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北京著名的老紅衛兵宋彬彬突然召集了一個文革道歉會，向她的母校北師大女附中在文革中遭受暴力迫害的教師們道歉，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議論，從該校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女教師卞仲耘案，到整個文革的反思、對共產黨、毛澤東的評說，尤其在網路上達到罕見的熱烈程度。衝破了中共對文革議題的管制。焦點人物還是宋彬彬、卞仲耘。一個紅衛兵暴力運動的標誌，一個是這暴力最早的犧牲者。而和我們有關的則是宋彬彬學校的校友，後來成為紅衛兵研究的知名學者王友琴，她的著作《文革受難者》是我們十年前出版的。因此，我們訪問她，並組織了本專題，希望對這場風波作一個記錄。有鑒於中共當局政治上的保守，相關討論遠遠未到終了。我們深信，北京當政者，假如在文革評論上開倒車，中國政治的進步，便無期待可言。
編者按：芝加哥大學高級講師王友琴博士是研究紅衛兵運動的知名學者，其著作《文革受難者》記載近七百名文革死難者的調查材料，也是第一個報導卞仲耘事件的人（宋彬彬正是該殘暴事件的紅衛兵負責人），多年來她和文革「否認派」爭辯不休。宋彬彬指王友琴將「歷史恥辱架」強加於她。
1966-8-18宋彬彬代表紅衛兵向毛澤東獻紅袖章。（網路圖片）
這張照片將作為一場罪惡的暴力運動的象徵，永遠釘在人類的恥辱柱上。
金鐘：您是對文革紅衛兵運動有深入研究的學者，我們開放出版社十年前出版您的著作《文革受難者》，廣受重視，影響深遠。尤其對於北京「紅八月」暴行有迄今無人可及的調查記載，其中包括多所中學發生的學生打老師事件的史料。宋彬彬所在的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副校長卞仲耘事件駭人聽聞。今天宋彬彬的道歉，涉及這個事件。您的看法如何？
王友琴：確實，宋彬彬道歉本月成為大話題。三年前，我發表了一篇文章，
《「你們開了個好頭」：紅衛兵道歉》，介紹北京外國語學校申小珂等八名紅衛兵向校長程璧老師道歉。我認為他們的道歉是一種很道德的行為，尤其是在漫長的三十年裡還沒有人這樣做。後來看到例如紅衛兵領袖和高干子弟陳小魯的道歉。沒有人迫使他們這樣做。因此這種道歉相當高尚，有助於認識文革歷史。但是宋彬彬的情況不一樣。和其他道歉的紅衛兵不同，在過去的十年裡，她一直相當積極地否認文革中的迫害和殺戮。她是紅衛兵中對文革事實的「否認派」。
1966年8月，毛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二次檢閱紅衛兵，接受紅衛兵的袖章。（網路圖片）
金鐘：我知道一些你們之間的爭論。
王友琴：在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Carma Hinton作，2004，英文片名Morning Sun）中宋彬彬兩次出場，強調說她在文革中沒有做過不好的事情，而且她受謠言之害。電影中出現了北京五所中學的紅衛兵。在我的《受難者》網頁上列出的九名受難者，是被這五個中學的紅衛兵打死的。其中兩個是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的。有三名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在電影上談話，沒有一個人為打死的人道歉。這個電影也根本不提紅衛兵打死人。
二零零七年，宋彬彬獲得她母校九十年校慶的「榮譽校友」。她把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大照片掛出來炫耀。被打死的校長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寫了公開信抗議，說她獻的袖章上沾滿了卞仲耘的鮮血。宋彬彬不予理睬。從二零一零年開始，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發表文章和座談記錄。她的兩篇署名文章標題是〈四十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和〈王友琴加於我的歷史恥辱架〉。他們指責我寫的關於卞仲耘之死的文章是「故事」而不是「歷史」。他們還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故事不是歷史》。
金鐘：這我很清楚。也完全不能接受。你那樣的調查記錄，不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呢？歷史當然可以故事的形式來表述。作為出版者，十年來，我沒有聽到一個否定這本書的真實性的意見，相反，都是好評。當然，細節的出入，那是在所難免。遺漏更不必說，我知道的文革死難者就有好多。我在大陸曾聽過內部傳達說，公安系統有統計，死人是一百七十多萬。現在傳說的數字更大。誰能否認？
王友琴：「否認派」的用意，首先是否認文革受難者，因受到迫害、監禁、被殺害以及被迫自殺的人；第二，否認紅衛兵在一九六六年暴力迫害中的主力作用；第三，否認紅衛兵暴力的規模和殘酷程度。直到半個月前，幫助宋彬彬最得力的《記憶》網刊，在去年最後一天的105期上，還有文章說，在上月去世的劉秀瑩，生前曾經告訴他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一九七六年和她關於卞仲耘之死的談話記錄稿是假的。用這樣死無對證的手法來攻擊侮辱受難者家人造假，相當卑鄙。新年一月，宋彬彬突然轉了個身，召開了兩次「道歉會」，還請了媒體來報導。她從「否認派」變成了道歉者。這種扭轉應該歡迎，但是十年來的假話還餘音裊裊沒有停息。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在原北京女附中一個小型會議室作道歉發言。左下是劉進。（網路圖片）
金鐘：在最近的討論中，很多人也提到紅八月五日，他們學校打死卞仲耘的經過。您認為基本情節的要點何在？
王友琴：在最近關於紅衛兵道歉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很多人對當年發生的事情本身，並不大清楚。去年八月五日（那是卞仲耘被打死四十七年的日子）我做了一個在線訪談。結束後，錄像師跟我說：「王老師，原來文革是這麼可怕的呀。我原來以為，文革就是打擊貪官污吏。」
金鐘：是啊，事情過去得太久了。四十七年，是整整兩代人的時間。
王友琴：我給一個時間表：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裡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六月初大學中學全面停課。此後大學停課五年鬧革命。八月一日毛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紅衛兵組織廣泛建立。八月，清華附中有三人在遭到紅衛兵侮辱和毆打後「自殺」，兩人死亡。八月五日，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被活活打死。其後還有一名校外飯店十九歲女服務員被紅衛兵打死。八月十八日，毛在天安門接見一百萬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問她的名字後，說「要武嘛」。這番對話發表在報紙頭版。八一八後，暴力全面升級，每日打死人的數字迅速上升，從一位數到兩位數再到三位數，九月一日達到最高峰。兩個多星期裡，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運屍體的卡車和平板三輪不加遮蓋地開過大街，屍體在火葬場裡堆積起來，來不及焚燒。目擊者說，那裡的景象慘不忍睹。另外，按照紅衛兵「通令」，有近十萬北京居民被作為「階級敵人」掃地出門「遣返」去農村，佔北京市人口的百分之二。隨著「革命大串連」活動展開（免費火車和食宿），紅衛兵暴力也迅速在全國推廣。
王友琴：我調查過兩百多所學校。僅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就有六名校長和教員在八月被活活打死。在卞仲耘之後，是北京第三女中校長沙坪和語文教員韓靜芳，第十五女中校長梁光琪，第四女中生物教員齊惠芹，北京第十女中語文教員孫迪。另外，我在調查中也沒有發現全國有一所學校在文革中沒有對校長老師施行暴力迫害。可見，紅衛兵暴力，不是個別案例也不是由「偏激」「失控」導致，而是通過組織、動員展開的大規模的暴力浪潮。後來把暴力的「鬥爭會」和「牛棚」這樣的具體迫害方式推廣到了每個地方，沿用了整個文革十年。而在社會改造方面，北京五十萬間私人房子被全部沒收，直到八十年代，人們才開始擁有自己的房子。
金鐘：宋彬彬的道歉，說「沒有保護好校長老師」的安全。並申明「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究竟她們對卞校長「遇難」，負有怎樣的責任？
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書裡，有六百五十九名受難者，他們中有教師，校長，也有校工和因為住在自己的房子裡而被打死的人。感謝您出版了這本書並且設計了書的封面。書出版十年來，網際網路的普及，人們的信息比以前靈通，也能直接給我寫信。十年來，有新的材料表明，宋彬彬對卞仲耘之死的責任比我在《文革受難者》書裡寫的要大。
首先，八月五日「鬥爭」五名學校領導人，是該校革委會預先組織的，而非自發的。而革委會沒有主任，由副主任宋彬彬和劉進負責執掌學校，「鬥爭會」由她們決定並通知五名鬥爭對像。這一點很重要，沒有這個鬥爭會，也就不會有紅衛兵集體施暴，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我寫書時不知道。還以為「鬥爭會」是有些人自發搞起來的。後來還知道了誰該進勞改隊，也是由革委會決定的。那麼，宋彬彬在女附中的所有暴力中的責任，就很明顯了。
前年，我還看到了八一八在天安門廣場大會上戴過的紅衛兵袖章，上面蓋有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圓形公章。可見，那時，該校紅衛兵的權力建制已經相當完備。
此外，十年來還瞭解到更多的受難者死亡時間，也更清楚地表明宋彬彬在天安門上向毛獻紅衛兵袖章在暴力全面升級中的作用。
金鐘：您在調查文革罪行過程中，有一些什麼遭遇？對您的書和文章有些什麼反應？
王友琴：我做的文革受難者紀念網頁在二零零一年上網，第二年就被封鎖，直至今天。二零零四年《文革受難者》出版後，有多名讀者告訴我，他們在香港買了這本書，可是在回大陸時，被海關沒收了。我也聽說在內地出現了「盜版本」，有不同樣式的版本。一位讀者來信說，他買到《文革受難者》十五元，《墓碑》上下兩冊二十元。有一名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前紅衛兵特地送來一本盜版《文革受難者》給我。《文革受難者》寫到兩名受難者，北京外語學院附中的張輔仁老師和北師大第二附中的靳正宇老師，他們的大學同班同學看到了書，請我吃飯，還告訴我這個師範大學三十來人的班裡還有一名受難者廉秀文，北京地安門中學的老師。這三名受難者的同學陳老師，是習近平小學六年級的語文老師。一九六六年，習近平正上六年級。陳老師告訴我，因為習近平的父親的事，習近平在學校裡被「鬥爭」，還被打過。
從二零零八年末開始，紅衛兵中的一些「否認派」發表文章，否認《文革受難者》書中通過尋訪寫出的紅衛兵暴行。希望這次關於「道歉」的討論能幫助大家瞭解，究竟誰的是「故事」，誰的是「歷史」。
金鐘：這次道歉究竟會有多大效果？
王友琴：文革的殘忍和野蠻，是千千萬萬中國人都經歷過看到過的。如果不將這些野蠻和殘忍記錄下來，並加以譴責，那是更加可怕的事情：意味著歷史可能重演。北京的報紙報導了宋彬彬的道歉會，這是一個開頭，讓普通人來瞭解這件事⋯⋯實際上，非常明顯，宋彬彬式的迴避受難者的道歉，連沒有經過文革的年輕人也能看出問題。有人問：宋彬彬和劉進，只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們怎麼會有辦公室？他們怎麼會有「保護好校長和老師」的責任？他們在道歉些什麼啊。他們太自我中心了，以為我們都是弱智者？
金鐘：您覺得在中共官方對文革隻作抽像否定的形勢下，他們有沒有可能進一步總結文革教訓，處理文革的遺留問題？
王友琴：紅衛兵組織，在一九七八年已被取消。現在，我們應該進行一次對文革暴行的全面的公開的認真的討論。我希望，當局能開放對文革歷史的討論，讓人們記載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受難者們，不論他們生前的地位高低；而且，對文革受難者的家屬和在文革中遭到殘害的人們，不但要向他們道歉，而且要給予經濟補償。用這兩種方式，來使死者和生者得到安寧。雖然現在阻力還很大，但是我仍然樂觀。「否認派」們不會贏。中國不是一個有宗教傳統的國家，但是中國有寫歷史的傳統，通過書寫歷史來分辨是非善惡，來學習教訓。
（時間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紐約／芝加哥）
──轉自《開放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編者按：芝加哥大學高級講師王友琴博士是研究紅衛兵運動的知名學者，其著作《文革受難者》記載近七百名文革死難者的調查材料，也是第一個報導卞仲耘事件的人（宋彬彬正是該殘暴事件的紅衛兵負責人），多年來她和文革「否認派」爭辯不休。宋彬彬指王友琴將「歷史恥辱架」強加於她。
1966-8-18宋彬彬代表紅衛兵向毛澤東獻紅袖章。（網路圖片）
這張照片將作為一場罪惡的暴力運動的象徵，永遠釘在人類的恥辱柱上。
金鐘：您是對文革紅衛兵運動有深入研究的學者，我們開放出版社十年前出版您的著作《文革受難者》，廣受重視，影響深遠。尤其對於北京「紅八月」暴行有迄今無人可及的調查記載，其中包括多所中學發生的學生打老師事件的史料。宋彬彬所在的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副校長卞仲耘事件駭人聽聞。今天宋彬彬的道歉，涉及這個事件。您的看法如何？
王友琴：確實，宋彬彬道歉本月成為大話題。三年前，我發表了一篇文章，
《「你們開了個好頭」：紅衛兵道歉》，介紹北京外國語學校申小珂等八名紅衛兵向校長程璧老師道歉。我認為他們的道歉是一種很道德的行為，尤其是在漫長的三十年裡還沒有人這樣做。後來看到例如紅衛兵領袖和高干子弟陳小魯的道歉。沒有人迫使他們這樣做。因此這種道歉相當高尚，有助於認識文革歷史。但是宋彬彬的情況不一樣。和其他道歉的紅衛兵不同，在過去的十年裡，她一直相當積極地否認文革中的迫害和殺戮。她是紅衛兵中對文革事實的「否認派」。
1966年8月，毛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二次檢閱紅衛兵，接受紅衛兵的袖章。（網路圖片）
著作被指責是故事，不是歷史
金鐘：我知道一些你們之間的爭論。
王友琴：在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Carma Hinton作，2004，英文片名Morning Sun）中宋彬彬兩次出場，強調說她在文革中沒有做過不好的事情，而且她受謠言之害。電影中出現了北京五所中學的紅衛兵。在我的《受難者》網頁上列出的九名受難者，是被這五個中學的紅衛兵打死的。其中兩個是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的。有三名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在電影上談話，沒有一個人為打死的人道歉。這個電影也根本不提紅衛兵打死人。
二零零七年，宋彬彬獲得她母校九十年校慶的「榮譽校友」。她把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章的大照片掛出來炫耀。被打死的校長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寫了公開信抗議，說她獻的袖章上沾滿了卞仲耘的鮮血。宋彬彬不予理睬。從二零一零年開始，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發表文章和座談記錄。她的兩篇署名文章標題是〈四十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和〈王友琴加於我的歷史恥辱架〉。他們指責我寫的關於卞仲耘之死的文章是「故事」而不是「歷史」。他們還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故事不是歷史》。
金鐘：這我很清楚。也完全不能接受。你那樣的調查記錄，不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呢？歷史當然可以故事的形式來表述。作為出版者，十年來，我沒有聽到一個否定這本書的真實性的意見，相反，都是好評。當然，細節的出入，那是在所難免。遺漏更不必說，我知道的文革死難者就有好多。我在大陸曾聽過內部傳達說，公安系統有統計，死人是一百七十多萬。現在傳說的數字更大。誰能否認？
王友琴：「否認派」的用意，首先是否認文革受難者，因受到迫害、監禁、被殺害以及被迫自殺的人；第二，否認紅衛兵在一九六六年暴力迫害中的主力作用；第三，否認紅衛兵暴力的規模和殘酷程度。直到半個月前，幫助宋彬彬最得力的《記憶》網刊，在去年最後一天的105期上，還有文章說，在上月去世的劉秀瑩，生前曾經告訴他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一九七六年和她關於卞仲耘之死的談話記錄稿是假的。用這樣死無對證的手法來攻擊侮辱受難者家人造假，相當卑鄙。新年一月，宋彬彬突然轉了個身，召開了兩次「道歉會」，還請了媒體來報導。她從「否認派」變成了道歉者。這種扭轉應該歡迎，但是十年來的假話還餘音裊裊沒有停息。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在原北京女附中一個小型會議室作道歉發言。左下是劉進。（網路圖片）
打死老師不是個案是有組織的暴力
金鐘：在最近的討論中，很多人也提到紅八月五日，他們學校打死卞仲耘的經過。您認為基本情節的要點何在？
王友琴：在最近關於紅衛兵道歉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很多人對當年發生的事情本身，並不大清楚。去年八月五日（那是卞仲耘被打死四十七年的日子）我做了一個在線訪談。結束後，錄像師跟我說：「王老師，原來文革是這麼可怕的呀。我原來以為，文革就是打擊貪官污吏。」
金鐘：是啊，事情過去得太久了。四十七年，是整整兩代人的時間。
王友琴：我給一個時間表：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裡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六月初大學中學全面停課。此後大學停課五年鬧革命。八月一日毛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紅衛兵組織廣泛建立。八月，清華附中有三人在遭到紅衛兵侮辱和毆打後「自殺」，兩人死亡。八月五日，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被活活打死。其後還有一名校外飯店十九歲女服務員被紅衛兵打死。八月十八日，毛在天安門接見一百萬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問她的名字後，說「要武嘛」。這番對話發表在報紙頭版。八一八後，暴力全面升級，每日打死人的數字迅速上升，從一位數到兩位數再到三位數，九月一日達到最高峰。兩個多星期裡，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運屍體的卡車和平板三輪不加遮蓋地開過大街，屍體在火葬場裡堆積起來，來不及焚燒。目擊者說，那裡的景象慘不忍睹。另外，按照紅衛兵「通令」，有近十萬北京居民被作為「階級敵人」掃地出門「遣返」去農村，佔北京市人口的百分之二。隨著「革命大串連」活動展開（免費火車和食宿），紅衛兵暴力也迅速在全國推廣。
金鐘：您調查過多少學校？
王友琴：我調查過兩百多所學校。僅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就有六名校長和教員在八月被活活打死。在卞仲耘之後，是北京第三女中校長沙坪和語文教員韓靜芳，第十五女中校長梁光琪，第四女中生物教員齊惠芹，北京第十女中語文教員孫迪。另外，我在調查中也沒有發現全國有一所學校在文革中沒有對校長老師施行暴力迫害。可見，紅衛兵暴力，不是個別案例也不是由「偏激」「失控」導致，而是通過組織、動員展開的大規模的暴力浪潮。後來把暴力的「鬥爭會」和「牛棚」這樣的具體迫害方式推廣到了每個地方，沿用了整個文革十年。而在社會改造方面，北京五十萬間私人房子被全部沒收，直到八十年代，人們才開始擁有自己的房子。
宋彬彬是校紅衛兵暴力的領導者
金鐘：宋彬彬的道歉，說「沒有保護好校長老師」的安全。並申明「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究竟她們對卞校長「遇難」，負有怎樣的責任？
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書裡，有六百五十九名受難者，他們中有教師，校長，也有校工和因為住在自己的房子裡而被打死的人。感謝您出版了這本書並且設計了書的封面。書出版十年來，網際網路的普及，人們的信息比以前靈通，也能直接給我寫信。十年來，有新的材料表明，宋彬彬對卞仲耘之死的責任比我在《文革受難者》書裡寫的要大。
首先，八月五日「鬥爭」五名學校領導人，是該校革委會預先組織的，而非自發的。而革委會沒有主任，由副主任宋彬彬和劉進負責執掌學校，「鬥爭會」由她們決定並通知五名鬥爭對像。這一點很重要，沒有這個鬥爭會，也就不會有紅衛兵集體施暴，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我寫書時不知道。還以為「鬥爭會」是有些人自發搞起來的。後來還知道了誰該進勞改隊，也是由革委會決定的。那麼，宋彬彬在女附中的所有暴力中的責任，就很明顯了。
前年，我還看到了八一八在天安門廣場大會上戴過的紅衛兵袖章，上面蓋有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圓形公章。可見，那時，該校紅衛兵的權力建制已經相當完備。
此外，十年來還瞭解到更多的受難者死亡時間，也更清楚地表明宋彬彬在天安門上向毛獻紅衛兵袖章在暴力全面升級中的作用。
金鐘：您在調查文革罪行過程中，有一些什麼遭遇？對您的書和文章有些什麼反應？
王友琴：我做的文革受難者紀念網頁在二零零一年上網，第二年就被封鎖，直至今天。二零零四年《文革受難者》出版後，有多名讀者告訴我，他們在香港買了這本書，可是在回大陸時，被海關沒收了。我也聽說在內地出現了「盜版本」，有不同樣式的版本。一位讀者來信說，他買到《文革受難者》十五元，《墓碑》上下兩冊二十元。有一名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前紅衛兵特地送來一本盜版《文革受難者》給我。《文革受難者》寫到兩名受難者，北京外語學院附中的張輔仁老師和北師大第二附中的靳正宇老師，他們的大學同班同學看到了書，請我吃飯，還告訴我這個師範大學三十來人的班裡還有一名受難者廉秀文，北京地安門中學的老師。這三名受難者的同學陳老師，是習近平小學六年級的語文老師。一九六六年，習近平正上六年級。陳老師告訴我，因為習近平的父親的事，習近平在學校裡被「鬥爭」，還被打過。
從二零零八年末開始，紅衛兵中的一些「否認派」發表文章，否認《文革受難者》書中通過尋訪寫出的紅衛兵暴行。希望這次關於「道歉」的討論能幫助大家瞭解，究竟誰的是「故事」，誰的是「歷史」。
希望當局開放對文革歷史的討論
金鐘：這次道歉究竟會有多大效果？
王友琴：文革的殘忍和野蠻，是千千萬萬中國人都經歷過看到過的。如果不將這些野蠻和殘忍記錄下來，並加以譴責，那是更加可怕的事情：意味著歷史可能重演。北京的報紙報導了宋彬彬的道歉會，這是一個開頭，讓普通人來瞭解這件事⋯⋯實際上，非常明顯，宋彬彬式的迴避受難者的道歉，連沒有經過文革的年輕人也能看出問題。有人問：宋彬彬和劉進，只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們怎麼會有辦公室？他們怎麼會有「保護好校長和老師」的責任？他們在道歉些什麼啊。他們太自我中心了，以為我們都是弱智者？
金鐘：您覺得在中共官方對文革隻作抽像否定的形勢下，他們有沒有可能進一步總結文革教訓，處理文革的遺留問題？
王友琴：紅衛兵組織，在一九七八年已被取消。現在，我們應該進行一次對文革暴行的全面的公開的認真的討論。我希望，當局能開放對文革歷史的討論，讓人們記載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受難者們，不論他們生前的地位高低；而且，對文革受難者的家屬和在文革中遭到殘害的人們，不但要向他們道歉，而且要給予經濟補償。用這兩種方式，來使死者和生者得到安寧。雖然現在阻力還很大，但是我仍然樂觀。「否認派」們不會贏。中國不是一個有宗教傳統的國家，但是中國有寫歷史的傳統，通過書寫歷史來分辨是非善惡，來學習教訓。
（時間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紐約／芝加哥）
──轉自《開放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