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年輕又缺乏經驗，沒有錢，又沒有事業的時候，我對那些已經登上了自己領域頂峰的人做出了肯定的假設。我覺得，他們是大膽的人，直言不諱，坦率，願意與人群對抗。這些人對傳統智慧持懷疑態度，每當他們聽到陳舊的斷言時，他們就隨時準備挑戰和爭論。
當我在國家藝術基金會（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為達尼‧喬亞（Dani Gioia）工作時，他曾經告訴我，當他從事廣告工作時，他的團隊會在年底開會審查自己。他們討論自己錯誤的時間五倍於討論自己成績的時間。這就是我想像中發生在每個精英圈子裡的那種堅韌。
然而，看看今天的機構領導人，你見證的是一場老套、膽怯、謹慎的盛會。政治、教育、娛樂、媒體和商界最有權勢的人用精心排練過的、空洞而又標準化的措辭說話。政治正確已經把他們變成了陳詞濫調的機器。
你注意到邁克‧理查茲（Mike Richards）最近寫的道歉嗎？理查茲是遊戲表演界的大人物，是《危險邊緣》（Jeopardy！）和《財富之輪》（Wheel of Fortune）的執行製片人。他也是三屆艾美獎得主。
但是，在理查茲被選為《危險邊緣》的新主持人之後，他在2013年至2014年間在播客上發表的一些評論浮出水面，並為現在流行的文化行為——被高調取消——埋下伏筆。被取消意味著失去他的職位，也意味著一份供詞和懺悔。他的道歉讀起來很痛苦，不是因為感情本身，而是因為他令人沮喪的平庸表情。
理查茲可以說，「是的，我說了一些愚蠢的話，只是想逗笑。我不認為這些話是八年後終止我事業的原因。讓我們放鬆，好嗎？」
不，相反，我們得到了令人作嘔的慣例性腳本。
他說：「面對近十年前錯誤判斷、輕率和麻木不仁的可怕尷尬時刻，我感到很謙卑。」
這聽起來像是近年來我們聽到的所有其它公開道歉，帶著精心策劃的謙卑和清醒的自我對抗戲。那些詞都像代數方程一樣事先計算好了。我們可以預期他們會談到家庭角色以及榜樣的力量，「我今天的責任是作為一個父親，丈夫和公眾人物說話。許多人聽到我在電視上的講話，這意味著我有實質性和認真的義務作為一個榜樣，我打算不辜負他們。」
不過，我不會為此責怪理查茲。這正是他所處的環境，一個令人厭煩和虛假的地方。其他美國人立即認識到它的虛偽。這些聲明聽起來如此真誠，但我們知道它們是如何策劃的。除了懺悔者遭受的物質損失，在那些可預測的語言裡，我們可以看到自我閹割的痛苦。這些人不會自己思考嗎？
理查茲的公共事業已經結束，至少在不久的將來，也許還有遙遠的一年。他會失去什麼？為什麼要正式道歉，背叛自己的心（這正是一個採用了指責者的措辭的人所做的），即使你知道它救不了你。
同樣，這些人不是被生活打敗的人，他們的自我不是被貧窮和失望壓垮的。他們擁有自決的所有條件——金錢、教育、世故、競爭力、成就，然而工人階級的男孩和女孩卻表現出了比成功先生更獨立的精神。
我認為，精英階層的這種順從氣氛在美國民粹主義憤怒情緒的上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精英們對我國非精英的蔑視，每天都在輿論版和自由有線電視新聞節目中表現出來。最近在開車穿過南方聽NPR時，我聽到主持人介紹被採訪者羅賓‧迪安傑洛（Robin DiAngelo，註：她以與「白人脆弱性」——white fragility有關的工作而聞名）時說：「為什麼白人很難談論種族主義？」
將整個種族群體以某種方式視為缺陷的意願，過去被稱為「陳規定型觀念」，開明的人普遍反對。然而，在這裡它提供了一個啟發性的觀察。傲慢是又濃厚又輕浮的。主持人不知道她聽起來多麼自鳴得意，但普通美國人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和聽到這種情緒，他們比精英們更敏銳地辨別出這種蔑視。
令人惱火的是，當這些武斷的精英們需要大膽說話時，他們又顯得如此軟弱、聽話和千篇一律。他們對自己的優勢很狂熱，但個性卻很軟弱。他們自稱是最好的和最聰明的，但當壓力大的時候，他們會陷進愚蠢的政治正確裡。
自由主義聲稱尊重個人的聲音，推崇孤獨的持不同政見者，但從來沒有一個著名的21世紀自由派願意被同儕視為另類。被取消的威脅總是存在，他知道這一點。
一個領導階級恐懼和謹慎的國家有麻煩。不安全感導致錯誤的決定，以及錯誤的象徵。一個站出來為他領導的機構的「系統性」罪道歉的領導人，並沒有表現出適當的敏感和建設性的進步。他只是很軟弱。
這位名人跪了下來，為他幾年前在互聯網上發表的一些「恐懼」言論道歉，這不是正確的悔改，也不是他忽然明白了事理。他只是在羞辱自己。普通美國人得出一個的結論：這些人賺了很多錢，他們非常自滿，對我們失望，但當你細查下去時，就發現他們不是那麼偉大，根本不是。
這是美國叛逆的偉大傳統的終結。本‧富蘭克林（Franklin）離開波士頓，在十幾歲時就獨自謀生。艾默生（Emerson）稱讚自力更生是天才的精髓。梭羅（Thoreau）前往森林，因為他無法忍受同胞們的模仿心態。哈克（Huck）最後的目標是照亮這個領土，知道他永遠不會適應文明社會。
這些人物與當今渴望混入精英階層的美國人正好相反。雄心勃勃的人從小就知道爬梯子意味著適應社會和避免衝動。社會可以感知特立獨行的精神，並把他標記為嫌疑人。我們的領導人是溫順的，他們的意志主要由他們中的大膽人物所觸發。
厭惡唐納德·川普（特朗普）的原因就在於此。困擾精英的不是川普的政治或政策，相反，是他堅強的個性和直言不諱的語言。對他的思想和演講內容，他們可能會以正常的政治方式反對，但該人的性格卻不能這樣處理。他們只能把他的表演當作告誡。他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們沒有，這讓他們對自己感覺不好，因為他們本來應該那樣做。讓我們希望更多的未馴服的人物浮出水面，做（與川普）同樣的事情。
作者簡介：
馬克·鮑爾林（Mark Bauerlein）是大學英語名譽教授。他的作品曾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標準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TLS》和《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發表。
原文「Our Tame Leaders」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