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到1991年是陳雲派完全掌控經濟政策的年代，又是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意氣風發」地「反和平演變」的年代，而鄧小平只能在家生悶氣。但是，得勢的陳雲和失勢的鄧小平都沒有料到，正是陳雲派的「意氣風發」，把陳雲派送入了困境；而陳雲派在經濟上「走麥城」，卻為鄧小平南巡鋪平了道路。鄧小平南巡的主要打擊目標就是江澤民；在鄧小平的直接威脅下，江澤民被迫轉舵，中國的政治氣氛為此一變。
一、鄧小平和陳雲的政治天平如何擺動？
鄧小平和陳雲之間，兩人既有高度的共同點，也有截然相反的政策目標。所謂的高度共同點就是，雙方都強力捍衛中共的統治，為此會不擇手段，比如「六四鎮壓」問題上各自的立場完全一致；所謂的政策目標相反，主要是在經濟改革方面立場相對。由於這兩個派系領袖的這種政治特點，所以他們不致於為了爭奪權力而鬧翻盤；但是，只有一有機會，雙方還是會表示相反的看法和主張，並採取有利於自己這派的行動。經濟局勢或政治局勢的變化經常出乎這兩派的預料。比如，鄧小平沒有料到，他的「價格闖關」決策會闖下大禍，因此，當自己這派處於易於被對方攻擊的位置時，鄧小平會蟄伏下來，等待有利於自己的時機，同時聽任陳雲派「大展宏圖」。如此則一派「意氣風發」之時，另一派不會大吵大鬧，而是悄悄等待對方「走麥城」的那一天。
這種政治天平的上下擺動，建立在兩派彼此完全不同的經濟信念基礎上。鄧小平認為，經濟改革還是必須的，只要不動搖共產黨的統治就行；陳雲則相反，他認定，共產黨國家的經濟只有用計劃經濟體制才能管好，所以他不願意看到計劃經濟體制被鄧小平的改革削弱，而且堅信計劃經濟之下不會出現經濟困境。
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鄧小平和陳雲的爭鬥當中，誰也不打算消滅對方，畢竟他們還是維護這個政權的戰友，彼此爭鬥的「鍘刀」最後往往落到對方的主將身上。比如，陳雲對趙紫陽始終恨之入骨；而「六四」以後江澤民批判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政策，鄧小平對江澤民也同樣恨之入骨。然而，鄧小平自己憋在家裡生悶氣，兩年裡沒有動作，他在等什麼？鄧小平在等陳雲派「走麥城」。
二、陳雲治下的經濟困境令陳雲失勢
「六四」以後，陳雲派從「價格闖關」開始，奪得了經濟政策決策權，旨在清算經濟改革的「治理整頓」方針一直持續到鄧小平南巡的時候。按照計劃經濟官僚們的設想，趙紫陽的那套削弱計劃經濟制度的做法被扭轉之後，中國經濟在陳雲派的掌控下會穩定發展。他們認為，經濟不能「過熱」，所以主要的經濟措施就是收緊經濟活動。然而，「六四」後不過兩年，陳雲主導下的中國經濟迅速陷入困境。1990年開始，在姚依林執行的「治理整頓」經濟方針之下，政府對銀行信貸全面緊縮，令企業的流動資金緊張，同時嚴格控制國營企業的投資，再加上「六四」後外資減少，經濟形勢更加惡化，消費疲軟、工商庫存倍增、製造業衰退、就業困難。1990年全部國營工業的銷售收入超過1萬多億，但盈利企業的利潤只有388億，同時虧損企業的虧損額達到349億，兩者相抵，幾乎整個工業的利潤率為零，大部分企業都處於虧損的邊緣。在這種局面下，就出現了全國經濟「啃」國有銀行的狀況。
當時的金融業由四大國有銀行把持，由於財政赤字占用了一大筆銀行資金，而虧損的國營企業又不歸還貸款，使銀行20％以上的貸款都成為壞帳。到1991年末，四大銀行的壞帳已累積到4,300多億元。銀行出現了巨額壞帳，其壞帳準備金卻幾乎為零，而四大銀行的自有資本只有1,500多億元，無法墊補壞帳損失。這種狀態下，銀行的最大風險是，一旦出現擠提存款，金融系統就可能垮下來，因為四大銀行已經事實上嚴重地資不抵債了。
當時政府用了各種辦法，就是無法把經濟從嚴重的經濟蕭條中拉出來。這種困境充分證明，陳雲的蘇聯版計劃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只會把局面越弄越糟，而陳雲那套蘇聯式經驗對走出經濟困境毫無用處。更準確地講，當時中國的經濟困境，恰恰就是陳雲派奉為圭臬的計劃經濟制度的產物。號稱中共社會主義經濟「最能幹」的當家人陳雲因此陷入了「走麥城」的困境。政治上緊跟陳雲派的江澤民也隨之陷入了困境。江澤民沒料到，雖然政治上似乎陳雲派地位穩固，但經濟上陳雲的經濟方針卻破壞了經濟，讓陳雲派開始失勢。這種局面給鄧小平提供了反擊陳雲派的機會，而前台的江澤民便成了鄧小平的打擊目標。
三、鄧小平南巡的一明一暗兩個任務
現在中共提到鄧小平的南巡，都是正面吹捧他如何「高瞻遠矚」，卻不談他在陳雲的壓力下生兩年「悶氣」的經歷（詳見我2月4日在《大紀元》的文章，《1989-1991，「六四」後鄧小平如何受氣——鄧小平南巡背景之二》）。實際上，鄧小平抓住陳雲「走麥城」的機會，通過南巡，對中南海裡的江澤民放話，要全面逆轉陳雲派過去兩年反改革的經濟方針。鄧小平並不只是喊話而已，這是明的一面；他還有換掉江澤民的具體計劃，這個計劃就是長期被中共掩蓋的、鄧小平南巡的主要目的，即召集軍方和政法系統的祕密珠海會議，部署奪權換人。1992年南巡途中，鄧小平於1月18日抵達武昌站，在車上會見了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和省長郭樹言，當時鄧小平直接點了江澤民的名，要求關廣富和郭樹言給「中央」帶話，「誰反對13大路線誰就下台」。江澤民次日便收到了湖北省委通過中辦機要交通局傳來的絕密件，獲悉此話。隨即江澤民又知道了鄧小平的深圳講話。但是，江澤民在2月20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鄧小平講話之後，當決定用中央文件向下傳達時，江澤民以「容易引起黨內幹部思想不穩」為藉口，刪去了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大量內容。
在中共的官媒上，關於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內容，是深圳市委派人記錄整理並上報的。當時深圳市的官員只知道，鄧小平離開深圳後，坐船渡過珠江，去了珠海；但他們不知道鄧小平去珠海乾什麼。事實上，鄧小平在珠海要祕密會見的就是準備替換江澤民的喬石，這比在深圳的講話更重要。
鄧小平1992年1月19日上午到深圳，他1月23日離開深圳去珠海前，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以鄧小平的「講話很重要，香港有報紙對講話亂猜測」為由，希望深圳報紙做正面報道，被鄧小平駁回；廣東省委書記謝非也再三請示，海外已在傳聞，是否可以正式發個消息？鄧小平仍然不同意。鄧小平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他謀劃中的祕密珠海會議還未開始，他的換馬計劃尚未部署好。
四、祕密珠海會議：軍系和政法頭目對鄧小平效忠
中共出版的有關鄧小平南巡的書中沒提到這次祕密的珠海會議，官方的《鄧小平年譜》中也沒有相關紀錄。但哈佛大學傅高義（Ezra Vogel）的《鄧小平時代》一書披露了珠海祕密會議的部分內容。鄧小平的南巡是以家庭度假的名義離開北京的，江澤民等人並不知道鄧小平要到哪裡去。當時在珠海有一個內部公開的會議正在進行，那就是負責政法的喬石從1月20日到1月24日在珠海主持召開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但鄧小平並不打算在那個會上露面。實際上，1月23日這天，在珠海有兩個會議。一個是半公開的，全國政法系統都派人參加，中南海裡的江澤民當然知道；另一個祕密會議是喬石事先與鄧小平祕密約好的，鄧與陪同他南巡的軍方實際控制人楊尚昆一起，加上從北京趕到珠海的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軍委祕書長兼總政主任楊白冰，而代表政法系統參加祕密會議的就是喬石。
中共外宣官媒《多維新聞》今年1月26日發表的文章《江澤民的應對與抉擇》，引用傅高義書中的內容披露，鄧小平南巡期間曾在珠海召開祕密會議。這次祕密的珠海會議表面上與軍事規劃有關，由政治局常委喬石主持，「由於喬石分管國內治安，開這樣的會似乎順理成章」；然而，當時鄧小平心目中用來替換江澤民的正是喬石，所以這個祕密會議真正的中心話題就是換馬江澤民，即傅高義所說的，「可能和中國領導層的人事安排有關」。在珠海會議上，鄧小平把他在武漢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次：「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筆者註：這是指江澤民）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很顯然，這次會議不是參會的少數高層各自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而已，而是商討如果江澤民不倒向鄧小平，那把他換掉之時以及之後如何穩定政局。《多維新聞》2018年3月26日的文章《江澤民親述：鄧小平曾想用喬石替換我》，也談過同一件事。此文引用傅高義的話說，1992年2月3日（農曆除夕），鄧小平離開珠海5天後，江澤民打破了以往不給鄧小平打電話拜年的習慣，特地借拜年向鄧小平「請安」；傅高義提到，江澤民「後來承認，這次通話並非隨意而為」。此後江澤民便倒向了鄧小平，背離了陳雲派。
鄧小平離開廣東以後到了上海，當時陳雲也在上海，但兩個人都不想見面。知道大勢已去的陳雲懂得，這種時候最好是默認鄧小平的精心謀劃，甚至言不由衷地表示有限的支持。
五、江澤民「考試」過關
江澤民的轉舵歷經數月，在此期間，鄧小平一直不見江澤民，而是在觀察江澤民「拿著」鄧小平出的「試卷」，「考試」能不能過關。1992年2月24日《人民日報》奉命發表了一篇社論《改革的膽子再大一點》，這是中央報紙第一次正式亮牌轉舵。3月9日到10日江澤民在北京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支持鄧小平的南巡講話。3月11日新華社發表了這次政治局會議的長篇新聞，等於以政治局的名義向全民通報了江澤民的轉舵。
當時北京也有一些不懂高層政治的人在議論，鄧小平不過是個普通黨員，他說的這些算數嗎？也有人說，鄧小平背著中央到外地講這些中央沒有討論過的重大問題，是不合適的。其實，在中共的高層政治當中，鄧小平當時不僅仍然有強大的勢力，更重要的是，他捏著江澤民等中南海高層個人安全的命脈。這指的是，江澤民「六四」後雖然接任了軍委主席，但那只是個虛銜，他無法控制軍隊，軍權在楊尚昆手裡；而鄧小平雖然不再擔任軍委主席，但80年代初期他已經把中央辦公廳的警衛局交給了親信楊德中掌管，江澤民接任軍委主席後仍然不能插手警衛局事務。
鄧小平退休後仍然掌控警衛局，為什麼就能掌握江澤民的命脈？2005年1月12日，曾任中共一把手的華國鋒對訪問他的長沙市委祕書長蔣新祺講過：「我們的警衛制度是統一領導，警衛員只負責首長安全，其餘都要聽警衛局的。當首長的指示與警衛局指示相矛盾時，必須無條件執行警衛局的命令。首長外出，警衛員要每天向警衛局報告首長的安全及行蹤。」這段話的意思很清楚，中央警衛局派出的高層隨衛不僅向警衛局報告首長行蹤，而且無條件地執行警衛局下達的任何命令；如果警衛局的命令是把槍指向警衛人員負責保護的首長，這個首長只能束手就擒。當時江澤民既然掌控不了警衛局，他這個名義上的一把手就只能被警衛局掌控。
正是通過這種警衛制度和鄧小平個人對警衛局的掌控，鄧小平能迫使江澤民轉舵；而江澤民自己對能否獲得鄧小平的原諒，其實在1992年10月的中共14大之前都忐忑不安。當時江澤民的心態通過這樣一件小事可見一斑。1992年5月他到玉泉山看望14大報告起草班子，但大家都發現江澤民的情緒不高，面色不好，他還對起草者說，「報告一定要寫好，不管14大誰來作這個報告」。如果這個報告要由別人來作，那他就下台了。那些對政治十分敏感的「筆桿子」們感到，江澤民對自己的地位缺乏信心。
江澤民為了過關鄧的「考試」，1992年6月9日特地到中央黨校省部級學員進修班講話，說明貫徹鄧小平南巡講話需要做些什麼，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3天後江澤民終於獲准去看望鄧小平，鄧小平表示，他對江澤民的講話表示滿意，這讓江澤民如釋重負，算是考試過關了。
我寫了三篇關於鄧小平南巡背景的文章，下次將是最後一篇，分析鄧小平路線的成敗以及習近平如何部分推翻了鄧小平的路線。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