外「大篷車」一族的寫意人生》就是這樣介紹的。但是我知道，傑西卡·布魯斯在書中描繪的人在美國有不少，只要注意就會知道他們的存在。新澤西州一個森林公園旁邊，就住有上百戶這樣的Nomadland。傑西卡·布魯德（Jessica Bruder）寫道，「像血細胞一樣通過國家的血管移動」，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在2008年經濟衰退後成為難民，像琳達一樣開著各種類型的房車穿越土地在找工作。
這個群體有多大？一位叫做卞中佩的作者曾寫過一篇文章，用非常翔實的資料闡述了移動房的歷史與現實成因，並列出具體數據：1970年，移動房居住者為200多萬；1980年達400多萬；到了2000年，數目將近900萬。目前居住在移動式房屋的美國民眾已高達2000多萬人（另一說是1800萬人），全美移動房園區的數目逾3.8萬個。
漂流天涯出於無奈
以下這組數據來自於Mobile Homeland，可以說明居住者的經濟狀況：
移動房家庭平均年收入2·84萬美元，居民的第一大群體是Z世代，約占23％；第二大群體是嬰兒潮一代，約占22％。其中，15％居民因殘疾或喪失工作能力無法就業，16%的居民是家庭主婦。其中，只有低於5％的移動房居民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符合中國人開輛房車去旅遊的想像。
Z世代剛進入社會，經濟不寬裕在世界都是普遍現象，22%的老年人成為移動房一族，以1800-2000萬估算，大約在400萬上下。據布魯德女士書中引用資料，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中，許多美國人遊牧民族失去了住房，有的連住房帶工作都失去了。 2010年，美國收回了105.05萬套房產。布魯德提醒我們，社會保障福利是微不足道的，特別是對女性而言。她還告訴我們，在撰寫本文時，只有十幾個美國縣和一個大都市區，一個以最低工資全職工作的人可以以公平的市場租金買得起一居室公寓。
趙婷將這部小說改編為電影，通過視像形式衝擊著美國早就嚴重左傾的電影市場，讓這個被因不同原因而忽視的龐大社會群體出現在公眾視野，她得這個金球獎名至實歸。這個群體被忽視的原因在美國現在過於敏感，留待以後有機會再討論。
海外華人對母國的複雜牽纏
趙婷本人在中國先熱後冷的遭遇，則與中國人基於內心自卑而扭曲的國家自信有關，也與海外華人不想脫離母體的文化臍帶這種生存狀態有關。
扭曲的國家自信決定了中國的粉紅們內心極度脆弱，情緒表達非常誇張。海外華人只要獲得一點成就，國內無論是官方宣傳還是粉紅軍團都會與有榮焉。不管那位華人是否有過在中國成長的經歷，是否會說中文，對中國的認同感有多大，一廂情願地將其當作心向祖國的「統戰對象」。但一旦發現這位「統戰對象」曾批評過中國的某種社會現象或中國政府，比如像趙婷，被中國網絡偵探挖出了2013年美國一家電影雜誌對她的採訪。在採訪中，趙婷曾批評中國是一個「到處都是謊言的地方」，還曾說過「歸根到底，美國現在是我的國家。」趙婷不可避免地從「華人的驕傲」成為「辱華者」與「陰陽人」。受到這類待遇的不是她一個人，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網上搜索。
海外華人不想、也不能脫離文化母體生活，有澳大利亞獨立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一項調查為證。洛伊研究所3月初公布了一項對華裔澳洲人的調查：Chinese In Australia 顯示，這項調查在中澳關係嚴重惡化的2020年之後展開，展示了華人移民在移居國地位的脆弱性，以及他們與母國之間牽纏糾結的心態。
許多澳洲華人告訴洛伊研究所，2020年之前，他們覺得澳洲社會越來越歡迎他們。但2020年之後，近半數受訪華人擔心中共對澳洲政治的影響。有近20%的澳洲華人說，他們在過去一年中受到過人身威脅或攻擊，大多數人將這歸咎於疫情流行造成的緊張局勢或堪培拉和北京之間的敵意；約1/3的人說，他們曾遭受過言語虐待或歧視性待遇。
該調查的發起者之一卡薩姆（Natasha Kassam）說，調查顯示了普通華裔澳洲人是如何遭受日益緊張的政治局勢和憎恨的打擊的。她說：「過去一年，澳洲圍繞中國展開的廣泛辯論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外國干預和經濟脅迫方面，這確實似乎是讓澳洲華人在其中受到衝擊。」
調查還證實，澳洲華人主要從微信和中國媒體獲取新聞：約84%的受訪者在微信上看中文新聞；74%的人閱讀中國大陸新聞，包括新華社等官方媒體的報道；只有約1/3的人認為，澳大利亞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是公正和平衡的。
最有意思的是這一組數據：受訪者當中，有64%不在意民主，43%比以前更愛中國的政府體制（China's system of government）。這組數據顯示了兩個問題：在對中共政治體制和民主的態度上，不僅在華人與澳洲社會之間存在著巨大認知裂溝，在華人社區內部也如此。
海外華人因為不喜歡中國或者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來到國外，然後在移民生活的煩勞與遠距離看中國產生的美感夾擊中，多處於澳大利亞華人這種狀態。
最後對「趙婷問題」做個總結：趙婷這部《無依之地》本來只是想觸及美國移動式房屋居民——在美國大地上流浪的「本土外鄉人」的生存困境，卻因獲獎而觸發了中國人對海外華人與母國那極其複雜的情意結，實非她本願，但卻是海外華人將長久經歷的一種精神煎熬。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自由亞洲/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